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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原創）黨史博採

新中國成立後，正當中國共產黨集中精力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出兵干涉並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而且命令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中國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緊要的歷史關頭，中共中央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這場戰爭中，毛澤東自然是主持大計，而周恩來的作用同樣不可或缺。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他參與了整個過程的決策指揮和組織實施。

審時度勢，支持出兵朝鮮的決策

抗美援朝的決策過程一波三折，是在最困難的局面下做出的最佳選擇。周恩來積極支持毛澤東出兵的主張，中國打響了一場震驚中外且影響深遠的艱苦戰爭。

二戰結束後，朝鮮以北緯38度線為界被劃分為兩個部分。1948年，在美蘇授意下，南北相繼建立政權，都承認一個朝鮮，一方要“北進統一”，一方要“解放祖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僅用3天，人民軍就攻陷了南朝鮮首都漢城。美國對朝鮮內戰的反應異常迅速，且態度強硬地全面捲入其中。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戰爭形勢發生逆轉。接著，美軍大舉北犯，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圖們江推進。這時，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要中國志願軍部隊投入戰鬥。朝鮮政府在10月1日和3日連續請求中國出兵支援。金日成在給毛澤東的信中用了6個感嘆號，急迫之情可見一斑。不期而至的朝鮮戰爭，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是一次生死攸關的考驗。中共中央面臨著重大戰略抉擇。

朝鮮戰爭爆發後，尤其是美國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便密切關注著朝鮮半島的局勢。一方面，迅速成立東北邊防軍，集結了25.5萬人的兵力，用周恩來的話說，叫做寧可“備而不用”。一方面，“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毛澤東明確地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為此準備了4個軍，共32萬人”。與此同時，周恩來通過外交途徑鄭重表明中國政府的態度，警告美國如果企圖越過三八線，“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他特意強調，中國軍隊將以志願軍的方式並穿著朝鮮人民軍的制服與美軍作戰。對此，美國人以為只是中國虛張聲勢的恫嚇。

儘管毛澤東心裡已有出兵的想法，但關係國家命運的抉擇也不是他自己一錘定音的。10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援朝問題，毛澤東認為出兵已是萬分火急，周恩來表示支持，但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本來，會前毛澤東已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表示“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但因意見不一沒有發出。3日，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就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電告斯大林。在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首先讓大家講講出兵的不利情況。據說，為讓與會者暢所欲言，毛澤東特意要求不作會議記錄。會上，大多數人不同意出兵，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多年的戰爭創傷還未醫治，新中國急需在和平的環境裡搞建設；二是我們的對手太強大，以現有的武器裝備沒法與擁有原子彈的美國抗衡，而且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而是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聽到大家的發言後,毛澤東講了這樣一段話：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裡也難過。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討論中仍是兩種意見。周恩來、彭德懷支持出兵援朝。彭德懷說：出兵朝鮮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經充分討論、反覆權衡，大家統一了認識。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由彭德懷率領志願軍入朝作戰，並派周恩來前去同斯大林洽談蘇聯出動空軍支援和提供武器裝備。

10月8日，毛澤東簽發命令，要求志願軍各部立即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彭德懷飛抵瀋陽，準備入朝。12日，周恩來從蘇聯發來的電報又讓毛澤東改變了想法，遂急電彭德懷：“命令暫不實行，十三兵團各部仍就原地進行訓練，不要出動。”原來，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做過承諾，如果中國出兵，蘇聯可提供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而當他在黑海海灣的休養地見到為此專程而來的周恩來時，態度卻動搖了。斯大林說，蘇聯可以滿足中國關於武器裝備的要求，但因飛機轉場困難，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之內不能出動空軍。還說，中國既有困難，不出兵也可，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蘇聯提供武器裝備並出動空軍，本是中國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的前提條件，斯大林態度的變化，讓中共中央面臨第二次決策出兵朝鮮的問題。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告知“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按毛澤東的設想，志願軍入朝後，擬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區組織防禦，使敵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以此“爭取時間裝備訓練，並等候蘇聯空軍到來，然後再打”。主要問題是看“兩個月內蘇聯是否確定能派出前線的志願空軍及後方各大城市的掩護空軍”，以及蘇聯是否可以用租借的辦法提供軍事裝備。就此，周恩來繼續與蘇聯方面進行磋商。斯大林的答覆令人驚訝：武器裝備可按半價來算，戰爭結束後結賬。但蘇聯只以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作戰。怎麼辦？中共中央第三次面臨抉擇。毛澤東再次下達暫緩入朝命令，於18日主持中央會議再作定奪。據彭德懷回憶，毛澤東決斷地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10月19日晚，早已擺在東北邊防地區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從三個方向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境內。

