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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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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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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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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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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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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這一時期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不能否認北洋時期的中國依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但這一時期中國人仍在為捍衛領土主權而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在沙俄當局策劃下宣佈獨立併入侵內蒙。北洋政府在將其擊退後開始思考起如何治理邊疆領土的問題:面積狹長地域遼闊的內蒙古由於還處於相對比較原始的盟旗制度治理下,對反擊沙俄和外蒙的入侵十分不利。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將清政府時期處於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內蒙古地區拆分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並設置都統管轄,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沒停止清末移民實邊、開墾蒙地的政策。在沙俄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英國也加緊侵略我國領土西藏:1912年英國及其煽動的西藏地方分裂勢力發動叛亂並侵入川西藏區,1913年6月袁世凱政府在出兵進剿後將位於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壩及西藏東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區整合為川邊特別區以強化對當地的控制力度。如果說這只是從行政制度上完善對邊疆領土的治理,屬於內政範疇,那麼當時在外交上面對列強又是如何呢?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又稱西姆拉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中國政府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暫由英屬印度政府監督等諸多無理要求,然而均被北洋政府嚴詞拒絕。1914年7月2日英方對北洋政府下達了最後通碟,但北洋政府仍始終拒絕簽約,於是英國方面在第二天私下和西藏噶廈政府的代表倫興夏托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並炮製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從而將我國西藏地區9萬平方公里領土非法劃入英屬印度。這份條約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抵制“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三天後北洋政府又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並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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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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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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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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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不能否認北洋時期的中國依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但這一時期中國人仍在為捍衛領土主權而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在沙俄當局策劃下宣佈獨立併入侵內蒙。北洋政府在將其擊退後開始思考起如何治理邊疆領土的問題:面積狹長地域遼闊的內蒙古由於還處於相對比較原始的盟旗制度治理下,對反擊沙俄和外蒙的入侵十分不利。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將清政府時期處於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內蒙古地區拆分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並設置都統管轄,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沒停止清末移民實邊、開墾蒙地的政策。在沙俄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英國也加緊侵略我國領土西藏:1912年英國及其煽動的西藏地方分裂勢力發動叛亂並侵入川西藏區,1913年6月袁世凱政府在出兵進剿後將位於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壩及西藏東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區整合為川邊特別區以強化對當地的控制力度。如果說這只是從行政制度上完善對邊疆領土的治理,屬於內政範疇,那麼當時在外交上面對列強又是如何呢?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又稱西姆拉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中國政府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暫由英屬印度政府監督等諸多無理要求,然而均被北洋政府嚴詞拒絕。1914年7月2日英方對北洋政府下達了最後通碟,但北洋政府仍始終拒絕簽約,於是英國方面在第二天私下和西藏噶廈政府的代表倫興夏托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並炮製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從而將我國西藏地區9萬平方公里領土非法劃入英屬印度。這份條約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抵制“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三天後北洋政府又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並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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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不僅限於內蒙、西藏——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快波及到位於祖國西陲的新疆:革命黨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動起義,殺死伊犁將軍志銳,起義後滿清治下的新疆省滅亡,隨後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成立。新疆巡撫袁大化見軍政府勢大,於是推薦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自己則轉而出逃。1912年楊增新和軍政府議和,新疆都督府與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合併。然而新疆的局勢並未就此穩定下來:民間祕密結社的幫會組織哥老會以及當地的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利用清朝滅亡、民國初建的混亂局面起事;與此同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公然宣佈獨立並武裝入侵新疆,一度侵佔科布多。