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民眾 創造“人山”
所謂軍事謀略，是指在軍事鬥爭中，為達成一定目的而構想並運用的計謀與策略。徐向前在各個革命時期運籌軍事、思謀定策時，都首先著眼政治，認為軍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軍事一刻也離不開政治。正是從政治角度考慮軍事鬥爭，他在軍事實踐中自覺地運用了“動員民眾，創造‘人山’”的制勝謀略。
十年內戰，“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蓮花山、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因此，他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以說已經純熟自如。可1938年春天，他遇到了一個新問題：作為副師長，他奉命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一部，到冀南平原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冀南平原，除了孤獨的堯山之外，平沙無垠，林木稀疏，既無險可守，又無地形依託。當時有人斷言：從戰術上的眼光看來，在平原地開展游擊戰爭，游擊隊無山地依託與隱蔽，游擊隊員的兩條腿又哪能跑得過敵人的騎兵或坦克呢？因此，平原地區是不可能開展游擊戰爭的。
徐向前卻不信這個邪。5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長江局機關刊物《群眾》週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的文章，他明確提出了在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闡述了人民戰爭的偉力。
徐向前認為，游擊隊活動的依託，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條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與廣大人民的結合。游擊隊要自己能鞏固和發展，並進行機敏的靈活的動作，其主要條件是取得廣大人民的擁護與幫助。
據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創建“人山”的思想：
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力量，也只有這偉大無比的活動的人的力量，是日寇無法戰勝的力量。
如何能把散處的人民造成團結的“人山”呢？徐向前給出了科學的答案：
那就必須在人民中進行廣泛的深入的教育說服和宣傳組織等艱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與政治覺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與抗日的利益聯繫起來，使每個人民認識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躪，那就只有為中華民族的自衛戰爭而犧牲一切，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到底，這是每個人民的天職，是每個人民應擔負起的責任。凡是苟安貪生，把個人利益看得比國家民族利益高的觀念，是極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整個民族亡了，個人還有什麼？
最後，他得出結論：
真正站在保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才能造成“人山”，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為了實現上述戰略思想，徐向前提出了一整套具體的戰術要求和詳盡的組織計劃，其要點是：一、利用村莊，只能作為襲擊的掩護，不能作為固守的據點。二、組織騎兵支隊，但不應過大，過大即有笨重之累。三、一般游擊隊的組織也不應過大，但在許多游擊隊中必須要有基幹游擊隊，其周圍組成若干小遊擊隊，配合基幹部隊作戰。四、游擊隊的主力應位於可以四面週轉的地區，其根據地或休整場所應多取幾個。五、組成小的腳踏車遊擊小組，向遠距離的行程上活動。
在徐向前創造平原“人山”思想的指導下，河北各地游擊戰爭的火焰很快熊熊燃燒起來了。
