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諾（右）在陝北採訪途中
2017年，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傳世名著《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出版和他所拍攝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照片問世80週年。我是一位年近上壽的老者，回眸往昔，斯諾的這兩件作品，伴隨我從少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將近走過了一生，給我以知識、史實、眼界、智慧，乃至影響了我的人生走向。
當下，很多人對上述這兩件具有國際歷史意義的文化遺產，已相當生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來講點陳年往事，也許不無裨益。
上世紀20年代末，我出生在江蘇省北部的一個文化和教育昌盛的小縣城東臺。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眾抗日情緒高漲，抗日救亡鬥爭如火如荼展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934年到1938年，當我在家鄉讀小學期間，自己腦海裡就比較模糊地知道，在全國抗日戰線除由國民政府蔣介石領導的軍隊外，也還有著一支由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抗日武裝。不過，由於當時東臺縣城的所有宣傳輿論工具都由國民黨縣黨部所掌控，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任何有關“朱毛”的正面事實報道。
1939年，為逃難，我隨家人從東臺遷居到上海，有幸進入上海一所名校、當時位於杜美路（今東湖路）的浦東中學就讀。就在我念初中一年級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家位於威海衛路的公共圖書館翻閱外文舊雜誌時，一本出版於1937年1月25日的美國《生活》雜誌闖入我的眼簾;讓我喜出望外的是，該刊第9頁，登載有一張醒目的人物照，那就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36年拍攝的那張頭戴紅星八角帽的毛澤東戎裝照。
1936年，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首次刊發在1937年1月的美國《生活》畫報上
在此之前，從國民黨把持的輿論報道中，人們看到的所謂“赤匪”，可是個個“面目猙獰”，但看到這張照片後，共產黨領導人在我的腦海裡，卻有了一種可敬、可親的印象。
正是在初中時期，我聽說美國記者寫了一本介紹共產黨和紅軍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就已出版，譯者為躲避國民黨的書報審查，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乃青年人必讀之書。但當時年幼，心雖嚮往卻不知從何處才能覓得。
斯諾與毛澤東
1945 1947年，我在上海光夏中學讀高中。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撕毀“雙十協定”，大肆進攻解放區，青年學子對國民黨政府違背民意打內戰的做法十分不滿，因而也就更多地希望瞭解共產黨，於是《西行漫記》一書，便成了大家競相找尋的“寶典”，我也熱望能儘早找到一本。當時，我的學校位於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福煦路（今延安路）北，所以我常到離學校不遠的福煦路上的一家進步書店“作家書屋”查詢，卻始終未能如願。
1947-1949年，我在同濟大學讀書，課餘生活極其豐富多彩。學生社團像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在這些社團裡，男女同學唱著《山那邊喲好地方》《你是燈塔》和《團結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跳著秧歌舞，聚到一起，暢議時事形勢走向。在這種大家都在關心未來將要進入一個怎樣的新天地的情況下，《紅星照耀中國》便成了渴望進步的青年最希望閱讀的書籍之一。我從同宿舍的地下黨同學那裡獲悉，他們手裡確有這本書。由於國民黨當局查控甚嚴，傳閱很是危險，我只能失之交臂。同學在我耳邊悄悄介紹的書中主要內容，為我打開了一道探究新世界的縫隙。
1937年倫敦左派俱樂部《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初版
1949年後，我參加工作，但崗位的性質令我無暇閱讀《紅星照耀中國》，只好將這願望繼續留在心裡。但上世紀60年代，我開始專門從事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這本書便成了我常置案頭的讀物。瞭解越深入，便越能感受到它不朽的偉大力量。它以一支心靈驅動的筆打動人心，以一顆真摯透明的心影響世界，它與年輕人的心跳頻率是一致的，令人熱血沸騰。
被毛澤東譽為“純粹的人”的加拿大著名外科醫生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他為什麼要下決心前來中國參加抗戰，曾動情地說:“請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吧，讀後你們必將與我同感。”印度年輕優秀的柯棣華大夫受到“紅星”一書的啟示和鼓舞，也毅然來華支援中國革命鬥爭。他們自豪地說:若問我是接受了誰的“命令”來到延安的，那麼，我的回答是:我是接受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的“命令”來的。
史沫特萊
許多讀過《紅星》一書的年輕人，如同他們的初戀一樣，永遠也抹不掉青少年時代啟示靈感之源的記憶。多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的外籍教師柯魯克在1988年撰寫的《<紅星> 指引我到中國來》一文中回顧道:“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時，我的人生道路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讀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過去的40多年中，我和妻子伊莎白是在中國度過的，並且以中國為家，其中部分原因，也與讀《紅星照耀中國》有關。當《紅星照耀中國》於1937年首次出版時，我在西班牙國際縱隊戰鬥，那時我被派到後方執行任務，有機會讀到了此書。斯諾關於中國蘇維埃區域的報道打動了我:五次反圍剿，偉大的長征——特別是強渡大渡河、奪佔瀘定橋、穿越大草地……這些都使我動心……1947年，我終於到了中國的解放區。”
白求恩
柯魯克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妻子伊莎白（亦譯“伊莎貝爾”）已102歲，今天仍然就在我們身邊。她應當是這往事最有說服力的見證人。
在中國近現代史各個時期﹐都有大批國際友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進步事業﹐他們中的不少人不顧個人安危，深入到社會基層和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鬥爭的第一線，向世界報道、介紹中國的實況，幫助中國人民贏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
在長期交往中，他們同新中國老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建立了一種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關係，而這種關係上升到國與國之間層面，就得到了進一步昇華，使他們筆下的傳播文字，神奇地轉化成一種力抵千鈞、實現國與國之間重大外交戰略的推動力量。美國總統尼克松正是看了斯諾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對毛澤東的訪談文章，才迅速決定讓國務卿基辛格祕密訪華。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斯諾透露了主席對他說過的這樣幾句話:歡迎尼克松到中國來，不論是作為遊客，還是作為總統——他上了一架飛機就可以來。
眾多國際友人關於中國的報道，今天來看，仍有巨大的歷史文獻價值。這些報道記錄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以及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尋求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的歷程。他們留下的這些紀實，不少已被公認為是瞭解中國近代史的必讀課本。他們關於中國革命和對敵鬥爭的外文著述，由於其明顯的進步性質，往往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從而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讀者，促使他們積極地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洪流中去。
斯諾一生為傳播正確的中國國家形象的努力，體現了人類追求進步和公正的良知，永遠值得中國人民銘記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