楊增新面對內憂外患的亂局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後治內:他首先傾竭省庫經費出兵支援與科布多相毗連的阿爾泰,外蒙當局的幕後支持者沙俄見狀發出話聲稱要出兵干涉,楊增新遣軍駐防託察汗通古同沙俄針鋒相對。沙俄見訛詐不成,又出兵伊犁、阿爾泰,試圖以此迫使楊增新屈服。民國二年(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同沙俄駐華使館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聲明另件》,將科布多割讓“獨立”的外蒙古,楊增新對此斷然予以拒絕。對內部的各類起義楊增新則一面進行收撫,一面又重兵鎮壓並在各路起義勢力之間離間分化。俄國十月革命後新疆的局勢更加動盪:蘇俄紅軍和白軍的交戰導致眾多哈薩克族難民湧入新疆,部分戰敗的白軍也攜帶武器進入新疆。楊增新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這些難民安置,但要求他們在踏上中國土地後必須解除武裝——這樣做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目的:其一是擔心他們攜帶武器在中國土地上生事;其二是為了避免介入紅軍和白軍之間的爭端。1920年沙俄白衛軍在被紅軍擊敗後攜帶大量武器裝備逃入新疆。並向楊增新提出假道新疆進攻蘇聯的請求。對此楊增新斷然予以拒絕並大力圍剿已進入新疆的沙俄白軍。楊增新治理新疆一直巧妙地使用縱橫術:對內他在各民族各派系之間盡力維持平衡;對外則周遊於英、俄等國之間。1928年6月20日楊新增通電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改旗易幟。新疆的改旗易幟和東北的改旗易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名義上統一中國的兩大基本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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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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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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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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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這一時期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不能否認北洋時期的中國依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但這一時期中國人仍在為捍衛領土主權而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在沙俄當局策劃下宣佈獨立併入侵內蒙。北洋政府在將其擊退後開始思考起如何治理邊疆領土的問題:面積狹長地域遼闊的內蒙古由於還處於相對比較原始的盟旗制度治理下,對反擊沙俄和外蒙的入侵十分不利。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將清政府時期處於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內蒙古地區拆分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並設置都統管轄,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沒停止清末移民實邊、開墾蒙地的政策。在沙俄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英國也加緊侵略我國領土西藏:1912年英國及其煽動的西藏地方分裂勢力發動叛亂並侵入川西藏區,1913年6月袁世凱政府在出兵進剿後將位於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壩及西藏東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區整合為川邊特別區以強化對當地的控制力度。如果說這只是從行政制度上完善對邊疆領土的治理,屬於內政範疇,那麼當時在外交上面對列強又是如何呢?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又稱西姆拉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中國政府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暫由英屬印度政府監督等諸多無理要求,然而均被北洋政府嚴詞拒絕。1914年7月2日英方對北洋政府下達了最後通碟,但北洋政府仍始終拒絕簽約,於是英國方面在第二天私下和西藏噶廈政府的代表倫興夏托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並炮製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從而將我國西藏地區9萬平方公里領土非法劃入英屬印度。這份條約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抵制“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三天後北洋政府又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並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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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不僅限於內蒙、西藏——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快波及到位於祖國西陲的新疆:革命黨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動起義,殺死伊犁將軍志銳,起義後滿清治下的新疆省滅亡,隨後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成立。新疆巡撫袁大化見軍政府勢大,於是推薦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自己則轉而出逃。1912年楊增新和軍政府議和,新疆都督府與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合併。然而新疆的局勢並未就此穩定下來:民間祕密結社的幫會組織哥老會以及當地的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利用清朝滅亡、民國初建的混亂局面起事;與此同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公然宣佈獨立並武裝入侵新疆,一度侵佔科布多。楊增新面對內憂外患的亂局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後治內:他首先傾竭省庫經費出兵支援與科布多相毗連的阿爾泰,外蒙當局的幕後支持者沙俄見狀發出話聲稱要出兵干涉,楊增新遣軍駐防託察汗通古同沙俄針鋒相對。沙俄見訛詐不成,又出兵伊犁、阿爾泰,試圖以此迫使楊增新屈服。民國二年(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同沙俄駐華使館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聲明另件》,將科布多割讓“獨立”的外蒙古,楊增新對此斷然予以拒絕。對內部的各類起義楊增新則一面進行收撫,一面又重兵鎮壓並在各路起義勢力之間離間分化。俄國十月革命後新疆的局勢更加動盪:蘇俄紅軍和白軍的交戰導致眾多哈薩克族難民湧入新疆,部分戰敗的白軍也攜帶武器進入新疆。楊增新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這些難民安置,但要求他們在踏上中國土地後必須解除武裝——這樣做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目的:其一是擔心他們攜帶武器在中國土地上生事;其二是為了避免介入紅軍和白軍之間的爭端。1920年沙俄白衛軍在被紅軍擊敗後攜帶大量武器裝備逃入新疆。並向楊增新提出假道新疆進攻蘇聯的請求。對此楊增新斷然予以拒絕並大力圍剿已進入新疆的沙俄白軍。楊增新治理新疆一直巧妙地使用縱橫術:對內他在各民族各派系之間盡力維持平衡;對外則周遊於英、俄等國之間。1928年6月20日楊新增通電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改旗易幟。