胸中有數 不變應變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能夠不為紛繁複雜的表象所迷惑，準確把握敵情、我情，做到“胸中有數，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一個指揮員成熟的標誌。在這方面，徐向前堪稱一代大家。
1930年7月下旬，時任鄂豫皖蘇區紅一軍副軍長兼紅一師師長的徐向前，率紅一師兩個團及師直特務大隊出擊平漢路。當部隊活動到青山口一帶時，得悉敵錢大鈞部一個團駐守在距該地20公里的花園鎮。該團剛從武漢開來，沒有和紅軍作戰的經驗，非常懼怕紅軍襲擊，白天挖壕，夜晚坐更。徐向前分析認為，對手雖然裝備較好，但屬於訓練部隊，戰鬥力較弱，紅一師指戰員則鬥志昂揚、求戰心切，決定出敵不意，夜襲花園。
28日晚，部隊從青山口出發了。由於各級幹部缺乏組織大部隊夜行軍的經驗，致使部隊進到花園車站東南7.5公里處時，天已經破曉了！徐向前心裡琢磨開了：失去了夜襲時機，還打不打呢？打吧，違反紅軍儘量夜襲的傳統，不一定有把握佔到便宜；不打吧，又覺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殲敵機會。
就在這時，地方黨組織來人報告說，昨夜鎮內敵倉庫著火，敵人為滅火折騰了大半夜，官兵剛剛安頓下來，沒有特別的戒備。得知這個情況，徐向前當機立斷：按原定部署--打！於是，部隊輕裝疾進，由師特務隊化裝成趕集的群眾，首先清除了敵人外圍的崗哨，隨後部隊主力分路跟進。
29日早上5時，太陽剛剛露頭，敵人正在洗漱，紅軍主力突然從四面八方衝進花園街。戰鬥不到3小時，全部敵人被殲。這一仗全殲敵1個團1400餘人，繳獲重機槍8挺、迫擊炮5門、槍800餘支和大量物資、彈藥。戰後，徐向前組建了一個機炮混成團，從此鄂豫皖紅軍開始有了自己的炮兵。
1938年3月下旬，為了進一步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決定：在邯（鄲）長（治）大道上適當地點，對敵人的運輸部隊進行一次較大的伏擊戰。由於劉伯承要到八路軍總部開會，他便提議這一仗由徐向前指揮。根據情報偵察，徐向前決定：在邯長大道上黎城、涉縣之間的響堂鋪設伏，理由是：“這是一個理想的設伏地，在路北設伏，便於隱蔽，又便於出擊；而敵人退無路，守無憑藉，且此地居中，是東陽關和涉縣兩個敵人據點增援的最遠距離。”31日凌晨，部隊進入伏擊地域。
突然，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使指揮所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電話裡傳來陳賡的聲音：“七七二團報告，東陽關之敵200餘人進到馬家峪；另外，發現敵騎兵正向我側後運動。”陳賡判斷，可能是敵人發現了我設伏企圖，欲從右翼側擊，截斷我軍後路。這突如其來的情況，給徐向前提出了難題：如果是敵人發現了設伏企圖而將計就計，包抄後路，那就應該撤出陣地，放棄這次戰鬥或別作他圖；但如果不是這樣，盲目撤出，失掉勝利的機會，那是沒打敗仗的敗仗。徐向前在緊張地思索、判斷著。
“撤不撤？”陳賡又打來電話催問。指揮部裡，大家都注視著徐向前。“料敵計險，必察遠近……將之道也。”徐向前兩眼盯著地圖，斬釘截鐵地說：“情報不可靠！如果敵人發現設伏企圖，決不會只派這麼點兵力前來‘打草驚蛇’。速派人核實情況！”他拿起電話對陳賡說：“沒有我的命令，原計劃不得變更。部隊不能動，要嚴密埋伏，不得暴露。情況先不要向下傳。”
約兩個小時後，得到的情報完全如徐向前分析的那樣：東陽關方向，敵人沒有異常動靜；陳賡報告的“敵騎兵”，是幾頭馱驢，由老百姓趕著向北去了。聽完報告，徐向前毫無得意之色，只是淡淡地說：“仗是可以打的！”
早上8點半鐘，日軍180多輛汽車由黎城經東陽關向響堂鋪路段開來。9點左右，完全進入設伏地域。徐向前一聲令下，頓時，步槍、機槍、迫擊炮，一齊開火，經兩個多小時激戰，斃傷敵400多人，180多輛汽車全部被摧毀。
圍點打援 兩面開花
“圍點打援”--圍攻敵人駐守、設防的要點（堡壘、城市）以求殲敵人的援兵，這是人民軍隊許多將領都擅長的本領。徐向前更是“圍點打援”的高手，並常常能在成功打援之後一鼓作氣再奪取要點，是謂“兩面開花”。
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三省，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反蔣浪潮，國民黨統治階級內部各派的鬥爭也在加劇，這使得蔣介石集團內外交困，對鄂豫皖蘇區的“圍剿”終因兵力不足，遲遲沒能部署就緒。11月，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決定：鄂豫皖紅軍採取進攻策略，擴大和鞏固鄂豫皖蘇區，第一個目標是黃安城。
