在群星璀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將軍中，楊得志和楊勇是傑出的代表，他們在1955年都被授予上將軍銜。兩人在數十年戎馬生涯中有許多共同的經歷，楊勇曾三次被任命為楊得志的副手。從1936年春的陝北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總參謀部，在漫長的革命歲月裡，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兄弟愛。
老鄉相識分外親
楊得志，1911年生，湖南省醴陵縣人，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後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先後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科長、團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率團擔負前衛和先遣任務。曾指揮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突破烏江天險，組織“十八勇士”突擊隊強渡大渡河，初步顯示出了優秀的軍事指揮才能。楊勇比楊得志小兩歲，湖南省瀏陽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三軍團連政委、營長兼政委、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等職，1934年1月獲得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頒發的三等紅星獎章。長征途中，楊勇率領的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付出沉重代價，與兄弟部隊完成了掩護中央領導機關安全渡過湘江的任務。湘江之戰後，他率部英勇奮戰，多次完成上級賦予的作戰任務。
楊得志屬於紅一軍團，楊勇屬於紅三軍團，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二萬五千里長徵中，紅一、紅三軍團經常在戰鬥中互相配合，殲滅敵人，他們在同一個烽火連天的戰場上作戰，在同一條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行軍。雙方都久聞其名。楊得志早聽說楊勇是紅三軍團中年輕而又優秀的團政委之一，而楊勇對率部突破烏江、強渡大渡河的紅一團團長楊得志的大名和事蹟也早就耳熟能詳。到了長征後期，因部隊減員過多，經整編，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楊得志團被編為第一縱隊第一大隊，任大隊長；楊勇團被編為第二縱隊第十大隊，任大隊政治委員。由於戎馬倥傯相聚時少，兩人一直不能相識。
1936年春，紅軍東征山西勝利回師後，在陝北召開的一次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時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第一路軍第一師副師長的楊得志和第四師第十團政委的楊勇第一次相識。那次會議期間，大家興高采烈地在一起會餐，楊得志坐的桌子離楊勇不遠，他們以茶當酒，互相祝賀勝利。在他們互相交談的過程中，才知道兩人是湖南老鄉，而且醴陵和瀏陽是相鄰的兩縣。楊勇聽說楊得志比他大兩歲，就脫口叫了一聲：“老楊哥。”以後每次見面，楊勇總要用這種親密無間的稱呼“老楊哥”來表達對戰友的情誼。無論是在抗戰時期的平型關大戰、堅持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和抗美援朝戰爭的日日夜夜，還是最後在朝夕相處的總參謀部，對楊得志“老楊哥”的親切稱呼一直伴隨至楊勇生命的最後一刻。
革命生涯常分手
1936年5月，“抗日先鋒軍”又改回紅一方面軍，楊勇調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委，楊得志調任紅二師師長。隨即，楊得志和楊勇與第一師師長陳賡、第二師政委蕭華等人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留念。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稱第十八集團軍）。楊得志任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團團長，楊勇任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團政委。不久，他們分別率部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鬥。隨後，兩人一度戰鬥在晉東南一帶，在那裡一起共同擴兵，冬季練兵，度過了一段十分難忘的時光。
1939年初，第一一五師主力一部東進山東，楊得志奉命率部東進冀魯豫邊區，先後任冀魯豫支隊司令員、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勇率部開闢魯西抗日根據地，後擔任第一一五師獨立旅旅長兼政委，不久任第三四三旅旅長兼魯西軍區司令員。雖說分在兩個軍區，但在共同抵禦日寇侵略和打擊偽、頑的戰鬥中，他們都不忘緊密配合，互相支援。一次在山東東明縣的戰鬥中，楊得志指揮的冀魯豫軍區部隊，同魯西軍區楊勇部和另一支兄弟部隊一起反擊頑軍。楊得志帶部隊攻入縱深地區後，由於另一支兄弟部隊撤出了戰鬥，使得楊得志部陷入重圍。值此嚴重情況下，楊勇挺身而出，對楊得志說:“你放心，不勝利我決不撤出戰鬥，我們一塊打！”在楊勇率部主動配合下，終於打垮了頑軍。
