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身負抗日使命始於1934年。
那年7月,中共中央以紅七軍團為主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在尋淮洲的領導下向安徽進擊以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的戰略意圖是以先遣隊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部隊,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但中央此戰略意圖並未明示軍團長尋淮洲和參謀長粟裕等人,而是明令他們舉起北方抗日的旗幟,宣傳和推動抗日民族運動。為張聲勢,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製了160多萬份諸如《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等宣傳品。這支部隊因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而兵敗江西懷玉山,幾千人的隊伍僅餘500多人(一說800多人)。雖然兵敗,但粟裕承擔起了宣傳抗日的使命。
1935年1月15日,中央電示以先遣隊突圍部隊為基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任命粟裕為師長。挺進師的基本任務是:到浙江長期行動,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擴大黨與蘇維埃的政治影響,創立新的根據地;建立黨組織和政權組織,直到分配土地;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行動,調動和牽制住大批敵人,徹底粉碎敵人對中央紅軍的“清剿”計劃。
挺進師旗號打出後,國民黨方面不知那是哪支隊伍,曾特意派人到南昌監獄問方誌敏這支部隊是不是他夫人率領的,要他寫信去勸降(方誌敏得知先遣隊還有一部分突圍出去後十分欣慰,他拒絕了國民黨的要求)。所以在國民黨方面對這支部隊的歸屬一直不確定。有時說挺進師是羅炳輝的部隊,有時又說是方誌敏餘部,就是不知道具體是何人領導。直到一次襲擊中抓了挺進師的一個參謀和醫生後才得知這支部隊的領導人是粟裕和劉英。
挺進師在福建失去電臺等全部通訊器材後與中央失去聯繫,成為一支孤軍。特殊的環境讓粟裕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同時也給了粟裕在軍事和政治上自主決策的機會。粟裕牢記中共中央最後給他的命令,與劉英一起轉戰浙江中部和南部地區,改正規戰為游擊戰,採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教導的方法:分兵發動群眾,集中打擊和消滅敵人。
當時浙江境內國民黨軍隊主力被調派圍堵長征路上的紅軍,原有的7個保安團有3個被編入國民黨的中央軍,只剩4個戰鬥力弱的保安團。所以粟裕的挺進師如入無人之境,幾百人的隊伍,卻能西打到浦城、江山和衢州,東打到盤安山和括蒼山,北打到浙贛鐵路沿線,南打到福建境內。粟裕基本上是能鬧多大動靜就鬧多大動靜,目的是迫使國民黨抽調主力回防浙江,從戰略上策應中央紅軍的行動。
接連失敗的浙江保安部隊一縱隊指揮官蔣志英連連向上級求援,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黃紹竑隨即帶一個軍官團到金華瞭解情況,並親自前往宣平縣指揮作戰。但這個軍官團在宣平縣以西20裡吳宅被粟裕殲滅,連黃紹竑也差一點就成為粟裕的俘虜。
浙江是江浙財閥的老窩,四大家族中蔣、陳兩家的大本營。國民黨軍隊“圍剿”中央蘇區紅軍時,浙江是進攻蘇區的基地。浙江的動盪自然引起蔣介石的不安。
蔣介石得知老家告急,便想派兵援救,但當時全力“圍剿”紅軍,一時手頭竟無軍可調,只得把南京財政部稅警團1000多人調來增援,並令浙江省保安處長宣鐵吾在遂昌縣成立“浙南剿匪指揮部”。但宣鐵吾也很快遭受失敗。
浙江境內一時人心惶惶,《東南日報》報紙頭版頭條宣稱:浙江素稱平安之區,自粟(裕)、劉(英)竄浙後,共黨已波及全浙。以目前形勢來論,浙江共黨不亞於四川、江西。若當局未能迅速肅清,其前途實堪可慮。
