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道林（長文）
這是一個春天的早晨，太陽高照，已經感到熱了。我走在奧裡庫姆（Orikum）的廢墟中。奧裡庫姆是羅馬統治時期的一個定居點，位於阿爾巴尼亞境內亞得里亞海岸寬闊的發羅拉灣南端。這裡很好地保留了羅馬統治時期的記憶，甚至一座劇院的很多石砌臺階還原封不動。
但這並不是我來這裡的原因。
在奧裡庫姆遙遙欲墜的建築群腳下，還有另外一片廢墟。它們的歷史不到半個世紀，名氣也要小得多。這片廢墟是附近帕夏李曼（Pasha Liman）海軍基地昔日的營房。從堤道的另一邊就能看到那個基地。
我的導遊喬希（Elton Caushi）開玩笑說，我們對有2000年曆史的遺蹟視而不見，卻對只有40年曆史的廢墟情有獨鍾。
在海軍營房廢墟和堤道之間，分佈著幾處低矮的灰色碉堡。每處碉堡的高度和寬度只夠容納兩個人，牆壁上方是一個圓形的穹頂，建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阿爾巴尼亞是全世界最受孤立的國家之一。
修建碉堡是霍查的主意。霍查曾是一名游擊隊員，冷戰後統治阿爾巴尼亞長達40年。他領導下的政權殘酷，荒誕。霍查認定，從鄰國南斯拉夫到希臘、北約，甚至包括他在蘇聯的前盟友，所有人都想侵略他的國家。於是，霍查啟動了一項大修碉堡的計劃。
這些眺望著發羅拉灣的碉堡，只是鋼筋和混凝土建築物的冰山一角。從與黑山接壤的北部邊界到與希臘科孚島隔海相望的海灘，阿爾巴尼亞到處都是在猜疑引發的修建熱潮中建成的碉堡。這種碉堡不止幾百座，甚至不止幾千座。據保守估計，完工的碉堡數量超過17萬座。
今天，它們依舊零散分佈在鄉間，或是俯瞰著山谷，或是默默守衛著十字路口和公路，又或是像令人毛骨悚然的雕像一樣排列在空無一人的海灘上。它們的影響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
外界認為，一座碉堡的造價與一套兩居室公寓相當。此外，修建碉堡無疑導致了阿爾巴尼亞淪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時刻準備著
霍查因為要求阿爾巴尼亞人民都必須"時刻準備著"而出名。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
二戰時，阿爾巴尼亞軍隊規模小，裝備差。1939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軍隊慘敗。雙方開戰僅5天后，戰爭正式結束。但抵抗法西斯的行動並沒有完全結束，只是開始逐漸銷聲匿跡。
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多山之國，非常適合開展游擊戰。幾百年間，阿爾巴尼亞人民以頑強抵抗侵略者而聞名於世。戰爭推動了阿爾巴尼亞游擊戰的進程，在南斯拉夫淪陷區的抵抗組織和英美盟友的幫助下，游擊隊開始襲擊意大利和德國侵略者。在這場抵抗運動中，衝在最前面的便是霍查領導的共產黨游擊隊員。
隨著形勢向有利於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方向轉變，阿爾巴尼亞的抵抗力量逐漸壯大，在叢林中的據點裡積蓄力量。事實證明，這些根據地十分鞏固，無法消滅。到1944年11月解放首都地拉那時，這支由共產黨和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草根武裝力量的規模已達7萬人左右。
