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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與毛澤東謀過面的總統尼克松，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詩人”。如果說，“詩人”是特指毛澤東的個性化身份特徵，那麼，作為修飾語的“歷史造詣很深”，則適用於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為領導並實現了中華民族20 世紀最深刻變革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不僅歷史造詣很深，且重史、讀史、鑑史是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中共同的生命內容和精神志趣。
毛澤東：“讀歷史是智慧的事”
1961 年，毛澤東在書房閱讀
毛澤東多次說過：“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他嗜書如命，史書為最。早在1920 年12 月1 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的書信中分析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執政之所以失敗時，就提出“均系不讀歷史之故”，因此“勸大家讀歷史”，並認為“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正是在對歷史典籍充分研讀之後，他得出了歷史演進的規律，“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後，毛澤東更是以史為伴，且終其一生。馬背上讀書，行軍中讀書，吃飯前後讀書，夜深人靜時讀書，病魔纏身時讀書，罹患眼疾時還“聽”書，毛澤東一生到底讀了多少史書已無從統計，一部4000 萬字的《二十四史》，他反覆閱讀，直至逝世；一部300 萬字的《資治通鑑》，他讀了17 遍之多。他是名副其實的讀史大家。
毛澤東不僅自己讀史，還號召和帶領全黨同志尤其是領導幹部學習和研讀歷史。延安時期，面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他提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號召全黨“都要讀歷史”，並說，“我們是歷史主義者”，“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毛澤東把讀史、鑑史作為領導幹部提高思想認識和領導能力的重要途徑，這種獨特的工作作風在黨的一代領導幹部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曾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959 年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口氣看完了吳晗主編的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並建議我們買一套，瀏覽一下。之後，我照辦了。讀後感到很通俗、很生動、很受教益”。他深有體會地說，毛澤東“把閱讀和研究中國文史作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這些是值得我們擔負領導工作的人反覆思考認真學習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聽從毛澤東建議讀了《通鑑紀事本末》後，對學習歷史有了自己的體會和認識，“以史為鑑，對現實中的某些問題，往往會有更深的感觸和豁然開朗的感覺”；通過參鑑歷史“指導實踐”，“是領導幹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
周恩來：歷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記憶”
周恩來讀史、鑑史同學習、工作可謂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早在童蒙時代，他就閱讀了四大名著、《說岳全傳》、《鏡花緣》等傳統經典；上小學時，課餘時常愛讀《離騷》、《史記》、《漢書》等書籍；到南開中學讀書時，開始涉獵西方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等的經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後，他以歷史作為革命武器，領導文化界開展鬥爭。抗戰時期，他在重慶同進步學術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觸。皖南事變後，沉悶的政治空氣壓得許多人透不過氣來。周恩來鼓勵大家多搞歷史研究，他說：“形勢不利於大規模地搞公開活動，但這也是一個機會。有研究能力的人，儘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坐下來搞點研究，抓緊時間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幾個問題，想寫什麼書，趕快把它寫出來。”“等革命勝利了……想研究問題、寫書，時間就難找啦!”周恩來的話使很多人豁然開朗。許多重要史學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翦伯讚的《中國史綱》、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等，便是在這段時間開始寫作或完成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致力於傳承和發揚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他說：“歷史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像記憶對於個人一樣，一個人喪失了記憶就會成為白痴，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歷史，就會成為一個愚昧的民族。而一個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1959 年4 月29 日，他專門發表《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後代》的講話，強調“我們要把自己所掌握的歷史遺產貢獻出來”。1971 年4 月20 日，他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要多出歷史書，“要講歷史”，“不講歷史、割斷歷史怎麼行呢？中國人不講中國歷史總差點勁”。