1935年8月,蔣介石將衛立煌的“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從福建浦城移駐浙江江山,將第二軍郜子舉縱隊全部開到浙江,又調江西羅卓英的第十八軍(有4個師)、抽調福建劉和鼎第五十六師一個旅又一個團加強“剿匪”力量。衛立煌、羅卓英二人把粟裕所在的浙西南數縣圍得水洩不通,然後在宣鐵吾保安團配合下,分區分片包圍“清剿”,時間長達9個月。
“兩廣事變”後,羅卓英被調到福建對付陳濟棠和李宗仁,浙江兵力又空虛。粟裕帶主力領導浙西南、浙東兩地區再度打開局面。
1936年11月,蔣介石調湖南劉建緒第四路軍進入浙江,在浙江衢州設立“閩贛浙皖四省邊區綏靖主任公署”。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紅軍實施“北和南剿”政策,令劉建緒全力“圍剿”浙江境內的挺進師。劉建緒率8個正規師,四省各一部保安團,共約10萬人,重點進攻浙西南和浙南,“圍剿”時間長達8個月。1937年1月初,劉建緒發現中共浙江省委和軍區主要領導都在浙南,於是以李覺十九師主力和獨立第九旅全力進攻浙南。
此次進攻,劉建緒在四省“清剿”總指揮部的戰鬥詳報裡明確:“……以各邊區大部對粟、劉匪……並令浙南各部隊到達封鎖區域後一面搜剿,一面將封鎖區緊鎖分割,以絕匪外竄之路……”
國民黨軍隊的戰術先是重點進攻,然後採用穿梭技術,再用“清剿”,二三十里一個團,十多裡一個營,三四里一個連,並移民並村,壓縮挺進師的活動空間。
在此嚴峻形勢下,劉英身著便衣率少數人隱蔽堅守浙南做群眾工作,粟裕穿軍裝帶領大部分人公開活動吸引、牽制敵人。粟裕率領隊伍向北衝過敵人數道封鎖線,撕開一條口子,脫身奔向浙西南的遂昌。
幾十年後,粟裕本人和浙江省委領導龍躍不約而同地講到同一次戰鬥。那次戰鬥粟裕一天走了180裡,一天打了7仗(龍躍的回憶裡是170多裡,打了8仗)。粟裕沒有講那次戰鬥慘烈的後果,但龍躍的回憶卻記錄了那次戰鬥中粟裕帶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人。堅強的粟裕突出重圍後另闢遂昌、宣平(今武義)、湯溪邊區。
粟裕的佯動沒有讓李覺上當,浙南仍然被圍得如鐵桶一般。直到“七七事變”爆發,這一狀況才得到改善。
當時粟裕正在遂昌縣雲峰鄉門陣地區活動。由於消息閉塞,粟裕還不知道國共兩黨已經實現第二次合作。這時從金(華)衢(州)平原上不斷傳來各種消息和謠言:“共產黨投降了。紅軍被收編了”。8月底,國民黨遂昌縣長林樹藝和縣黨部常委周彥秉承派保安警察項釗等人,帶著招撫信件,到雲峰鄉鯉潭頭村,強迫三位農民把信件送給門陣村保長張人俊,再由他轉遞給粟裕。
粟裕召集謝文清等人開會認真研究這些信息。經過仔細分析,粟裕認為共產黨投降、紅軍被收編不太可能,有可能是國共合作了。為了驗證他們的推斷,粟裕派劉亨雲率一支小部隊出去調查。
劉亨雲率領這支小部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大搖大擺地開到龍遊縣溪口鎮,進入鎮公所,自我介紹說:“我們原在山區剿匪,現在奉命開赴抗日前線,要給縣長打電話,瞭解情況。”鎮長給縣長林樹藝掛了電話。林樹藝說:“現在國共合作啦,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要開拔抗日了……”劉亨雲問明瞭情況後,又收集了些當地的報紙和雜誌,就立即返回向粟裕彙報。
粟裕分析這些情況後判明國共已經合作。他開了個會,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動員教育,停止了“打土豪”等行為,為即將到來的國共合作做準備。挺進師官兵聽說國共合作了,要抗日了,從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抗日任務很快就能得以執行,都很興奮。粟裕十分冷靜,他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嚴防發生意外。
粟裕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閩浙邊軍區司令員的身份署名《國共合作抗日建議書》致國民黨遂昌縣政府和縣黨部,一方面揭露他們招撫是搞陰謀,另一方面表明了願意團結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誠意,要他們派代表來談判。