新疆的改旗易幟和東北的改旗易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名義上統一中國的兩大基本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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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些都還是立足於守住現有領土的話,那麼北洋時期也曾主動出擊收復被外國佔據的失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極力主張參戰,以便在戰後以戰勝國身份修改之前與列強簽訂的不利於中國的條約。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與德、奧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同時宣佈以前與德、奧簽訂的一切條約一律廢止。對中國的參戰協約國方面進行了一定迴應:同意中國暫緩五年償還庚子賠款,德、奧的賠款則永遠廢除;同意中國增加5%的關稅;天津租界區周圍20裡內允許中國軍隊暫時駐紮。段祺瑞還專門成立了一支部隊打算用於參加一戰,然而還沒等這支軍隊赴歐參戰段祺瑞就在北洋軍閥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失勢。1918年6月底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徐樹錚段祺瑞一手創建的準備參加一戰歐洲戰爭的參戰軍出兵外蒙。事實上此時正是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時機——外蒙獨立是由沙俄一手扶植的,但沙俄在一戰中遭受重創並由此相繼引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時俄國國內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協約國集團也成立了干涉蘇俄革命的干涉軍。很顯然在如此形勢下俄國根本無力干預外蒙事務,不過沙俄留在外蒙的殘部依然存在,徐樹錚收復外蒙所面對的並不是來自俄國政府的干預,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軍殘部以及外蒙的獨立勢力。另外日本此時想趁機填補沙俄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在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立辦事處並暗中給沙俄白軍殘部和外蒙的獨立勢力提供支持。徐樹錚進入外蒙後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規軍,而是由日本扶植的兩股土匪武裝——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徐樹錚利用兩股勢力之間的矛盾分別用蒙語和俄語給雙方各寫了一封信——內容均是聲稱願協助其消滅另一股勢力。結果富升阿和謝苗諾夫被徐樹錚的反間計成功煽動,以致於徐樹錚不廢一槍一彈就得以坐收漁利。於是徐樹錚趁勢進入外蒙收復庫倫。外蒙活佛自知不敵,而支持其獨立的俄國目前又指望不上,於是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前往日本駐庫倫辦事處尋求支援。不過徐樹錚早已料到這點,於是事先給日本駐庫倫的代表鬆井打好招呼:“限駐庫倫的日軍3小時之內將武器移交於我方並撤出庫倫,否則後果自負”。在徐樹錚的壓力下鬆井交出了武器並率部撤離庫倫,於是外蒙方面希望從日本獲得支援的打算落空。外蒙方面見俄國、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駐留在外面的沙俄白軍殘部求援。徐樹錚認為:白俄騎兵機動性強,戰鬥力也強於北洋軍,但由於俄國的內部問題已使其無路可退,因此導致軍心不穩,極易分崩離析。於是徐樹錚在白俄軍的必經之路上設下三處伏兵並告誡士兵不必過多糾纏,只需擊斃一些俄軍即行撤退。白俄軍在接連遭遇三處伏擊後徐樹錚又親率一支騎兵從其背後殺來,一時間白俄軍陣腳大亂,四散逃去。在這樣的局面下活佛趕緊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貴族商討出一個祕密對策:外蒙軍隊暫且按兵不動,待北洋軍鬆懈後即刻發兵叛亂。儘管徐樹錚並不知曉外蒙活佛和王公會面的具體情況,但他對可能出現的變故是有所提防的,於是他當即在庫輪城外安營紮寨,而不急於入城。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徐樹錚派出一支由80輛大型卡車組成的車隊載著士兵們入城,所有卡車均用黑布覆蓋,庫倫人只聽到裡面士兵的說話聲,卻看不見士兵的面貌。士兵們將武器顯露在外——全是德式槍炮。車隊駛入袁世凱當年在西郊修建的軍營“紅城”,此地有北洋軍把守,無人敢近。士兵們跳下車來,隨即又換乘車輛再上演一次入城儀式——如此不斷循環往復的入城式令庫倫人傻了眼,一時不知北洋軍究竟來了多少人,裝備有多少先進武器。被入城儀式震驚的不只是普通庫倫人,還有外蒙高層。然而還沒等他們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徐樹錚就邀請他們前去赴宴,此時早已被嚇破膽的外蒙官員們哪還敢推託?當他們走進徐樹錚的軍營後徐樹錚當機立斷扣押了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在徐樹錚的壓力下外蒙王公們不得不表示廢除之前中俄蒙之間一切條約,外蒙全境迴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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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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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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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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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這一時期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不能否認北洋時期的中國依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但這一時期中國人仍在為捍衛領土主權而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在沙俄當局策劃下宣佈獨立併入侵內蒙。北洋政府在將其擊退後開始思考起如何治理邊疆領土的問題:面積狹長地域遼闊的內蒙古由於還處於相對比較原始的盟旗制度治理下,對反擊沙俄和外蒙的入侵十分不利。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將清政府時期處於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內蒙古地區拆分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並設置都統管轄,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沒停止清末移民實邊、開墾蒙地的政策。在沙俄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英國也加緊侵略我國領土西藏:1912年英國及其煽動的西藏地方分裂勢力發動叛亂並侵入川西藏區,1913年6月袁世凱政府在出兵進剿後將位於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壩及西藏東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區整合為川邊特別區以強化對當地的控制力度。如果說這只是從行政制度上完善對邊疆領土的治理,屬於內政範疇,那麼當時在外交上面對列強又是如何呢?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又稱西姆拉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中國政府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暫由英屬印度政府監督等諸多無理要求,然而均被北洋政府嚴詞拒絕。1914年7月2日英方對北洋政府下達了最後通碟,但北洋政府仍始終拒絕簽約,於是英國方面在第二天私下和西藏噶廈政府的代表倫興夏托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並炮製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從而將我國西藏地區9萬平方公里領土非法劃入英屬印度。這份條約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抵制“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三天後北洋政府又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並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牘。”