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作家茅盾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40年，他逃出新疆軍閥盛世才的虎口，經西安到延安，後又從延安到重慶。旅途所得，寫成了散文集《見聞雜記》，《“戰時景氣”的寵兒——寶雞》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開首，茅公就寫道：“寶雞，陝西省的一個不甚重要的小縣，戰爭使它嶄露頭角。人們稱之為‘戰時景氣’的寵兒。
一個不甚重要的關中西府小縣為何成了“戰時景氣”的寵兒?“隴海鐵路、川陝大道，寶雞的地位是樞紐。”茅公的這一分析十分精到。
“寵兒”寶雞，因路而興。1937年7月7日開始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又為寶雞的興起提供了時代的契機。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寶雞處在大後方的前沿，其時大量的人流和物流湧聚寶雞，使得寶雞嶄露頭角，一下子“景氣”了起來。
此時，大批的外省人(多為河南人)逃難至寶雞，成了在此重建家園的主力軍。1938年 6月9日，蔣介石下令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阻擊日軍，造成黃河決堤改道， 89萬百姓葬身洪水， 390萬災民無家可歸;在 1942年夏到 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有 300餘萬人餓死，另有 300餘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 1944年的豫中會戰、1945年的豫西會戰，都使成千上萬的河南老百姓淪為戰爭難民。
他們背井離鄉，拖兒帶女，沿隴海鐵路向西逃難，其中不少人挑著簡陋的行李落腳於寶雞。這些河南同胞，在寶雞的渭河灘與北坡一帶搭屋蓋棚，勉強安家， 使寶雞城人口由六七千人激增到七萬人。自此至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寶雞老城區被稱為“小河南”，可見抗戰時湧入寶雞的河南人之多。著名文學家李準的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中，就有主人公李麥到寶雞尋找失散鄉親的情節。著名豫劇表演家常香玉也是在抗戰期間，在寶雞創辦了河聲劇院(在今漢中路北口)和原東巷小學(在今北坡狄家坡)。
此時，大量的沿海工廠內遷，資金技術西移，當時的隴海鐵路西段終點站寶雞，成了這些工廠的落腳點。其中，著名民族工商企業榮氏家族開辦的申新公司由武漢遷至十里鋪，開辦了申新紗廠、申新機器廠、申新麵粉廠等企業，形成了十里鋪工業區，使寶雞的城區面積由不到兩平方公里突增六七平方公里。
此外，雍興公司和西北機器廠也入駐蔡家坡。隨著運輸、紡織、機電、酒精、採煤等工業發展的同時，商業也發展了起來。隴海路以南本是長滿了蘆葦的河灘，開始成了商業區，這就是今日繁華的經二路的雛形。“寶雞的田野上，聳立了新式工廠的煙囪;寶雞城外，新的市區迅速地發展”，“銀行、倉庫，水一樣流轉的通貨，山一樣堆積的商品和原料”，茅盾先生文中的描述，就是當時寶雞“繁榮”的寫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辦事處在寶雞成立，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指導下，組建合作社達一百多個，沿鐵路幹線的十里鋪、虢鎮、蔡家坡以及秦嶺山中的雙石鋪也逐步發展成小城鎮。
此種地勢，此種時勢，自然使得寶雞成為抗戰的大後方。國民黨部隊的新八師、新四十二師、七十八師、二十四師等部隊，抗戰時都曾經駐紮在寶雞市區二十華里處的姬家殿一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轉戰冀中地區的原東北軍一一六師團長呂正操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擔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和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部在寶雞虢鎮設立了後方辦事處，庫存彈藥，培訓人員，支援前方的抗日鬥爭。寶雞還設有第三榮軍殘廢院，收容醫治在前方殺敵負傷的抗日將士。另外，在當時的寶雞太寅裡(今屬渭濱區高家鎮)還有戰俘收容所一處，約有日俘百餘人。
由於寶雞的戰略位置，它自然成了日軍殘忍的“無界別轟炸”的對象。轟炸寶雞的敵機，都是從日軍佔領的山西運城起飛來寶雞作惡的。1938年8月20日，日機炸塌北崖茹家窯門，炸死窯內男女二十餘人;同年11月29日，日機在寶雞城中的市場上空投彈，炸死我和平居民八九十人;1939年7月間，日寇飛機連續兩天轟炸寶雞，狂轟濫炸造成寶雞居民兩千多人死傷;1940年7月間，日機炸塌三馬路(今引渭路)靠北崖的一個防空洞口，裡面悶死五十餘人;1941年6月間，日機在寶雞老城區擲彈，炸死居民近三十人;同年8月，日機分三批輪番轟炸寶雞，申新紗廠和鬥雞臺火車站都受到了損失，渭河灘有二三十老百姓被炸身亡。日本軍國主義者欠下寶雞人民的血債累累，也是不可饒恕的。
一個在不屈中要拼搏崛起的民族，自然“寶雞有前途!”茅公《“戰時景氣”的寵兒——寶雞》文中的這句話，原是嘲諷國民黨統治下寶雞的畸形“繁榮”的;但對同全國人民一起勠力抗戰的寶雞人民來說，寶雞的確是有前途的。今天的寶雞，繁榮而美麗，印證了茅公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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