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父親田安娃在一次酒後駕駛摩托車發生車禍身亡，商洛市商州區沙河子鎮王山村人田隆灝“認為一起喝酒的人都應承擔責任”，將鎮、村幹部上班時間聚眾喝酒，致父親出車禍死亡一事反映給了商州區政府。儘管該區常務副區長作出批示，要求麻街鎮政府調查此事並答覆群眾，但一個多月過去了，田隆灝等人並沒有收到官方回覆。(1月20日《華商報》)
從法律上看，死者親屬的“追責”要求並無不妥。雖說，對田安娃的酒精測試，遠遠超過了80毫克的醉駕標準，交警部門也作出事故認定，“田安娃無證醉酒後駕駛無號牌兩輪摩托車，發生交通事故身亡，負全責”，但這並不代表，田安娃“死了白死”。我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即“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審視田安娃的意外死亡，固然有自身放縱飲酒、醉酒駕車等過錯成分，卻也與同桌喝酒人的不作為等密不可分。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般認為發現不良反應情況後，同桌喝酒者之間均有及時通知、協助、救護等法律義務。可資借鑑的是，在之前的類似案例中，凡有“過錯”的勸酒者、飲酒者、組織者，多被法院判定，需要承擔一定比例的連帶賠償責任，只是基於死者自身存在一定的過錯，適當減輕他們的賠償責任。
具體到這起事件中，同桌喝酒的這些參與者，顯然承擔的幫助義務還不夠。誠如田隆灝所說，“我爸是在喝酒後騎車出的事故，他在酒桌上喝了那麼多酒，同桌的人為啥不勸阻？”“我爸走時要騎摩托車，為啥也沒人阻攔一下？”是以，那天中午與田安娃同桌喝酒者，也應就過錯輕重，承擔相應的連帶賠償責任。
這樣的處理結果，表面上對同桌喝酒的人不夠公平，實際上卻更有合理性。同桌喝酒說到底，是一種社會交往，能到一起喝酒，首先建立在相互之間的特殊親密關係之上。鑑於彼此之間形成的特定關係，要求一起喝酒的人對酒友承擔幫助義務，並明確相應的法律責任，既是先期行為的邏輯後果，也有利於防止醉酒過量造成身體傷害，或者酒後駕車發生事故。
當然，就這起意外事故而言，還不僅僅是一起單純的民事糾紛。除了應追究同桌酒友的民事責任外，對特殊身份的同飲者，如麻街鎮村幹部等，一旦確認參與聚眾飲酒的事實，還有不可推卸的黨紀政紀責任。儘管記者採訪時，“鎮幹部藉故離開”“紀委幹部掛斷電話”等，但讓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亦非不可完成的任務。
翻看報道，“大家一起吃飯喝酒，一直吃到了下午3時左右”，這個時候顯然早已到了上班時間，如果還在聚餐飲酒，顯然違反了《紀律處分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有關黨紀法規，應給予處分。退一步來說，就算是工作日午間飲酒，影響到履行法定義務，也與《公務員法》等規定格格不入，應當依法作出處理。
一起看似尋常的交通事故，對責任者的追究，並不能因為生命隕落而罷休。對於死者親屬，可依法提起訴訟，要求同桌飲酒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有關方面也應迅速追責，查明事實真相，依法依紀依規問責。如此，方能告慰死者、體現正義。(楊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