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當時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不僅限於內蒙、西藏——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快波及到位於祖國西陲的新疆:革命黨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動起義,殺死伊犁將軍志銳,起義後滿清治下的新疆省滅亡,隨後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成立。新疆巡撫袁大化見軍政府勢大,於是推薦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自己則轉而出逃。1912年楊增新和軍政府議和,新疆都督府與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合併。然而新疆的局勢並未就此穩定下來:民間祕密結社的幫會組織哥老會以及當地的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利用清朝滅亡、民國初建的混亂局面起事;與此同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公然宣佈獨立並武裝入侵新疆,一度侵佔科布多。楊增新面對內憂外患的亂局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後治內:他首先傾竭省庫經費出兵支援與科布多相毗連的阿爾泰,外蒙當局的幕後支持者沙俄見狀發出話聲稱要出兵干涉,楊增新遣軍駐防託察汗通古同沙俄針鋒相對。沙俄見訛詐不成,又出兵伊犁、阿爾泰,試圖以此迫使楊增新屈服。民國二年(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同沙俄駐華使館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聲明另件》,將科布多割讓“獨立”的外蒙古,楊增新對此斷然予以拒絕。對內部的各類起義楊增新則一面進行收撫,一面又重兵鎮壓並在各路起義勢力之間離間分化。俄國十月革命後新疆的局勢更加動盪:蘇俄紅軍和白軍的交戰導致眾多哈薩克族難民湧入新疆,部分戰敗的白軍也攜帶武器進入新疆。楊增新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這些難民安置,但要求他們在踏上中國土地後必須解除武裝——這樣做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目的:其一是擔心他們攜帶武器在中國土地上生事;其二是為了避免介入紅軍和白軍之間的爭端。1920年沙俄白衛軍在被紅軍擊敗後攜帶大量武器裝備逃入新疆。並向楊增新提出假道新疆進攻蘇聯的請求。對此楊增新斷然予以拒絕並大力圍剿已進入新疆的沙俄白軍。楊增新治理新疆一直巧妙地使用縱橫術:對內他在各民族各派系之間盡力維持平衡;對外則周遊於英、俄等國之間。1928年6月20日楊新增通電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改旗易幟。新疆的改旗易幟和東北的改旗易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名義上統一中國的兩大基本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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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些都還是立足於守住現有領土的話,那麼北洋時期也曾主動出擊收復被外國佔據的失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極力主張參戰,以便在戰後以戰勝國身份修改之前與列強簽訂的不利於中國的條約。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與德、奧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同時宣佈以前與德、奧簽訂的一切條約一律廢止。對中國的參戰協約國方面進行了一定迴應:同意中國暫緩五年償還庚子賠款,德、奧的賠款則永遠廢除;同意中國增加5%的關稅;天津租界區周圍20裡內允許中國軍隊暫時駐紮。段祺瑞還專門成立了一支部隊打算用於參加一戰,然而還沒等這支軍隊赴歐參戰段祺瑞就在北洋軍閥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失勢。1918年6月底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徐樹錚段祺瑞一手創建的準備參加一戰歐洲戰爭的參戰軍出兵外蒙。事實上此時正是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時機——外蒙獨立是由沙俄一手扶植的,但沙俄在一戰中遭受重創並由此相繼引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時俄國國內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協約國集團也成立了干涉蘇俄革命的干涉軍。很顯然在如此形勢下俄國根本無力干預外蒙事務,不過沙俄留在外蒙的殘部依然存在,徐樹錚收復外蒙所面對的並不是來自俄國政府的干預,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軍殘部以及外蒙的獨立勢力。另外日本此時想趁機填補沙俄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在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立辦事處並暗中給沙俄白軍殘部和外蒙的獨立勢力提供支持。徐樹錚進入外蒙後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規軍,而是由日本扶植的兩股土匪武裝——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徐樹錚利用兩股勢力之間的矛盾分別用蒙語和俄語給雙方各寫了一封信——內容均是聲稱願協助其消滅另一股勢力。結果富升阿和謝苗諾夫被徐樹錚的反間計成功煽動,以致於徐樹錚不廢一槍一彈就得以坐收漁利。於是徐樹錚趁勢進入外蒙收復庫倫。外蒙活佛自知不敵,而支持其獨立的俄國目前又指望不上,於是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前往日本駐庫倫辦事處尋求支援。不過徐樹錚早已料到這點,於是事先給日本駐庫倫的代表鬆井打好招呼:“限駐庫倫的日軍3小時之內將武器移交於我方並撤出庫倫,否則後果自負”。在徐樹錚的壓力下鬆井交出了武器並率部撤離庫倫,於是外蒙方面希望從日本獲得支援的打算落空。外蒙方面見俄國、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駐留在外面的沙俄白軍殘部求援。徐樹錚認為:白俄騎兵機動性強,戰鬥力也強於北洋軍,但由於俄國的內部問題已使其無路可退,因此導致軍心不穩,極易分崩離析。於是徐樹錚在白俄軍的必經之路上設下三處伏兵並告誡士兵不必過多糾纏,只需擊斃一些俄軍即行撤退。白俄軍在接連遭遇三處伏擊後徐樹錚又親率一支騎兵從其背後殺來,一時間白俄軍陣腳大亂,四散逃去。在這樣的局面下活佛趕緊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貴族商討出一個祕密對策:外蒙軍隊暫且按兵不動,待北洋軍鬆懈後即刻發兵叛亂。儘管徐樹錚並不知曉外蒙活佛和王公會面的具體情況,但他對可能出現的變故是有所提防的,於是他當即在庫輪城外安營紮寨,而不急於入城。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徐樹錚派出一支由80輛大型卡車組成的車隊載著士兵們入城,所有卡車均用黑布覆蓋,庫倫人只聽到裡面士兵的說話聲,卻看不見士兵的面貌。士兵們將武器顯露在外——全是德式槍炮。車隊駛入袁世凱當年在西郊修建的軍營“紅城”,此地有北洋軍把守,無人敢近。士兵們跳下車來,隨即又換乘車輛再上演一次入城儀式——如此不斷循環往復的入城式令庫倫人傻了眼,一時不知北洋軍究竟來了多少人,裝備有多少先進武器。被入城儀式震驚的不只是普通庫倫人,還有外蒙高層。然而還沒等他們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徐樹錚就邀請他們前去赴宴,此時早已被嚇破膽的外蒙官員們哪還敢推託?當他們走進徐樹錚的軍營後徐樹錚當機立斷扣押了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在徐樹錚的壓力下外蒙王公們不得不表示廢除之前中俄蒙之間一切條約,外蒙全境迴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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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相繼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出現了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這時正忙於同德、奧作戰的英、法兩國為遏制俄國革命的蔓延決定干涉蘇俄革命,但由於分身乏力而不得不尋求幫助,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英、法兩國開始策動美、日等國加入到干涉蘇俄革命的行列,中國北洋政府也在這一時期收到了英、法的邀約。