黃安城，是南線敵人伸進鄂豫皖根據地的重要據點，守敵是第六十九師，師長趙冠英。該師於1931年9月從豫西移駐黃安後，修築了許多工事，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防禦體系。其側後及後方，尚有敵4個師作援應。黃安以東的麻城，為三十一師駐守；東南方向的宋埠，為三十師駐守；南面的黃陂，為三十三師駐守；西南方向的孝感，為四十四師駐守。敵人的一線兵力部署，呈‘山’字形。當時，紅軍火力不強，也沒有炸藥及其他爆破器材，以劣勢武器裝備去強攻敵堅固設防的據點，只能增加無謂的傷亡。經過一番運籌，徐向前決定從“山”字頭上的黃安開刀，採用“圍點打援，兩面開花”之策，求“圍點”、“打援”雙豐收：第一步，以兩個師兵力掃清黃安城外圍，切斷守敵對外聯繫，切實“圍城”；第二步，準備打擊最有可能從宋埠、黃陂方向來援之敵；第三步，條件成熟時，發起攻城，殲滅守敵。
11月10日晚開始，徐向前指揮紅軍經過10天戰鬥，很快拔掉了黃安守敵的外圍據點，切斷了守敵與外地的聯繫，並打退了守敵企圖打通與宋埠聯繫的兩次反撲，迫使守敵龜縮回城。第一步計劃順利完成。接著，徐向前調整作戰部署，進入打援階段。
12月上旬，宋埠敵人第三十師率先出動增援，徐向前指揮部隊節節抵抗，誘敵兩個團深入預設的“口袋”，結果將敵一個團大部殲滅，餘敵連夜逃回宋埠。12月中旬，黃陂敵人第三十三師和宋埠敵人第三十師，分兩路大舉北援。至20日，援敵在優勢火力掩護下，逼近負責打援的紅十一師指揮所。此時，被圍的趙冠英認為突圍時機已到，立即組織突圍。下午4時許，紅四方面軍指揮部駐地已經能聽到兩面敵人的槍聲。很明顯，若不把增援的敵人擊退，讓他們與城內守敵會合，圍攻黃安戰役就要功虧一簣。“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徐向前一面命總部手槍營做好戰鬥準備，一面帶著參謀和警衛人員，騎馬飛快奔向陣地前沿。他來到障山主陣地一個山包的後面，站在一棵馬尾松樹下，不時地用望遠鏡向前方觀察。”前線指揮員來請示，他一聲令下：“堅決把敵人壓下去！”在他親自指揮下，紅軍打援部隊全力反擊，援敵丟下屍體1000多具，800餘人繳槍投降。紅軍乘勝追擊，直追宋埠。企圖突圍的黃安守敵，也被打了回去。兩次打援，紅軍殲敵近3000人，附近敵人再也不敢出援了。
這時，擔任圍城的紅十二師和黃安獨立團，結合軍事打擊，對守敵開展強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黃安守敵經紅軍20多天的圍困，已是彈盡糧絕，又待援無望，軍心更加動搖，不少人黑夜潛出城外投誠。12月23日夜，總攻黃安城的戰鬥開始，紅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全殲守敵，敵師長趙冠英被俘。黃安戰役歷時43天，共殲敵1.5萬餘人，俘敵師長趙冠英以下官兵近萬人，繳槍7000餘支、迫擊炮10餘門、電臺1部，這是徐向前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後攻下的敵整師設防的第一個堅固據點，也是他最早運用“圍點打援，兩面開花”之計的成功戰例。
驕敵縱敵 張網以待
在從事革命戰爭的絕大多數歲月裡，徐向前所部都是居於戰略劣勢，因此他非常重視《孫子兵法》中的格言“卑而驕之”（要設法使謹慎的敵人驕縱起來）， 常常教導前線指揮員：“要使敵人順理成章地狂起來，讓他們得意忘形而處於不意、不備，同時要張好大網準備把敵人一網打盡。”一言以蔽之，他強調“驕敵縱敵，張網以待”謀略的運用。
1932年3月下旬，徐向前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全部東渡淠河，從側後包圍安徽六安、霍山之間的韓擺渡、蘇家埠、青山店三地的敵據點，吸打六安、霍山來援之敵。3月底，紅軍成功吸打六安、霍山援敵，殲敵近兩個團並攻下青山店。這時，韓擺渡、蘇家埠之敵哀嘆：“被圍達二十餘日，外絕援軍，內乏糧秣，馬匹食盡，皮製之馬鞍與皮鞋等，亦都視為珍品。共軍則白飯大肉，隔壕舉碗相呼，軍心沮喪。”蘇家埠、韓擺渡守敵眼看日益危殆，連連向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呼救。陳調元也是智窮力竭，無能為力，只能向蔣介石頻頻告急。4月下旬，蔣介石委派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率3個多師15個團約2萬人從合肥等地前來增援。