1941年7月，魯西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統稱冀魯豫軍區。兩軍區主力部隊統一編為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楊得志，副司令員楊勇。楊得志和楊勇終於可以在同一個單位共事了，這是楊勇第一次給“老楊哥”當副手。不料，他倆連個面也沒有見著。之前的4月，楊勇作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參加七大，後因七大延期進入軍事學院、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春，中央軍委決定楊勇回冀魯豫根據地傳達延安整風精神。當楊勇回到冀魯豫軍區時，楊得志已於1944年1月離開冀魯豫軍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帶領冀魯豫軍區主力部隊前往延安，擔負守衛黃河河防、保衛延安和保衛黨中央的重任。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楊得志回到冀魯豫軍區，任冀魯豫縱隊司令員。時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的楊勇才又見到闊別4年多的楊得志。然而他們並肩戰鬥沒多久，根據中央要求，楊得志和蘇振華政委率領以原冀魯豫軍區部隊為主組成的晉冀魯豫軍區第一縱隊離開晉冀魯豫根據地，過境晉察冀軍區準備到東北。後由於形勢變化，楊得志留在晉察冀軍區工作，蘇振華帶第一縱隊迴歸晉冀魯豫軍區建制。而後，根據晉冀魯豫軍區指示，第一縱隊與晉冀魯豫第七縱隊楊勇部在山東濮縣白衣閣合編，成立新的第一縱隊，楊勇任司令員，蘇振華任政治委員。名稱還是楊蘇縱隊，只是司令員由楊得志換成楊勇了。之後楊得志和楊勇分屬於不同的戰略區，楊得志留在晉察冀軍區，參加瞭解放華北的一系列戰鬥，後率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挺進大西北；楊勇隨劉鄧大軍南下，逐鹿中原，參加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並率人民解放軍第五兵團挺進大西南。隨後，他們終於迎來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朝鮮戰爭爆發後，1951年6月12日，楊得志和李志民政委率志願軍第十九兵團跨過鴨綠江，雄赳赳、氣昂昂地殺上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第一線。出國前，周恩來總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見楊得志等人，為他們餞行。周總理自豪地說：“要把你們‘三楊’（楊得志、楊勇、楊成武）都拿出去，叫做‘三楊開泰’！”1953年5月11日，志願軍第二十兵團楊勇司令員和王平政委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征途。16日，楊勇和王平抵達志願軍總部駐地檜倉，志願軍代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楊得志熱情地歡迎他們。老遠，楊勇就看到了楊得志，興奮得直呼：“老楊哥！老楊哥！”邊喊邊疾步走上前去，緊緊握住楊得志的手，久久不肯放下。昔日並肩戰鬥的戰友，如今異國重逢，兩人有說不盡的話題。後來在楊得志等志司首長的大力支持下，楊勇率部在金城反擊戰中給予美國侵略軍以沉重打擊。1954年2月，楊勇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由於鄧華代司令員已經回國，楊勇協助楊得志領導志願軍總部工作。10月，楊得志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員，楊勇仍任副司令員，這是楊勇第二次給“老楊哥”當副手。遺憾的是，此時，楊得志也已先期回國，他是在國內接到任命的，組織上已確定他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志願軍主要領導工作的擔子，由楊勇擔負。1955年4月，楊勇接任志願軍司令員。
非常歲月遞溫情
楊得志和楊勇從抗美援朝前線先後回國後，都被中央軍委委以重任，楊得志一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勇則先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兩人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衛國家安全和加強部隊全面建設上。20世紀60年代，他們分別組織領導濟南軍區、北京軍區部隊進行大練兵，1964年率軍事訓練尖子在北京彙報表演，接受黨中央、毛主席的檢閱，受到高度讚揚。這一時期，儘管楊得志和楊勇不在同一地工作，但他們始終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結下的深情厚誼。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錯誤思潮蔓延到軍隊，一大批開國功臣戰將成了被批鬥的對象，楊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楊勇當做其篡黨奪權障礙的林彪，以“彭（德懷）、黃（克誠）集團漏網分子”的罪名，對楊勇進行政治誣陷。1967年1月22日，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被軍區造反派抓走、扣押，後下放到河北邯鄲某部隊農場勞動改造。1971年1月31日，楊勇摔斷腿後，由於腿傷過重，輾轉到幾家部隊醫院，都要給楊勇做截肢，楊勇堅決不同意。隨後楊勇被送往石家莊白求恩醫院，但醫院的設備和技術存在不足。周恩來總理得知後，親自打電話給總參謀部，派飛機把楊勇接到北京301醫院進行手術治療。4月底楊勇出院後暫住在總政治部招待所，不知道下一步前往何處。這時，老戰友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要楊勇到武漢休養，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要他到瀋陽。
不久，時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司令員的楊得志來看望楊勇，邀請楊勇到他管轄下的山東療養。楊得志乾脆對楊勇說：“我現在還有一席之地，請你們到我這裡吧。”1971年5月中旬，楊勇按照楊得志的安排，架著雙柺和夫人林彬、女兒京京等來到青島，住進了濟南軍區第一療養院位於太平角的房子。楊勇住在青島，沒有任何職務，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清閒的時光。療養的環境也很好。楊得志給他安排在療養院，冬天的房子離海邊遠一些，有暖氣；夏天的房子則靠近大海，海風習習。楊勇經常拄著柺杖在療養院附近活動。離他們不遠處的海邊有一個海水養殖場，所以海邊能看到飄來的零星海帶，楊勇和孩子們不時下海撈海帶。他有時也帶孩子們去沙灘上挖蟶子，釣螃蟹。楊勇還經常指揮孩子們到隔壁鐵路療養院鍋爐房後邊的麥地裡“偷”挖野菜，回來包餃子吃。在“老楊哥”的多方關照下，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鍛鍊，楊勇的雙柺換成了單拐，單拐變成了手杖。