和英、法、美、日等國所不同的是:中國無意對蘇俄革命進行干涉,但北洋政府最終還是選擇出兵,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大目的:在1858年之前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江皆為中國內河,然而隨著《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的簽訂已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成為中俄界河,本來即使是根據不平等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而言:作為界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是中、俄兩國船隻都可以通航的,但實際上沙俄卻壟斷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通航權,甚至連屬於中國內河的松花江也只能通行俄國船隻。與此同時滯留在俄國遠東地區的100多萬華僑也面臨著俄國內戰的威脅,一時間大量告急求援的電報被傳遞迴國內。北洋政府深知此時出兵正是解決外蒙問題和三江航行權問題的最佳時機,同時武裝護僑的任務也刻不容緩,然而這時日本跳出來極力阻擾中國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亞——這是因為日本也想趁俄國內亂之機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北洋政府頂住日本的壓力決定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並藉機解決三江航行權問題:1918年7月18日陸軍第九師先遣部隊官兵661人在團長宋煥章帶領下從北京出發啟程奔赴海參崴,至10月26日已先後共有6批2000多名陸軍官兵乘火車經哈爾濱赴海參崴。與此同時海軍將領林建章率領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戰艦“海容”號奔赴海參崴,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在同一時間抽調兵力進駐圖們江。進駐海參崴的中國軍隊牢牢把守著海參崴到東北的撤僑通道,在當時俄國內戰最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有3萬多名被困華僑通過這條通道順利回國。中國軍隊在當時的各國干涉軍中被公認為軍紀最佳——中國軍隊從不像其他干涉軍那樣騷擾當地人民,一心只為保護僑民和維護航運權。由於日俄戰爭的緣故俄國人對日本人懷有敵視心態,以致於常有零散日軍小分隊遭紅軍游擊隊消滅,相比之下中國軍隊幾乎與蘇俄紅軍沒爆發過沖突,所以也沒什麼戰鬥損失。在1920年協約國從俄國遠東撤軍的過程中北洋政府也撤回了駐紮在海參崴的部隊,不過在此之後中國船隻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江的自由通航已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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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代是指從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城為止這段歷史時期。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時代和北洋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用一位偉人的話說”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事實上在北洋時代於政府層面之外還有著更為波瀾壯闊的社會環境演變:這一時期頒佈實施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至少在形式上第一次在亞洲締造了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使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輪船;這一時期日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志士們正處於成長時期......包括晚清時期、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屈不屈辱?當然屈辱。混不混亂?當然混亂。毫無疑問那是一段積貧積弱的屈辱史,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點——那個時代也是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命運而奮鬥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的近代史絕不僅僅只是一段屈辱史,同樣也是一部奮鬥史,正是在中國人民的奮鬥之下才使這個民族在1949年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北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絕不簡單等同於北洋政府的成就——北洋時期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乃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這混亂的背景之下還掩藏著另一條歷史發展脈絡就是無數仁人志士的艱難求索。也就是說北洋時代實際上存在兩條歷史發展脈絡:一條是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的屈辱史;另一條是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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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看北洋時代混亂屈辱的一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之後中國並沒邁向富強,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強窺視、內有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這一時期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並不比晚清時代有多少緩和,可能在局部地區還出現了更為嚴峻的現象:沙俄勢力就趁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甚至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在外國列強虎視眈眈之際袁世凱的個人獨裁統治使民主共和流於形式,後來更是公然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更為混亂的時期:繼任總統的黎元洪和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府院之爭,而被稱為“鞭帥”的張勳趁機率部進京扶持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民國成立不足十年就已兩次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儘管張勳策劃的這出帝制復辟鬧劇最終以失敗告終,然而此後北洋軍閥正式分化出直、奉、皖三系,與此同時在南方還存在諸如桂系、滇系等中小軍閥,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軍閥連年混戰的亂局之中,一時間華夏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地方勢力割據爭雄的現象並沒隨著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終止,事實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華大地一直處於各路派系逐鹿爭雄的狀態。由此可見北洋時代的確是混亂的,然而在混亂的表象之下依然有發展,當然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這種發展並不能視為完全是北洋政府的功績,更多是當時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至少我們首先就能肯定一點:無論當時的獨裁者們有多趾高氣揚,但民主共和的理念畢竟已深入人心。民國成立不到十年就上演了兩次帝制復辟事件不假,然而兩次復辟事件均為曇花一現,這也證明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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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時期,當然如果您非要拿這與新中國成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的成就相提並論就純屬抬槓了。那麼我國的民族產業在北洋時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1914年留學日本歸國的範旭東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三年後他又在此基礎上創建了永利鹼廠。在侯德榜等人的幫助下範旭東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得以生產出優質純鹼。