二戰結束後，霍查鞏固權力，殘酷地清除敵對派系，甚至那些曾經和他一起領導過抵抗運動的戰友也未能倖免。阿爾巴尼亞成了一個與蘇聯結盟的共產主義國家。隨後，這個小國陷入一場又一場外交危機。1947年，霍查與鄰國南斯拉夫斷交。此事表面上是因為立場不那麼堅定的南斯拉夫偏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1961年，霍查炮轟斯大林的改革派繼任者赫魯曉夫，阿爾巴尼亞再度陷入困境。蘇聯和《華沙條約》（Warsaw Pact）的其他簽約國排擠阿爾巴尼亞，迫使這個被孤立的國家轉而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結盟。
但與中國的蜜月期是短暫的。1972年，毛澤東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這激怒了霍查。他與中國的關係迅速降溫。到了1978年，中國撤回所有外交顧問，阿爾巴尼亞盟友盡失，成為世界上最孤立無援的國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建碉堡的運動開始了。霍查認為，自己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使阿爾巴尼亞容易受到北約從意大利或鄰國希臘發起的攻擊。但曾經的朋友也變成了敵人。南斯拉夫可能會發動侵略戰爭，蘇聯也有可能從保加利亞接道南斯拉夫入侵阿爾巴尼亞。
如果與這些可能的敵人打常規戰，阿爾巴尼亞的武裝力量比它們小得多，根本不是它們的對手。因此，霍查決定動員民眾——該國大部分老百姓每年都要接受基礎軍事訓練——組成一支有數萬人的抵抗力量。
在游擊戰時代，可以在叢林裡抵抗。游擊隊可對意大利或德國的地下堡壘發起攻擊。但霍查希望通過建立一個巨大的碉堡網，阻止任何潛在的敵人發動襲擊。阿爾巴尼亞民眾可以藉助碉堡網來守衛每一個海灘、村莊和十字路口。
這場民族主義抵抗運動要求啟動一個巨大的建設項目。阿爾巴尼亞成了一個碉堡之國。
數量最多的是單兵碉堡，用鋼筋混凝土修建，每個碉堡大小隻能容納一兩個人。
單兵碉堡的設計師是工程師扎加利（Josif Zagali）。扎加利在二戰期間曾是一名游擊隊員。他在碉堡的頂上設計了一個圓形的穹頂，這樣子彈和彈片打到上面就會被彈開。這使得碉堡的外形非常獨特。碉堡按小組分佈，以便組裡的各個碉堡可以相互支援。按照設計，碉堡的部件在工廠預製，然後到現場組裝安置。
單兵碉堡稍大一點的是指揮/炮兵碉堡，直徑超過8米。戰時，它們將充當一排排小碉堡的指揮所。
再大一些的掩體是為了在遭遇襲擊時保護平民。每個鎮或城市裡的每個區都建有足夠容納數百人的地下混凝土掩體。此前，我曾在2016年來過阿爾巴尼亞。吉諾卡斯特位於地拉那以南，驅車大約3小時路程，人口約為2.5萬。當時我參觀過一處類似的老舊碉堡。那座掩體很大，容納數百人綽綽有餘。
杜拉伊（Pellumb Duraj）是興建霍查的混凝土防禦工事的負責人之一。他當時是一支駐守在阿爾巴尼亞北部布雷爾的工程先遣隊的指揮官。
1973年，杜拉伊以土木工程師的身份畢業，是首批應徵入伍的工程師之一。“我被分派到那裡，別無選擇，"在地拉那一家咖啡館外，他一邊喝咖啡一邊對我說。
”當時需要增加保護措施，因為阿爾巴尼亞退出了《華沙條約》，我們政治上孤立無援，又怕原子彈和美國的威脅，這種情況促使政府要求建造碉堡。一切都是從1968年我們退出《華沙條約》的時候開始的。
“最集中的時期是從1975年開始的，自那以後的7年裡，我們要做項目研究，以便為修建碉堡網做準備。在那之前，軍隊裡沒有土木工程師，他們只是偶爾聘請土木工程師。”