敵人從合肥來援，也大出徐向前意料。“圍點打援”，對於援敵的數量是有講究的：最好是不多不少--少了，作戰失去意義；多了，打援不成可能反被敵打！徐向前後來回憶說：“敵人來了那麼多，打不打，是個難下決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們，附近只有韓擺渡一個渡口，又逢河水猛漲，我軍沒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壓下淠河‘放鴨子’。……敵眾我寡，背水作戰，決心不大好下。”敵軍人多勢眾，徐向前的擔心，敵總指揮厲式鼎也看到了，他想當然地認為：紅軍已經和六安、霍山援敵較量過，銳氣必定有所下降，自己此來正好是“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徐向前部現正處於背水作戰之勢，如果硬碰硬，有可能會被自己壓下淠河“放鴨子”！因此，他放膽揮師逼近紅軍。根據敵人的心理，徐向前決定：留下兩個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分別繼續圍困蘇家埠、韓擺渡；以小部兵力節節抗擊、步步後退，示以不敵進攻準備後撤之勢，這是“驕敵縱敵”；同時集中主力共7個團的兵力，在六安以西的戚家橋、樊道橋一線“張網以待”：該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縱貫南北，一旦敵人進入這裡就將處於“側水側敵”、“背水一戰”的被動地位。
5月2日，敵先頭部隊第七師第十九旅“輕我銳進”，與我誘伏部隊接觸後，即不顧一切，冒險衝過陡拔河，向紅七十三師陣地猛攻。我軍利用工事予敵以重大殺傷後，向敵發起猛烈反擊，敵軍大亂。適逢連日大雨，河水猛漲，遭受重創的敵第十九旅處於名副其實的“背水一戰”境地，被迫倉皇后撤。而敵後續部隊因不明情況繼續前擁，導致陡拔河兩岸敵之人馬自相踐踏。紅軍乘勝衝殺，敵中彈落水者不計其數，第十九旅大部被殲。隨即，徐向前一鼓作氣：紅十一師主力由六安城南迅速向敵右側後迂迴，紅十師主力和紅七十三師一部由戚家橋一帶向敵左側後包抄過去。至5月8日，徐向前的“驕敵縱敵，張網以待”之計，網到了大魚：俘虜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以下官兵2萬餘人，繳步槍1.2萬餘支、機槍171挺、炮43門、電臺4部，擊落敵機1架。這時，困守蘇家埠、韓擺渡的敵軍，在內無糧草、救兵覆滅的處境下，被迫全部投降。
不忌“攻城” 以硬碰硬
《孫子兵法》有言：“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大意是說，“伐謀”、“伐交”、“伐兵”、“攻城”都是用兵之道，但“伐謀”水平最高，“攻城”則是“不得已”，是兵家大忌！不過，徐向前認為：在特定軍事形勢下，出敵不意，“不忌‘攻城’，以硬碰硬”，培養和鍛鍊軍隊過硬的戰鬥作風，也是高明的用兵之法。指揮臨汾攻堅戰，就是他這一謀略思想的範例。
1948年春天，山西解放戰場形勢喜人，整個晉南只剩臨汾一座孤城為敵人盤踞。臨汾素有“臥牛城”之稱，為歷史上著名的軍事重鎮。這座古城內高外低，堅厚的城牆依自然地形砌成，遠遠望去宛如伏在汾河東岸的一條黃牛，地形易守難攻。再加上敵人依託村莊、高地、碉堡、壕溝，組成了四道環形防線，周圍佈置有碉堡、集團工事、鐵絲網、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種防禦設施。另外，城裡與城外還有暗道相通，直至防禦前沿。守敵共有2.5萬人，包括胡宗南部第三十旅兩個團及一個炮兵營，守城總指揮為閻錫山的親信、晉軍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晉南總指揮樑培璜。
拔除這個據點，對當時配合西北戰場的作戰，孤立晉中、太原的守敵，有著重要意義。於是，時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提出部隊先在翼城地區集中整訓，待開春後攻堅臨汾的計劃，報請中央軍委和劉伯承、鄧小平批准。2月18日，中央軍委復示：“完全贊成先作攻堅戰術訓練待解凍後再打臨汾，只要攻克臨汾就是對彭（德懷）張（宗遜）的大幫助。”