這是中國首次自主生產純鹼,由此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範旭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1896年江蘇無錫的開設廣生銀莊,由此賺取了他們在商海的第一桶金。1902年榮氏兄弟投資開辦保興麵粉廠,後改名為茂新麵粉廠。1907年榮氏兄弟又創辦了振新紗廠。儘管榮氏兄弟的產業起步於晚清時期,然而在進入北洋時代後取得了更大的發展:1922年榮氏兄弟已擁有面粉廠十二家,佔全國麵粉業的三分之一。1919年榮德生在無錫開辦申新三廠,1921建成開工。該廠擁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臺、電機三千二百千瓦,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紡織廠。一戰期間榮氏生產的“兵船”牌面粉出口達80萬噸。1925年重慶合川人盧作孚靠著親朋好友的支持用借來的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這時誰也不會想到一家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民族企業就此誕生了:有了船的盧作孚註冊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闢了嘉陵江渝—合航線。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起步於北洋時期,然而真正令其名垂青史的卻是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1937年:這一年已擁有46艘輪船的民生公司成為了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侵華日軍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相繼攻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當時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難民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工業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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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產業發展的同時軍事工業也在發展,而這主要因歸功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相比其他軍閥而言:張作霖很早就意識到打造自己的軍工體系所具備的重大意義。1916年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戰役是坦克這種新式武器在全世界的首次亮相。在一戰剛結束的1919年張作霖就迅速引進了這種在歐洲都還屬於新玩意的神兵利器,不過張作霖並不像其他軍閥一樣只是單純引進武器而已,他更要進一步引入生產製造技術,打造自己的軍工生產體系,從而最終實現能自產新式武器的目的。1921年張作霖設立修械及製造槍彈工廠,張作霖創辦的這家兵工廠在當時稱為奉天軍械廠。次年張作霖在奉天軍械廠改為東三省兵工廠(又稱東北兵工廠)。到1928年東北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多部、職工36000多人併成為了當時國內僅有的擁有兵工專用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的兵工廠,以致於被當時世界各國公認為亞洲第一兵工廠。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各種先進設備和技術都能在這裡見到,在工廠管理模式上也大力引入外籍管理人才,以致於在兵工廠成立的早期階段外籍技師和管理人員一度達到一千五百多人。當然這是在中國本土軍工產業極端落後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張作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土軍工體系,那就必須致力於培養本土人才。為此張作霖在經營兵工廠的同時還在東北大地創辦了一大批軍工學校,張作霖將學校分為“初中”“高中”“專業”三部門,針對兵工廠的不同需求培養人才。後來張作霖還成立了“科學研究會”,集中兵工廠最優秀的人才,研發學習當時全球最先進軍火技術,他還辦雜誌普及軍火知識。這一系列工作最終取得了成效:到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時東北兵工廠已基本實現軍工人員本土化,不再依賴於外籍人員了。這並沒削弱東北兵工廠的生產能力,一時間中國最優秀的軍工人才紛紛彙集東北。東北兵工廠全盛時期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l000多挺、各型火炮150門、炮彈20餘萬發、子彈1~1.8億發以及大量的炸藥、航空炸彈等軍用物資。僅東北兵工廠一天的產量就足夠裝備東北軍一個營。整個民國期間中國生產了身管火炮約4600餘門,這其中1200多門都是1924年到1931年東三省兵工廠生產的。直到1935年已被迫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在炮兵水平方面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全國每500門火炮中就有200門是東北軍的,在火炮質量方面東北軍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無出其右的。根據戰後日本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東北兵工廠繳獲了步槍15萬支、子彈300萬發、迫擊炮600門、炮彈40萬發、重炮250門、炮彈10萬發……東北兵工廠不僅產能強,研發能力也是一流的——東北兵工廠依託國內外優秀的技術人才研發仿製出各種類型的武器。從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彈巨炮應有盡有,從日本火炮到德式炸藥等各類先進技術均為東北兵工廠所掌握,尤其是在仿製日本火炮方面達到了凡是日本有的火炮都有對應仿製型號的地步。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幾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接管了東北兵工廠,相比被日軍繳獲的大量武器裝備而言:更糟的是東北兵工廠的生產研發體系被日軍接管,從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重要的“輸血管道”。侵華日軍一度將東北兵工廠恢復到萬人以上規模,源源不斷為侵華日軍生產製造各種軍需補給物資,直到1944年這座兵工廠被美軍飛機炸成一片廢墟。然而有形的廠房被炸燬了,可東北兵工廠培養的技術人才卻保留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依託於安定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支撐終於奠定了中國人自己的軍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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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的同時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一時間名人大師輩出: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任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進入北大校園,這些人即將深刻改變未來中國的命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起到了深刻的國民思想啟蒙作用;李大釗和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締造了中國共產黨。1918年10月北大的圖書館迎來了一位從湖南湘潭走出的青年助理員,多年後這位青年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當1949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時留下了“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的詩句。