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在中共中央內部經歷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在20年後會見金日成時說：那時候，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最後還是決定了。可以看出，出兵的最後決心下得多麼不易。應當說，無論贊成出兵的意見或不贊成出兵的意見，都是正常的，是黨內民主的體現，況且無論哪種意見都是出於對黨和國家利益高度負責的考慮。周恩來說：“下這個決心在當時的情況下有許多顧慮，而從過渡時期看，這些顧慮是合乎實際的。”在爭論過程中，他是一直支持毛澤東出兵主張的。前面提到，在最初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若不是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則是孤掌難鳴。周恩來不僅是抓組織實施方面無人能比的高手，而且也是登高遠望的戰略家。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就指示總參謀部和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視，同時希望朝鮮政府向中國提供不同比例的地圖並通報前線戰況。他預判戰局的趨勢，認為戰爭會長期化，中國不能沒有防範準備。周恩來在幾次會議上都提到出兵的問題，這是基於他審慎的研究和極具戰略眼光的分析。當政治局會議作出出兵決策後，他更是堅定地執行這一決定。在其主持的部署出兵工作的軍委會議上，他還對一些人做說服工作：“我們不想打，但是敵人逼我們，快到鴨綠江邊了，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援朝，也是衛己，脣亡齒寒嘛！”周恩來曾明確指出，經過中國人民志願軍並肩作戰，使美國在朝鮮遭到嚴重打擊和損失，使它碰得頭破血流，知難而退。這種“可能性要大些，而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

出兵援朝,毛澤東、周恩來是對中國主權完整有更深層的憂慮。毛澤東認為，假如美國真的把朝鮮搞垮了，即使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困難。它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3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不允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彭德懷也說，等美國佔領了整個朝鮮，將來的問題會更復雜。如果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擺在我們家門口，它想發動侵略，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與其晚打，不如早打。1958年周恩來在志願軍幹部大會上對此曾解釋說：“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較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看選擇在什麼地方。這個當然是決定於帝國主義，但同時也決定於我們。帝國主義決定在朝鮮戰場，這個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也決定來抗美援朝。現在我們想一想三個戰場，大家會懂，不論從哪條來說，如果在越南作戰，更不要說是在沿海島嶼的作戰了，那就比這裡困難得多了。”脣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持朝鮮人民。抗美援朝，將美國勢力阻擋在三八線以外，為中國建立了一個堅固的緩衝屏障。今天，因大國插手引發的局部衝突和緊張的地區局勢的現實，更讓人感到當年的那場戰爭保護了中國的長遠利益，為民族復興趕走了一個攔路虎。老虎總是要吃人的，什麼時候吃，取決於它的胃口罷了。

◆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國慶節上發出警告：中國人民對美國侵略朝鮮不能置之不理。

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付出了重大犧牲和代價，但戰爭的勝利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戰爭，極大地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力地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現代戰爭的實踐，使人民解放軍、志願軍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強。決策出兵，對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是正確的抉擇。

日夜操勞，爭取抗美援朝的勝利

中共中央出兵朝鮮的決策之所以艱難，主要是對能否打贏這場戰爭沒有十足的把握。而決心一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便把軍事鬥爭提到首要而迫切的地位上來。周恩來在最高軍事會議上說：現在，我們要考慮出兵以後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人們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周恩來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長和談判總指揮三位一體的角色。

——稱周恩來為“總參謀長”，是因為他作為主持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如同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再次成為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主要助手。

周恩來密切關注著戰局的發展，除及時聽取總參作戰室彙報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戰況和標有敵我態勢的地圖，對朝鮮戰場上雙方的情況瞭如指掌。以此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並根據中央的決策，部署前線部隊的軍事行動。