遂昌縣長林樹藝、周彥函接信後頗為尷尬,於9月18日復粟裕,表示“對於政府過去一切措施自不能再相詰責,而政府也不願追咎既往”,又提出“貴軍如有誠意請纓殺敵,請即刻派全權代表到金岸與本府所派代表接洽一切……”
其時浙江境內中共以挺進師政委劉英為代表、國民黨方面以劉建緒為代表通過和談於9月16日達成和平協議,開啟了浙江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浙江省主席黃紹竑通過平陽縣政府下撥一萬元給劉英做經費,劉英則聯名粟裕發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閩浙軍區司令部公告》,表明對堅定抗戰的蔣介石的絕對擁護,同時派人聯繫挺進師各部向軍區集中。
《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閩浙軍區司令部公告》有粟裕的署名,但粟裕對浙江臨時省委與國民黨談判一無所知。但9月16日到10月14日這個時間段裡,劉英派出的人應當聯繫上了粟裕,粟裕也因此得知浙江省境內國共和談成功,也收到挺進師各部往浙南平陽集中的通知,所以在10月14日粟裕與遂昌當局談判時有挺進師遂昌部向浙南集中的一條。
10月14日,粟裕派謝文清、劉清揚、劉亨雲與國民黨遂昌縣當局代表朱鎮山在門陣村舉行“國共合作抗日和平談判”,史稱“門陣和談”。
談判前粟裕明確指出,為了共同抗日,挽救國家危亡,為中華民族爭生存,我們不咎既往願意談判,但合作不是投降,改編不是收編,雙方應是平等的。列出幾條:1.紅軍保持獨立;2.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動;3.紅軍為迅速開赴抗日前線,迅即去平陽集中整訓,沿途國民黨方面不得留難;4.國民政府要為紅軍補充彈藥、給養。
國共雙方本著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態度,協商停戰事宜,達成合作抗日協議。當晚,雙方代表還與門陣軍民聯歡以示慶祝。
粟裕針對當局還存有收編的企圖,化名蘇群與劉清揚聯名寫了一封給遂昌縣長林樹藝的信。
林樹藝縣長勳鑑:
復示獲悉,並承朱科長跋涉敝隊指點一切,不勝感禱之至!關於編整事務,敝隊已奉軍區命令,略謂“為使迅速開赴前線抗戰起見,著該隊率同工作人員迅即回軍區集中”等因,奉此,敝隊遵令擬即往軍區集中矣。至於編整事宜,因組織關係,礙難從命。敝隊近日行動,自抗戰陣線告成後,對各地殷實及有資產者並未絲毫侵犯,尚祈釋懷為禱。
專此奉復,並致以抗戰勝利之禮!
蘇群 劉清揚(印)
十月十四日
粟裕估計這次談判可能成功,為了積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粟裕即令部隊集中於門陣,在小溪右岸駐紮下來,進行政治形勢教育,開展練兵活動。
過了兩天,國民黨遂昌縣當局同意粟裕提出的要求,宣告遂昌境內國共和談成功。
此次和談,粟裕順應歷史潮流,在完全沒有上級指示或精神的情況下與國民黨方面停戰和談,停止“打土豪”等不利國共合作的行為,在談判過程中又堅持了原則立場,拒絕國民黨方面的整編,自覺地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
此次談判看似順利,其實並不簡單。民國檔案顯示,國民黨湯溪縣長王重輝1937年9月30日給遂昌縣府的信函和遂昌縣長林樹藝10月12日給他的覆函中暴露出對粟裕所在的“遂、宣、湯”邊區採用的“剿、撫”兼施的辦法,在招撫粟裕的同時“電請四省邊署派隊協剿”。
同一時期南方八省有好幾支隊伍跟粟裕一樣,在沒有接到上級具體的指示情況下與國民黨談判時出了一些問題。
如果說浙南遊擊戰顯示了粟裕在軍事上的成熟,那“門陣和談”則顯示出粟裕在政治上的成熟。
10月18日,與國民黨遂昌當局達成協議後,粟裕率領謝文清、劉亨雲計80餘人離開門陣,途經遂昌的石練、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經龍泉去平陽集中。他們一路秋毫無犯,同時張貼標語、佈告,宣傳團結合作一致抗日。
粟裕的軍紀嚴明,不僅受到百姓的歡迎,就是國民政府方面也認可。民國檔案裡遂昌縣長林樹藝給上級的報告稱:粟裕部隊“途經本縣,紀律甚佳,毫無騷擾行為”。
離開遂昌後,粟裕一路南下,抵浙江省平陽縣山門鎮與劉英勝利會合。
本文選自《縱橫江海:抗日戰場上的粟裕》 粟向陽 編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