杜拉伊的工作是確保碉堡的預製件不僅生產出來，運送到正確的地方，而且現場還要有足夠的人手將它們組裝起來。這並非易事。杜拉伊所在的部隊要修建13000座大小不一的碉堡。
修建碉堡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項目，阿爾巴尼亞幾乎所有工廠都被迫參與。水泥廠大量生產混凝土預製構件，大批工人在現場組裝。1974年，阿爾巴尼亞在中國的幫助下建起了一座新的大型鋼鐵廠，生產的大部分鋼材用來加固霍查的碉堡網。
杜拉伊必須與鄉村集體農莊的掌權人談判，它們的組織結構很像蘇聯的集體農莊。“一開始我們沒有經驗，於是遇到了新的挑戰，一場非常艱難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舉國參與。軍隊負責管理，民眾負責幹活。政府的建築公司負責生產，公共交通運輸公司則把建材運到現場，然後我們根據當地人的技術水平有選擇地僱傭，不需要技術的體力勞動則由士兵承擔。”
杜拉伊的職責清單上，單兵碉堡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除了小碉堡、大碉堡，我們還要為高射炮和火炮修建發射陣地、倉庫和彈藥庫，還要建造連接所有倉庫和碉堡的壕溝。各個陣地之間的所有交通網絡；所有的部隊、隧道或地下建築的指揮中心也需要我們負責修建。彈藥庫也是我們建的，燃料儲備、食物和衣服以及化學品儲藏，都是我們建的。”
杜拉伊說，碉堡的位置不同意味著他們要相應修改設計。“在西部，從海邊開始，我們採用的是重約7噸的重型獨體碉堡，因為我們擔心極有可能發生來自海上的侵略。這種碉堡有一塊加固的鐵板，可以抵禦導彈和炮彈。
”山林裡的碉堡配件會輕一些，可用騾子和人搬運，最重的部件才100公斤。但修建一座山林類型的碉堡需要70種不同的部件，而且必須用鋼筋混凝土加固。“
像杜拉伊這樣的工程師們參與的是當代獨一無二，無可比擬的工程項目。為了尋找靈感，他們研究了歐洲二戰前後修建的一些大型防禦工事，比如20世紀30年代法國因為擔心德國入侵而修建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我們研究了他們的經驗，但我們修的不是某條線的防禦工事，而是整個國家的防禦工事，從海岸線一直到山頂。“
杜拉伊說，在那個時期，建造碉堡耗費了大約80%的軍費。當時修碉堡比種糧食更重要。他說，勞動黨的官方路線是"國防高於一切，農業只是個人問題。"
”霍查會說，在全國構建防禦工事是用我們國家的汗水進行的最有效的投資，防禦工事上多流一滴汗，戰場上我們就少流一滴血。“
修建碉堡網點工程必須風雨無阻，最重的部件用拖拉機或二戰時期的蘇聯吉爾卡車搬運，然後手工組裝。杜拉伊說：”天氣好的時候，我們一天可以建成4座碉堡， 但天氣不好的時候……有時我們會看到吉爾卡車底盤以下都陷在淤泥裡，我們就不得不用拖拉機把卡車拖出來。我們還發生過多起起重機墜落，造成人員意外死亡的事故。“
據地拉那的碉堡藝術博物館（BunkArt）估計，修建碉堡網期間，每年有100人喪生。杜拉伊聲稱這個數字言過其實了，但他也承認，修建碉堡期間發生過造成人員死亡的事故。
在共產主義政權倒臺25年後，杜拉伊有大量時間去考慮霍查的掩體防禦的戰略價值。阿爾巴尼亞當時面臨嚴重威脅，必須修建這麼多碉堡嗎？”要我說，確實是修多了。我們在山頂上，在岩石裡都修建了碉堡。在連山羊都不會經過的地方都建了碉堡。“
在吉諾卡斯特，我和喬希參觀了一座工廠。碉堡就誕生在這樣的工廠裡。