周恩來的讀史狀態同樣令人頗多感慨。1973 年3 月26 日，他在送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中說：“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雲，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而兩週之前的3 月10 日他剛剛寫了治病請假報告。作為日理萬機的國家總理，在病重體衰之際依然堅持讀史鑑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來以歷史先賢為標尺提升和磨鍊自身修養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劉少奇：不研究歷史“就理論不起來”
劉少奇幼年時代就酷愛讀古書，小小年紀就成了家鄉寧鄉炭子衝附近有學問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學和鄉人送他一個雅號“劉九書櫃”。20 歲準備考大學時，還閱讀了《御批增補袁了凡綱鑑》、《御批資治通鑑綱目》等。長沙寧鄉紀念館至今還保存著劉少奇當年讀過的《資治通鑑》，從其批畫來看，他已注意到不少關於經濟方面的內容。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習歷史，他的書架上除了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書。1951 年秋天，劉少奇積勞成疾，毛澤東讓他到杭州休假一個月。動身時，他把厚厚的幾本《中國通史》塞進了行李包。據工作人員回憶，他每天戴著老花鏡，一邊讀，一邊思考，不時在書上圈圈點點。劉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一天十幾個小時廢寢忘食地讀書。幾大本《中國通史》讀完了，劉少奇的假期也結束了。
作為黨內傑出的理論家，劉少奇多次號召黨員幹部要知史、懂史，認為加強歷史修養是提高理論水平的重要前提。1948 年12 月14 日，他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說，要想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首先要學習歷史，“歷史裡邊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歷史“就理論不起來”；不僅要學習中國歷史，還要學習西方歷史，不懂得西方歷史，就是“跛足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不僅體現了劉少奇對學習歷史的高度重視，也體現了他對學習歷史與提升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之間關係的深刻認識，反映了他獨特的歷史觀。
朱德：歷史是“瞭解過去和現在的一把鑰匙”
朱德，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雖一生戎馬倥傯，但對歷史的篤愛及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卻構成他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朱德在早年私塾中就熟讀四書五經，並涉獵了《二十四史》等史書，還讀了不少世界史。他後來曾說：我小的時候非常喜歡拿破崙，也喜歡喬治·華盛頓，“美國革命中農民志願軍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將來總有一天中國農民也會像他們那樣，為自由和獨立而戰鬥”。1916 年護國戰爭結束後晉升為滇軍旅長並駐防四川瀘州，朱德隨即利用這一相對安定的時間閱讀史書，至今瀘州市圖書館還收藏著1900 多冊他當年購置的經史子集。後來到德國和蘇聯留學，特意購買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役彙編，並研習蘇聯軍事歷史。朱德讀史，最顯著的特點是注意總結借鑑歷史上各種戰役和軍事行動成敗的經驗教訓，他的戰友徐向前曾這樣評價朱德的讀書生活：朱德在“長年的戰爭歲月裡，經常手不釋卷，熟讀古今中外兵法，創造性地運用到戰爭實踐中去”。朱德通過讀史獲得的教益，同他創建革命軍隊、開闢根據地、指揮人民戰爭等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是分不開的。通過讀史、研史，朱德深刻地指出：“認識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結合其他的研究和經驗，我就找到了瞭解歷史———過去和現在———的一把鑰匙。”
在四川儀隴朱德紀念館保存的一套33 冊的線裝本《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畫，每冊均寫明閱讀時間。如第33 冊末頁用紅鉛筆寫道：“自1976 年3 月18 日開始至1976 年4 月5日閱完，共18 天。諸同志幫助念讀此書，……建議同志們都看這本書。朱德。”朱德以這種常人難以想象的方式把讀史和生命融在了一起，在即將走向生命的終點，依然彰顯出以史育人、借史資政的革命家本色。
鄧小平：“懂得歷史”，“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正在閱讀的鄧小平
少年時期的鄧小平在家鄉廣安的10 年讀書生活，通過傳統文化的薰陶，奠定了深厚的國學根底，從此，一生對文史典籍興趣濃厚。抗戰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鋤奸部科長的劉復之回憶說：鄧小平好讀書，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我幾次在行軍出發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裡總裝幾本書……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領導渡江戰役，渡江前讓部隊在巢湖晝夜進行演習，他說這麼做是鑑於三國時曹操在赤壁之戰吃了這個虧。新中國成立後，1961 年1 月5 日，鄧小平談到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問題時借古喻今地指出：“穩定起來，對平叛也有好處。我最近看了《資治通鑑》，歷史上遭到嚴重破壞後，真正搞起來兩年就恢復了，瞎指揮破壞也快。”從戰爭到建設，鄧小平古為今用，貫通嫻熟。