周恩來總理也十分關心楊勇的處境。1972年春天兩次詢問楊勇的下落：第一次總政回答不在北京，不知道在哪裡，需要查詢；第二次詢問得知在青島養病，才放下心來。後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楊勇告別“老楊哥”，離開生活了一年的青島，回到北京。1972年7月楊勇復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6月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
相聚相離在總參
粉碎“四人幫”後，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下，楊得志、楊勇分別帶領武漢軍區、新疆軍區撥亂反正，清除左的影響，清查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狠抓各級黨委和支部的整頓，加強戰備訓練，落實各項戰備制度和規定，使所屬部隊正規化建設有了長足進展。1977年8月，楊勇任中央軍委委員和列席常委。9月，他再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協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鄧小平主持總參日常工作。楊勇深知總參作為中央軍委的辦事機關和全軍的軍事統帥機關，肩負的責任重大。他到任後，堅決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關於軍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積極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推動總參謀部各項建設邁上新臺階。楊得志則於1979年1月臨危受命，由武漢軍區司令員調任昆明軍區司令員，在保衛西南邊疆的作戰中，他親臨一線部隊指揮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
1979年底，由於工作太忙，鄧小平決定不再兼任總參謀長。經小平同志徵求幾位老同志的意見後，認為楊勇打仗不錯，團結同志，工作負責，擬由他接任總參謀長。後來，中央對總參謀長的人選又有新的考慮。1980年2月，楊得志任總參謀長，楊勇協助他抓全盤工作。這是楊勇第三次擔當“老楊哥”的副手，也是朝夕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3年）。對楊得志的到來，楊勇表示熱烈歡迎，並相信楊得志來主持總參工作，總參一定會有新的面貌。為了讓“老楊哥”熟悉部隊情況，楊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視察。雖然有些地方楊勇剛去過不久，但仍然堅持陪同前往，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向總長現場彙報、介紹情況。在東北勘察地形時，有一天，在部隊視察，適逢下雨，楊得志和楊勇不顧雨淋，堅持看完全部軍事表演課目，使部隊指戰員很受鼓舞。1982年2月，楊勇陪同楊得志視察西沙群島的建設，詳細詢問指戰員們的生活情況。離島時，戰士們戀戀不捨地說：“希望首長再來！”楊勇樂觀、爽朗地回答：“一定再來看大家！”他和楊得志約定第二年的春天再去西沙，但卻成了永遠的遺憾。
1982年初起，楊勇逐漸感覺身體不適。經解放軍總醫院檢查，確診為肺癌。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親切關懷下，經過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楊勇的病情明顯好轉，恢復得不錯。楊得志曾勸他休息一年，他卻執意不肯。他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倖存者，活著就得拚命幹！”楊勇堅持出席黨的十二大，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堅持總參的日常工作。直至再次入院前，他還在總參黨委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作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發言，對全軍和總參機關的建設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住院期間，楊得志幾次去探望他，他總是說：“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為我分散精力了。”後來他的病情嚴重惡化，講話都困難了。他還吃力地對楊得志說：“告訴醫生不要再用藥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費，不要再浪費國家和人民的錢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傳來了楊勇病危的消息。楊得志立即趕往醫院，醫務人員正在緊張地搶救，楊勇已經失去了知覺，連人也認不清了。當晚，楊得志處理完一天的工作，久久不能入睡。次日凌晨1時40分，祕書來敲門的時候，楊得志的心一下子冷了下來。當他再次趕到醫院，楊勇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永遠地離開了。想到自己身體健康，戰友卻已永別，楊得志意識到再也聽不到楊勇那真誠、親切、充滿戰友情誼的呼喚時，他的淚水再也止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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