他是這麼回憶當年在北京的往事:“在公園裡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了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1920年1月18日這個名叫毛潤之的青年和他的一群同學聚會在北京陶然亭並在此留下了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仍在向我們講述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成長,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國家的成長——即使是在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總有一群中國人沒放棄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曆練,那麼我們不知道中國後來的命運是否會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這些青年大多深受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積極致力於將自己所學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國家命運。還記得上文曾提到的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嗎?他在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得到了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社會名流的支持。晏陽初制定了他的鄉村教育計劃——他要求學者放下身段走入農村,通過切身行動使農民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改善農村的飲水條件;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幫助農民免費進行牲畜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引入優質高產作物......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氛圍還是相對較為活躍的:辛亥革命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民間辦的報紙有500多份。據《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既沒清朝的文字獄也沒國民黨的審核制,至少在這點上北洋政府強於清政府和國民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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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不能否認北洋時期的中國依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但這一時期中國人仍在為捍衛領土主權而戰:辛亥革命後外蒙在沙俄當局策劃下宣佈獨立併入侵內蒙。北洋政府在將其擊退後開始思考起如何治理邊疆領土的問題:面積狹長地域遼闊的內蒙古由於還處於相對比較原始的盟旗制度治理下,對反擊沙俄和外蒙的入侵十分不利。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將清政府時期處於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內蒙古地區拆分為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區並設置都統管轄,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沒停止清末移民實邊、開墾蒙地的政策。在沙俄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英國也加緊侵略我國領土西藏:1912年英國及其煽動的西藏地方分裂勢力發動叛亂並侵入川西藏區,1913年6月袁世凱政府在出兵進剿後將位於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壩及西藏東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區整合為川邊特別區以強化對當地的控制力度。如果說這只是從行政制度上完善對邊疆領土的治理,屬於內政範疇,那麼當時在外交上面對列強又是如何呢?1913年10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又稱西姆拉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中國政府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暫由英屬印度政府監督等諸多無理要求,然而均被北洋政府嚴詞拒絕。1914年7月2日英方對北洋政府下達了最後通碟,但北洋政府仍始終拒絕簽約,於是英國方面在第二天私下和西藏噶廈政府的代表倫興夏托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並炮製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從而將我國西藏地區9萬平方公里領土非法劃入英屬印度。這份條約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抵制“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三天後北洋政府又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並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籤之約或類似之文牘。”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當時中國的邊疆領土危機不僅限於內蒙、西藏——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快波及到位於祖國西陲的新疆:革命黨湖南人劉先俊等在伊犁策動起義,殺死伊犁將軍志銳,起義後滿清治下的新疆省滅亡,隨後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成立。新疆巡撫袁大化見軍政府勢大,於是推薦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自己則轉而出逃。1912年楊增新和軍政府議和,新疆都督府與新疆伊犁臨時軍政府合併。然而新疆的局勢並未就此穩定下來:民間祕密結社的幫會組織哥老會以及當地的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利用清朝滅亡、民國初建的混亂局面起事;與此同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公然宣佈獨立並武裝入侵新疆,一度侵佔科布多。楊增新面對內憂外患的亂局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後治內:他首先傾竭省庫經費出兵支援與科布多相毗連的阿爾泰,外蒙當局的幕後支持者沙俄見狀發出話聲稱要出兵干涉,楊增新遣軍駐防託察汗通古同沙俄針鋒相對。沙俄見訛詐不成,又出兵伊犁、阿爾泰,試圖以此迫使楊增新屈服。民國二年(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同沙俄駐華使館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聲明另件》,將科布多割讓“獨立”的外蒙古,楊增新對此斷然予以拒絕。對內部的各類起義楊增新則一面進行收撫,一面又重兵鎮壓並在各路起義勢力之間離間分化。俄國十月革命後新疆的局勢更加動盪:蘇俄紅軍和白軍的交戰導致眾多哈薩克族難民湧入新疆,部分戰敗的白軍也攜帶武器進入新疆。楊增新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這些難民安置,但要求他們在踏上中國土地後必須解除武裝——這樣做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目的:其一是擔心他們攜帶武器在中國土地上生事;其二是為了避免介入紅軍和白軍之間的爭端。1920年沙俄白衛軍在被紅軍擊敗後攜帶大量武器裝備逃入新疆。並向楊增新提出假道新疆進攻蘇聯的請求。對此楊增新斷然予以拒絕並大力圍剿已進入新疆的沙俄白軍。楊增新治理新疆一直巧妙地使用縱橫術:對內他在各民族各派系之間盡力維持平衡;對外則周遊於英、俄等國之間。1928年6月20日楊新增通電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改旗易幟。新疆的改旗易幟和東北的改旗易幟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名義上統一中國的兩大基本標誌性事件。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如果說這些都還是立足於守住現有領土的話,那麼北洋時期也曾主動出擊收復被外國佔據的失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極力主張參戰,以便在戰後以戰勝國身份修改之前與列強簽訂的不利於中國的條約。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與德、奧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同時宣佈以前與德、奧簽訂的一切條約一律廢止。對中國的參戰協約國方面進行了一定迴應:同意中國暫緩五年償還庚子賠款,德、奧的賠款則永遠廢除;同意中國增加5%的關稅;天津租界區周圍20裡內允許中國軍隊暫時駐紮。段祺瑞還專門成立了一支部隊打算用於參加一戰,然而還沒等這支軍隊赴歐參戰段祺瑞就在北洋軍閥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失勢。1918年6月底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徐樹錚段祺瑞一手創建的準備參加一戰歐洲戰爭的參戰軍出兵外蒙。