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過江之初，多次發生遭朝鮮人民軍誤擊的事件，中朝包括在鴨綠江上空作戰的蘇聯空軍一部的協調指揮，便成為作戰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斯大林明確表示中、朝、蘇三方部隊在朝作戰“由中國周恩來統一指揮”，並將同一電報發給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斯蒂科夫。

志願軍入朝後，面對陌生的戰場和強大的敵人，周恩來等協助毛澤東成功發動了三次戰役，從根本上扭轉了整個戰局。志願軍進行第四、第五次戰役時，毛澤東離京休養，委託周恩來全權處理。周恩來還指導了志願軍1951年夏秋季防禦作戰、反“絞殺戰”、反細菌戰和1952年春夏鞏固陣地鬥爭。在此期間，他起草或審定批發的有關電報達數百份。

◆周恩來赴醫院看望回國治療的志願軍傷員。

周恩來關於志願軍作戰方針的提出，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具有戰略性意義的貢獻。早在1950年9月，他擬定出關於入朝作戰的基本方針：應是自力更生的持久作戰。在戰役戰鬥中，必須集中兵力與火力的絕對優勢，圍殲被我們分割的少數敵人，逐步把敵人削弱下去，以利長期作戰。這一方針，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周恩來從朝鮮戰場上出現的新動向，很快判明戰爭已有長期化的可能。提出為“堅持長期作戰，以達大量消滅敵人之目的，決定在朝鮮採取輪番作戰的方針”。輪番作戰的計劃，經毛澤東批准後下發，確定以21個軍分三番作戰。這樣，“我既有生力軍，又能得到切實整補，既不致陷於被動，又能保持旺盛的機動性和持久性，還可使更多的部隊學會和美國侵略軍作戰。”周恩來繼續從戰爭長期化這個估計出發，根據敵我雙方裝備情況，提出了多兵種聯合作戰的問題，籌劃空軍、特種兵參戰，特別是決定加強空軍建設，以與地面部隊協同作戰。他還十分明確地提出：“作戰方針應是在現在規模上進行持久的防禦戰，以大量消耗敵人，爭取就地停戰的勝利。”在橫貫朝鮮250公里的三八線附近，中朝軍隊構築坑道工事，建成了一道堅如銅牆鐵壁的縱深防禦陣地。從運動戰到防禦戰，這是朝鮮戰場上作戰方針和戰局的重大轉變。堅固的陣地防禦體系，抗擊了敵人的狂轟濫炸和坦克裝甲部隊的猛烈攻擊，並且大量殺傷敵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為戰爭勝利奠定了基礎。

——稱周恩來為“總後勤部長”，是指他在後勤保障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聶榮臻曾說：“整體後勤工作，當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

在志願軍出國作戰前，周恩來就“抓得很細”，對武器、彈藥、車輛補充、傷員收治和後勤幹部調配等問題一一作了部署，並且明確出國作戰要立足於國內供應的方針。志願軍參戰以後，中共中央確立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後方基地。周恩來說，只要東北提出要求，我們全力以赴地幫助解決困難，做他們的後盾。從後勤保障所需要幹部、部隊、車輛、物資、經費、運輸，到因志願軍難以生火做飯發動國內家家戶戶做炒麵，都是由他關注解決的。他還親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機關視察，同大家一起動手做炒麵，一邊幹一邊說：我們要把炒麵做好，送到前線支援志願軍打勝仗。

周恩來對後勤保障工作的貢獻，不只是事無鉅細地操勞，而是主要體現在宏觀方面的決策上。一是改革完善後勤保障體制。由於志願軍沒有制空權，運輸工具大量損失，隨著供給線的延伸，如何保證大量物資能夠及時地、源源不斷地送到前方，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經過聽取彙報、派人前線調研，在進一步瞭解了朝鮮前線後勤供應中的困難和應採取的對策後，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志願軍後勤工作的決定》，“立即成立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負責管理在朝鮮境內之一切後勤組織與設施”。這個司令部成立後，運輸、裝卸、加上配屬的警衛、步兵、工兵、高炮部隊，總數達18萬人，初步形成一支多兵種、多專業的合成部隊，以保證作戰之需。二是他強調指出：“千條萬條，運輸第一條。”隨後提出建設“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志願軍通過組織對空作戰、加強防空哨、保護各種物資、搶修運輸線等措施，應對敵人的瘋狂轟炸。在周恩來的積極組織籌劃下，年輕的人民空軍入朝作戰，奪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域的制空權，使這一地區被美國人稱之為可怕的“米格走廊”。就這樣，在整個抗美援朝過程中，儘管環境那樣險惡，這條“鋼鐵運輸線”始終奇蹟般地保持暢通，有力地支持並保障了前方軍事的勝利。彭德懷曾多次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歸功於後勤。”