1948年3月7日，臨汾戰役第一階段作戰開始，歷時22天之久，我軍雖基本掃清臨汾周圍的敵據點，但攻城計劃未能實現。共殺傷敵近3000人，自身傷亡也超過3000人，彈藥消耗也很大。第一階段攻城受阻，傷亡又大，士氣頗受影響。上層領導幹部中，有人對能不能打下臨汾，亦發生動搖，甚至建議撤兵。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系勝負於一念之差的關鍵時刻。徐向前冷靜分析，權衡利弊，認為取勝的把握甚大，絕不能被暫時的困難和失利嚇破了膽。橫下一條心：不拿下臨汾，誓不收兵！徐向前說：“一定要拿下臨汾，打不下來我們圍困也要把它圍下來！”“新的作戰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擊一點，拿下東關，用‘土行孫戰術’，打破敵人的‘銅牆鐵壁’。”所謂“土行孫戰術”，就是挖掘坑道。到5月上旬，共挖出破城坑道15條，掩護坑道40餘條。除被敵發現破壞者外，攻城前夕，有3條主坑道完好無損，通過城壕下面，直抵城牆牆基。
5月17日，徐向前揮師發起總攻。在我炮火轟擊和坑道爆破聲中，臨汾東城被炸開兩個30米左右寬的缺口。突擊隊首先登城，部隊相繼攻入展開巷戰，終於粉碎敵人的頑抗，當夜將守敵全部解決。這次戰役歷時72天，我軍共殲敵2.4萬餘人，其中俘敵總指揮樑培璜以下近2萬人。
收緊陣地 後發制人
為打破強敵的圍攻，徐向前習慣的做法就是“收緊陣地，後發制人”。開拓川陝蘇區時，徐向前指導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都是運用“收緊陣地”之計。反“三路圍攻”，是徐向前初試此計牛刀！
1933年2月中旬，坐鎮四川閬中的川陝“剿匪”督辦田頌堯，命令前敵總指揮孫震率主力38個團共6萬餘人，分左中右3路向由鄂豫皖轉戰到通（江）南（江）巴（中）的紅四方面軍進擊，這就是田頌堯的“三路圍攻”。
敵人的戰役企圖是：以前敵總指揮孫震親自率領的左縱隊17個團為主攻力量，直撲南江，進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進，切斷紅軍西突的道路；以中縱隊的10個團和右縱隊的11個團為助攻力量，分別進擊巴中、通江；以南面的楊森部和東面的劉存厚部相機配合，作為戰役預備隊。這是田頌堯、孫震根據蔣介石“著重左翼，防匪西竄”的指令制定的計劃，目的是將紅軍消滅在大巴山下。敵人來勢洶洶，如何應付，徐向前說了8個字：“收緊陣地，後發制人”：命令兩個師扼守南江至巴中一線，抗擊敵左縱隊；一個師屏障於巴中至通江以南，對付敵之中、右縱隊和楊森部；一個師置於通江以東，抵禦劉存厚部，形成扇形運動防禦陣勢。鑑於敵軍來勢凶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隊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託工事，發揚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硬著頭皮頂住，在戰役的第一階段爭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敵人。僅10天時間，紅軍就在敵人的主攻方向南江的木門、長池、三江壩一線殲敵左縱隊5000餘人。
3月上旬，因敵攻勢越來越猛，徐向前命令全線部隊邊打邊撤，逐次“收緊陣地”，先後放棄了南江、巴中兩縣城，將防線向心收縮，與敵成對峙狀態。
4月下旬，敵人再次發起全線進攻，徐向前指揮紅軍殲敵一部後，於4月29日又主動撤離通江縣城，收緊陣地於平溪壩、鷹龍山、雞子頂、九子坡一線。川北的地勢，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勢愈陡險，愈利於我軍堅守。有的地方擺上幾個連的兵力，就能頂住整團、整旅敵人的進攻。徐向前利用有利的地勢，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裝，堅守前沿陣地，消耗敵人，而將主力紅軍集中到方圓不及百里的空山壩地區，待機反攻。田頌堯被表面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竟然認為消滅紅軍“不過指顧間事”，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繼續參加軍閥混戰；一面令左縱隊的13個團孤軍冒進，進入空山壩以南的餘家灣、柳林壩地區，並大舉進攻空山壩地區，妄圖一舉消滅紅軍，“竟其全功”。 徐向前和他的總指揮部，此時正設在空山壩的半山腰裡。他在空山壩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反攻：集中紅十一師、紅七十三師主力，對敵左縱隊側後進行大迂迴包抄、斷敵退路。5月21日上午，紅軍全部完成了迂迴包抄任務，敵左縱隊的13個團全被包圍在柳林壩、餘家灣地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下午4時，徐向前發出總攻擊令，紅軍像餓虎撲羊似的向川軍撲去。這裡的地形本來不適於大部隊運動，翻過一嶺又是一嶺，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險隘路一旦被截斷，插翅也難逃。經3晝夜激戰，紅軍全殲敵7個團，潰敵6個團，敵左縱隊被徹底摧垮。