當年，這裡一片繁忙，工廠夜以繼日地生產蓋在碉堡頂上的混凝土穹頂。如今，它只剩下一個空殼。工廠在很久之前就被拆除了，除瓦礫和龍門吊車外幾乎沒剩下什麼。當年，正是這些龍門吊車負責將沉重的混凝土板運送到廠內個角落。今天的這裡是一幅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衰敗景象。
阿迪（Adi）就生活在這座廢棄工廠的附近。他在當地經營著一個廢品場，裡面滿是廢舊金屬堆和被滿臉菸灰的工人，他們在把金屬絲外面的塑料燒掉。買下廢品場的同時，阿迪也繼承了旁邊的舊工廠。具有諷刺的是，阿迪的工作之一就是拆除碉堡。
有時候，他和手下的工人會驅車4小時，走進俯瞰吉諾卡斯特的山林裡。拆一座碉堡需要10個人花一整天的時間。現在他們是開車過去，而當年修建碉堡時，除了騾子外幾乎沒有其他運輸工具。
38歲的阿迪還記得兒時的碉堡。"我們會在碉堡上面玩游擊隊員打德國鬼子的遊戲。現在我們找到了讓人回憶起那些日子的東西，謝天謝地沒有打仗。"
阿迪的工人尼科（Nico）也記得和朋友去山裡，在碉堡裡玩的經歷。建造碉堡的共產主義政權早已成為歷史，碉堡也成了蛇盤踞的地盤。但尼科相信，有一天他會找到一座滿是寶藏的碉堡。
2004年，碉堡裡找到了另類"寶藏"。有人在距離地拉那僅40公里的一座碉堡裡發現了約16噸芥子氣罐。美國被迫支付了大約2000萬美元，讓阿爾巴尼亞政府安全銷燬這些武器。
儘管像阿迪這樣的人正在拆除碉堡，以便鋼筋混凝土用於現代建築工程，但阿爾巴尼亞卻沒有資金和人力去逐一拆除全部的碉堡。這些大大小小的碉堡像很久以前被打敗的軍隊丟下的殘骸一樣，揮之不去。
這些沉默的碉堡讓人回想起了這個國家的共產統治時期。民眾把這些碉堡用於各種用途。
在農村，人們用碉堡來圈牲畜或儲存飼料。部分碉堡被塗上鮮豔的色彩，成了市中心遊樂場的一部分。一些曾經守衛著阿爾巴尼亞陽光燦爛的海岸線的碉堡，已被改造成披薩店、咖啡店和臨時酒吧，但更多的碉堡都被拆除了，通常是用退役的坦克牽引拆除的，以便為新的開發項目騰地方。
但這些碉堡遺蹟吸引著外國人，其中既有遊客，也有藝術家。他們覺得必須為子孫後代保留碉堡。
荷蘭攝影師加利亞德（David Galjaard）已多次來阿爾巴尼亞拍攝碉堡。
加利亞德在電子郵件中告訴我:"我正在荷蘭創作一個有關冷戰期間的碉堡的系列，我就職的那家報紙（《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的一個記者和我說：'你這麼喜歡碉堡，應該去阿爾巴尼亞'，看了有關這些碉堡的介紹和它們的故事後，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當時是12月。我一直等到阿爾巴尼亞的雪化了，才開著我的標緻車上路。
”第一次到阿爾巴尼亞之前，我想象這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國家。我為阿爾巴尼亞民眾感到難過，因為這些碉堡不斷提醒著他們那個嚴酷的共產主義時期。但來到這裡後，問起碉堡，人們只是聳聳肩。他們通常都不覺得碉堡有問題，除非，比如說，碉堡妨礙了他們耕作土地。“
加利亞德的三次阿爾巴尼亞之行成就了他的攝影項目"專心致志"（Concresco）。該項目的作品已在2012年出版。
加爾加德說：”阿爾巴尼亞民眾對待碉堡的方式，充分體現了這個國家的特點，碉堡被人們忽略、用作他用或被毀。這就是我用它們作為視覺隱喻，來講述一個故事，這不僅僅是碉堡的故事，這裡還包含著這個國家本身的歷史。
”在大部分國家，多數人是看不到大量冷戰留下的遺蹟。阿爾巴尼亞獨特的地方在於，源自那個時代的猜疑和懼外情緒清晰可見，過去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