——稱周恩來為“談判的總指揮”，是指他在指導停戰談判鬥爭中實際最高主持人的位置。

戰爭，從來不是獨立的軍事行動，它是實現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常常和外交鬥爭相配合。朝鮮戰爭發生後，周恩來曾代表中國政府一再提出建議和警告，要求和平解決朝鮮和遠東問題。即使出兵朝鮮參戰，中國人民仍始終沒有放棄爭取和平解決的努力。當中朝軍隊把侵略軍趕過“三八線”後，1950年12月，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聲明：“我們堅持以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經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議，中朝美三方接受“談判停火與休戰”的建議。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因兵力不足且傷亡慘重，看不到勝利的希望；長期陷入朝鮮戰爭不符合其全球戰略，而且巨大的戰爭消耗，受到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

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舉行首次會議。談判拖延的時間很長，圍繞軍事分界線劃分、戰俘遣送等問題，有時脣槍舌劍，有時靜坐無語，有時中斷一段時間再坐下來，可以說打了三年，談了兩年。在此過程中，周恩來對談判工作的指導，既堅決果斷，又細緻周到，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手段的靈活性，表現出高超的談判藝術。

周恩來是最高決策層關於停戰談判指導的實際操作者。談判的總體方案、方針和原則，由毛澤東、周恩來與金日成商定，有時也徵求彭德懷和斯大林的意見。周恩來審時度勢，知己知彼，通觀全局後做出科學判斷和堅定對策。他提出當行則行，當讓則讓的指導思想，在侵略者被迫求和的時候，把戰爭停下來，爭取在和平的環境中建設新中國；針對美國採取拖延和破壞的政策，他立刻指出：要堅決打掉這個荒謬主張，“以堅定不移的態度，駁回其無理要求，才能打破敵人以為我可以一讓再讓的錯覺。”“我們的談判方針是：爭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戰，使之成為和平解決朝鮮及至遠東其他問題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願和，但也不急。”停戰談判是在戰爭仍在進行的情況下舉行的，戰場上較量的結果對於談判成功與否起著決定性作用。周恩來清楚：“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得不到。”他同毛澤東一直堅持爭取和、準備打，邊談邊打，以打促談。根據談判進展情況，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及時發出指示。在兩年的談判鬥爭中，由周恩來親自起草或由他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指示有300多件之多。這些明確的原則，正確地指導了停戰談判的進行。

周恩來還是停戰談判的具體指導者。當時，中國派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和喬冠華赴朝參加談判工作。他們在開城與北京有一條熱線。每天上午談判，下午李、喬將談判情況彙總報到北京。北京在黃昏研究完第二天的談判對策和發言稿，經周恩來連夜修改後再發往開城。李克農據此精神，指導前方談判。談判最緊張的時候，他們每天還要在周恩來清晨臨睡前再用電話報告一次。兩年的時間裡，談判鬥爭的方式和內容都是這樣由周恩來定下的。僅此一例，就可想象出他操勞之多和作用之大。

◆1958年朝鮮人民歡送志願軍回國。

邊打邊談，以打促談，使美國感到戰爭拖延下去，對自己只會帶來更多損失。他們不得不在板門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簽訂軍事停戰協定。

抗美援朝，對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實踐證明，它沉重地打擊了美國的侵略政策，保衛了朝鮮的獨立和中國的安全。不但沒有削弱或拖垮新中國，相反，倒是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內在力量，不僅對國內社會改革和經濟恢復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而且對國際局勢、特別是遠東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裡，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室，許多幹部進進出出，周恩來整天忙個不停。毛澤東風趣地對他說：“你那裡是軸心。”1958年2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回國，周恩來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當天，在為志願軍指戰員代表舉行的慶功宴上，酒量過人且極富自制力的周恩來醉在最可愛的人面前。這其中固然飽含了他對戰爭勝利的無比喜悅，又何嘗不是他在巨大付出後的一刻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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