事實上此時正是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時機——外蒙獨立是由沙俄一手扶植的,但沙俄在一戰中遭受重創並由此相繼引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時俄國國內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協約國集團也成立了干涉蘇俄革命的干涉軍。很顯然在如此形勢下俄國根本無力干預外蒙事務,不過沙俄留在外蒙的殘部依然存在,徐樹錚收復外蒙所面對的並不是來自俄國政府的干預,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軍殘部以及外蒙的獨立勢力。另外日本此時想趁機填補沙俄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在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立辦事處並暗中給沙俄白軍殘部和外蒙的獨立勢力提供支持。徐樹錚進入外蒙後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規軍,而是由日本扶植的兩股土匪武裝——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徐樹錚利用兩股勢力之間的矛盾分別用蒙語和俄語給雙方各寫了一封信——內容均是聲稱願協助其消滅另一股勢力。結果富升阿和謝苗諾夫被徐樹錚的反間計成功煽動,以致於徐樹錚不廢一槍一彈就得以坐收漁利。於是徐樹錚趁勢進入外蒙收復庫倫。外蒙活佛自知不敵,而支持其獨立的俄國目前又指望不上,於是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前往日本駐庫倫辦事處尋求支援。不過徐樹錚早已料到這點,於是事先給日本駐庫倫的代表鬆井打好招呼:“限駐庫倫的日軍3小時之內將武器移交於我方並撤出庫倫,否則後果自負”。在徐樹錚的壓力下鬆井交出了武器並率部撤離庫倫,於是外蒙方面希望從日本獲得支援的打算落空。外蒙方面見俄國、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駐留在外面的沙俄白軍殘部求援。徐樹錚認為:白俄騎兵機動性強,戰鬥力也強於北洋軍,但由於俄國的內部問題已使其無路可退,因此導致軍心不穩,極易分崩離析。於是徐樹錚在白俄軍的必經之路上設下三處伏兵並告誡士兵不必過多糾纏,只需擊斃一些俄軍即行撤退。白俄軍在接連遭遇三處伏擊後徐樹錚又親率一支騎兵從其背後殺來,一時間白俄軍陣腳大亂,四散逃去。在這樣的局面下活佛趕緊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貴族商討出一個祕密對策:外蒙軍隊暫且按兵不動,待北洋軍鬆懈後即刻發兵叛亂。儘管徐樹錚並不知曉外蒙活佛和王公會面的具體情況,但他對可能出現的變故是有所提防的,於是他當即在庫輪城外安營紮寨,而不急於入城。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徐樹錚派出一支由80輛大型卡車組成的車隊載著士兵們入城,所有卡車均用黑布覆蓋,庫倫人只聽到裡面士兵的說話聲,卻看不見士兵的面貌。士兵們將武器顯露在外——全是德式槍炮。車隊駛入袁世凱當年在西郊修建的軍營“紅城”,此地有北洋軍把守,無人敢近。士兵們跳下車來,隨即又換乘車輛再上演一次入城儀式——如此不斷循環往復的入城式令庫倫人傻了眼,一時不知北洋軍究竟來了多少人,裝備有多少先進武器。被入城儀式震驚的不只是普通庫倫人,還有外蒙高層。然而還沒等他們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徐樹錚就邀請他們前去赴宴,此時早已被嚇破膽的外蒙官員們哪還敢推託?當他們走進徐樹錚的軍營後徐樹錚當機立斷扣押了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在徐樹錚的壓力下外蒙王公們不得不表示廢除之前中俄蒙之間一切條約,外蒙全境迴歸中國。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俄國相繼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出現了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這時正忙於同德、奧作戰的英、法兩國為遏制俄國革命的蔓延決定干涉蘇俄革命,但由於分身乏力而不得不尋求幫助,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英、法兩國開始策動美、日等國加入到干涉蘇俄革命的行列,中國北洋政府也在這一時期收到了英、法的邀約。和英、法、美、日等國所不同的是:中國無意對蘇俄革命進行干涉,但北洋政府最終還是選擇出兵,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大目的:在1858年之前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江皆為中國內河,然而隨著《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的簽訂已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成為中俄界河,本來即使是根據不平等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而言:作為界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是中、俄兩國船隻都可以通航的,但實際上沙俄卻壟斷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通航權,甚至連屬於中國內河的松花江也只能通行俄國船隻。與此同時滯留在俄國遠東地區的100多萬華僑也面臨著俄國內戰的威脅,一時間大量告急求援的電報被傳遞迴國內。北洋政府深知此時出兵正是解決外蒙問題和三江航行權問題的最佳時機,同時武裝護僑的任務也刻不容緩,然而這時日本跳出來極力阻擾中國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亞——這是因為日本也想趁俄國內亂之機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北洋政府頂住日本的壓力決定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並藉機解決三江航行權問題:1918年7月18日陸軍第九師先遣部隊官兵661人在團長宋煥章帶領下從北京出發啟程奔赴海參崴,至10月26日已先後共有6批2000多名陸軍官兵乘火車經哈爾濱赴海參崴。與此同時海軍將領林建章率領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戰艦“海容”號奔赴海參崴,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在同一時間抽調兵力進駐圖們江。進駐海參崴的中國軍隊牢牢把守著海參崴到東北的撤僑通道,在當時俄國內戰最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有3萬多名被困華僑通過這條通道順利回國。中國軍隊在當時的各國干涉軍中被公認為軍紀最佳——中國軍隊從不像其他干涉軍那樣騷擾當地人民,一心只為保護僑民和維護航運權。由於日俄戰爭的緣故俄國人對日本人懷有敵視心態,以致於常有零散日軍小分隊遭紅軍游擊隊消滅,相比之下中國軍隊幾乎與蘇俄紅軍沒爆發過沖突,所以也沒什麼戰鬥損失。在1920年協約國從俄國遠東撤軍的過程中北洋政府也撤回了駐紮在海參崴的部隊,不過在此之後中國船隻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江的自由通航已成為常態。

軍閥混戰之外的北洋時代


1919年1月18日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方的協約國代表們齊聚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然而這次會議卻無視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的訴求而執意將戰前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包括作為租借地的青島及膠州灣地區)轉交給日本,中國代表因此拒絕在條約上簽字。在隨後於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得以利用美、日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衝突實現了收回青島和膠州灣主權的目的,但日本仍得以在山東保留一定特權。1924年北洋政府與德國簽訂《中德協約》,兩年後又與奧地利簽署《中奧通商條約》。中國通過這兩個條約從德、奧兩國得到8400萬元的戰爭賠款,確認了中國在戰爭中所獲德國船隻的產權。自從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以來中國政府就宣佈收回德、奧租界,廢除對德、奧的庚子賠款。十月革命後北洋政府又電令各地方政府“對於所駐俄領均應停止待遇”,1924年北洋政府宣佈廢除清朝時期沙俄在中國取得的一切特權並於1925年3月收回漢口、天津的俄租界。同年北洋政府趁英國巡捕開槍打死示威學生釀成“五卅慘案”的時機收回了廈門英租界。1927年北洋政府又與比利時就收回天津的比利時租界問題展開談判,然而還沒等談判結束北洋政府就被南京國民政府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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