喬希會把這些冷戰遺蹟當作阿爾巴尼亞的獨特魅力來介紹，並在一定程度上以此謀生。他經營著一家名為”阿爾巴尼亞之旅“（Albanian Trips）的旅遊公司。公司提供的服務包括參觀一些風景極其優美，又能讓人想起霍查的疑心和恐懼的地方；既能展現阿爾巴尼亞崎嶇多山的壯麗景色，又能讓人想起這個國家被孤立的那幾十年。
喬希說：”我和我的瑞士攝影師朋友迪迪埃·呂夫（Didier Ruef）在阿爾巴尼亞各地進行過一場歷時三週的尋找碉堡之旅，也的確發現了幾座碉堡，現在被用作住宅和動物圈舍，還有很多碉堡位置極佳，或地處海灘附近或能看到山景。當時迪迪埃告訴我，阿爾巴尼亞有一天會成為旅遊勝地，而碉堡一定功不可沒。但那時候我可能沒太注意這一點。
”後來，從2007年前後開始，當我真的把全部時間投入到旅遊業中後，這種觀念變得越來越清晰。人們不停地打聽碉堡。我開始和建築業從業者、作家、從事回收工作的人、拆除工、廢料收集工打交道，碉堡相關的知識趣聞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和喬希用了幾天時間在阿爾巴尼亞全國各地遊歷，在從地拉那到吉諾卡斯特的路上找到了碉堡網。過去十年裡，他已經把最上鏡的碉堡網繪製成了一張地圖。但霍查下令修建的碉堡正在一點一點消失。
”和15年前比的話，剩的不多了，“他說。”拆除和清理碉堡的大動作一直在進行。這既是為了回收廢金屬，也因為碉堡太佔地方。我覺得從2006年到2014年，可能消失了45 - 50%。然後政府說它們是公共財產，無論誰破壞碉堡，都將受阿爾巴尼亞法律追究。”
儘管碉堡成了保護對象，但喬希認為，未來10年還會有更多碉堡被毀。
他經常帶遊客去地拉那主墓，參觀那裡的碉堡。在那裡，它們似乎與墳塋和墓碑融為了一體。還有一些碉堡只能乘船前往。此外還有一些隧道、地下工事和儲藏區域，冷戰後被人遺忘，現在隨著旅遊業打開了阿爾巴尼亞的國門，也重新被人們發現了。
他說： “有一個地方有一座巨型碉堡，但我說不出具體在哪：那裡生活著幾千只蝙蝠。進到裡面後的感覺很奇怪。腳下是一層厚厚的蝙蝠糞便，頭頂是在你腦袋周圍飛來飛去的蝙蝠，它們有時還會碰到你的頭髮。而在所有碉堡的入口處，貼滿了斯大林主義式的宣傳口號，以及如果哪天敵人企圖侵略我們時，如何朝他們開槍的技術建議！”
喬希在20世紀90年代離開阿爾巴尼亞到瑞士留學，幾年後回國。他對霍查這筆影響深遠的遺產感情複雜。”我對它們又恨又愛。它們格格不入，如果有能力阻止它們的出現，我肯定會這麼做。但既然它們已經存在了，我們又為建造它們做出了這麼多犧牲，我相信懲罰那些強迫我們為修建碉堡出錢出力的人最好的辦法，是把它們重新利用起來，來諷刺這個項目的初衷：防範敵人。咱們就努力吸引‘敵人’進入碉堡。
“這是一種悲喜參雜的方式，我認為是合理的。它們可以從最初的壁壘，變成供敵人來遊玩、探索和學習的場所。我們能從這個巨大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防患於未然。”
對當年那些修建碉堡的人來說，它們或許代表著因為霍查的猜疑而失去的歲月。參觀吉諾卡斯特那座廢棄工廠時，喬希開始和一群正在附近修築一道牆的工人交談。其中一名工人伊薩（Isa）告訴他，用來澆築碉堡穹頂的鐵質模具，現在成了他姐姐鄰居家花園裡的水箱。他還邀請我們去拍照。
喝著自釀的拉克酒，他和他姐夫給我們講了他們在部隊時頂著夏季烈日修建掩體的經歷。為了修掩體，他們拖著40公斤的混凝土板在鄉間小路上跋涉，但從未有人在碉堡裡憤怒地開過一槍。
他姐夫從鼻子裡哼了一聲，說：“世界其他國家都在造火箭把人類送上月球時，我們在修碉堡。實在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