敵中縱隊、右縱隊見左縱隊潰敗，嚇得抱頭鼠竄。徐向前令部隊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窮追，擴大戰果。至6月中旬，反“三路圍攻”戰役勝利結束，歷時4個月的戰役戰鬥，紅軍先後斃傷敵1.4萬餘人，俘敵旅參謀長李漢城以下1萬餘人，把田頌堯多年積蓄起來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擴展到3萬平方公里，人口逾200萬，進入鞏固和發展的新階段。
政治攻心 瓦解敵軍
徐向前常常引用毛澤東的名言：“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因此,他非常重視“政治攻心，瓦解敵軍”謀略的運用，在各個鬥爭時期都有成功戰例。解放太原之戰時，他將“政治攻心，瓦解敵軍”謀略運用到了極致。
1948年10月5日，徐向前指揮部隊打響解放太原之戰，“政治攻心，瓦解敵軍”隨即和軍事打擊交錯展開。在指揮部隊奪取太原四大要塞牛駝寨、小窯頭、淖馬、山頭的同時，徐向前又一手指揮著“攻心戰”。當時，“各旅都成立了政治攻勢委員會，團、營設政治攻勢領導小組，連隊也成立政治攻勢工作小組。群眾性的‘攻心戰’，全面展開。徐向前還將被俘虜的閻錫山部野戰軍司令趙承綬和閻軍三十三軍軍長沈瑞等找來談話，要他們為和平解放太原做有益的事，立功贖罪。讓他們給閻錫山等人寫信，宣傳他們自己親身感受到的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促使閻錫山認清形勢，派代表出城談判。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把趙承綬的女兒、女婿從上海接到華北解放區，並派人專程陪送到太原前線與趙承綬團聚。趙承綬和所有解放過來的官員都深受感動。趙承綬表示將打消以前的顧慮，找機會進城勸說。之後，他確有較好的表現。樑培璜得知閻軍在四大要塞施放毒氣，即以書面反省方式，承認自己在臨汾施放毒氣的罪行，並勸告閻軍“勿再罪上加罪，成為人類無可饒恕的公敵”。這個認罪書，經徐向前報請中央批准，予以公開發表。沈瑞等人也對大同方面拒絕空運部隊來援太原和後來促成該城和平解放起了作用。一些被俘的將領和地方官員，也利用同鄉、僚屬、親友等舊關係，積極同城裡進行聯絡。
10月31日，在徐向前的多方工作下，第三十軍軍長黃樵鬆夜裡派隨身參謀兼諜報隊長王正中，出城與解放軍接洽起義。黃樵鬆，出身於河南尉氏縣一個貧苦家庭，是在西北軍由排長任職到師長的愛國軍人。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在臺兒莊、娘子關等前線與日寇奮戰，晉升為軍長。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排斥異己的政策和行為，使他逐漸滋長了不滿情緒。他從西安調到太原後，雖然閻錫山倚重他這支部隊能打仗，極力拉攏他。不過，作為“客軍”，他深知困守孤城，外援無望。徐向前剖析這一切後，曾請高樹勳給黃樵鬆寫信，希望他能以太原3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為重，尋求一條光明的出路。黃樵鬆經過反覆權衡，在解放軍隨後派去的人員幫助下，終於決定順應潮流，率部起義。不幸的是，由於被自己一手提拔為師長的戴炳南出賣，黃樵鬆被閻錫山捕送南京，就義在雨花臺下。第三十軍的起義行動，雖然沒能成功，但它像一顆無聲炸彈，震動了整個太原城，守城各軍紛紛找出路且行事更為慎重。
1948年11月11日夜，閻軍暫編第八總隊司令趙瑞在解放軍佔領淖馬大部陣地後，拒絕閻錫山叫他親率殘部作孤注一擲的命令，率500餘人火線起義。此外，在解放軍強大的政治攻勢下，閻軍中一些下級軍官和士兵紛紛動搖，整班、整排、整連乃至整個營投降，紛紛派代表向解放軍接洽投誠。至11月底，就有閻軍5470多人投誠和起義。由於太原軍心渙散，兵無鬥志，太原於1949年4月24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