閱讀文史古書，是鄧小平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969 年離開北京到江西，他的主要行李就是裝滿了書的幾個大木箱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國歷史、文學和外國文學書籍。1970 年的一天，身在江西一隅的鄧小平看到報紙上登出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時，他立即找江西省委有關人士代購這批書籍。當他接到全套共11 本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時，顯得非常高興。女兒毛毛談到父母親在江西的讀書生活時說：“在那謫居的日子裡，父母抓住時機勤於攻讀，特別是父親，每日都讀至深夜。那幾年中，他們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對他們來說，能有時間如此坐下來讀書，確也是難得的機會。……在讀書中，他們撫古思今，收益不淺。”也許正是在這段離群索居的讀書歲月裡，鄧小平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開始了自己獨特的思考和構想。
鄧小平注重以史育人。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針對中國為什麼只能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很多青年人不瞭解歷史，就容易受矇蔽，盲目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由此，鄧小平鄭重強調“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陳雲：“沒有歷史知識就連毛選也看不懂”
陳雲從小酷愛讀書，因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只能到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也因此有機會接觸並閱讀大量歷史書籍。1923 年他曾去杭州西湖文瀾閣看過保存在那裡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間手抄的《四庫全書》，時隔54 年後的1977 年舊地重遊，他專程到與文瀾閣毗鄰的“青白山居”參觀保存在這裡的《四庫全書》。陳雲重視和關心青年人的歷史教育和學習。1981 年4 月，他在杭州的一次講話中提出：“學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知識才行。今後，在繼續辦好理工科的同時，應該加強大學的文科教育。從小學開始，就要讓學生讀點古文。”關於黨史教育，陳雲強調：“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件事情現在要抓，以後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陳雲的好學之風造就了濃厚的家庭學習氛圍，他對子女的教育要求是：讀好書，做好人。1970 年12 月8 日，陳雲致信女兒陳偉華提出的四條讀書建議中有兩條是：找一本《中國近代史》看看，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就在這封信中，陳雲提出“沒有歷史知識就連毛選也看不懂”的著名論斷。陳雲夫人于若木曾回憶：“陳雲同志還特別重視孩子歷史課的學習。偉力是家裡第一個上中學的孩子。她上中學時，陳雲同志把她叫到辦公室，特別提醒她要好好學習歷史課。”
陳雲不僅注重讀史，還注重治史。鑑於中國典籍大多是文言文，影響現代青年人閱讀，陳雲主張：“集中一些老人，一些舊文學基礎好的老人，對一些古典書籍做些圈圈、點點的工作。……做些翻譯工作，翻成白話，我覺得這項工作做好了，就是對古書的研究工作做好了一半，這樣就能傳下來。”陳雲大力支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文革”後重新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明確提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贏得了文史界專家學者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評。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的讀史，早年是出於天然的主觀興趣，一種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負；走上革命道路後的讀史，主要是為了革命事業的客觀需要，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航向，讀史成為他們工作和事業的一部分；步入晚年後，他們依然孜孜不倦地讀史、研史，哪怕重病纏身也不輕易放棄，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自己身體狀況已經不具備獨立讀書的條件時，還堅持甚至請工作人員幫助讀史。毛澤東最後讀書的時間，根據記錄是1976 年9 月8 日晨，也就是臨終前一天的5 時50 分，在全身佈滿多種監護搶救器械的情況下讀了7 分鐘。這樣的讀史狀態與精神，恐怕古今罕見，真可謂“生命不息，讀史不止”。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共領袖們的重史、讀史、鑑史，不僅構成了他們領導革命事業推進國家建設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智慧，同時，這種時刻不忘以“歷史”作為參照系的獨特思維和歷史情懷，也成為後人評憶偉人風範的精神觸點和情感紐帶。正如江澤民所說：“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希望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認真地讀一點歷史，首先要了解中國的歷史。……還要了解世界的歷史。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這無疑是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歷史情懷的生動拓展和有效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