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核心是一個“變”字。文明之變、發展模式之變、世界格局之變、科技與產業之變……這些對於中國的科技創新意味著什麼？我們該如何應對？
“謀劃中國創新應對之策，不能僅就科技看科技，既要遵循科技規律，又要立足需求驅動，以全球視野、時代眼光、歷史經驗、國家目標來觀察和分析。”6月29日，在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和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共同主辦的高質量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如是說。
關鍵在於基礎能力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進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企業產業競爭越來越依賴技術進步的時代，人類經濟體系、社會體系越來越建立在技術的基礎之上。
而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先驅。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李正風指出，現代技術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不同於基於經驗的技術。
“技術有規律，技術創新有目標，不同的需求會帶來不同的技術，關鍵在於基礎能力如何。”潘教峰說。
事實證明，當擁有了好的基礎能力，就能生成各種各樣的技術。在新工業革命來臨之際，美國對我國發起貿易摩擦和技術封鎖，對有可能對其技術優勢形成挑戰的企業進行圍堵，目的就是為了爭奪未來競爭主導權。
潘教峰認為，這種情況下，我國應堅持更加開放的國際合作，不能排斥國際合作，但關鍵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上去。
我國幾十年來一直學習消化吸收國外成果，“學習”的邏輯深入骨髓，現行創新體制、制度、政策背後也都遵循“學習”的邏輯。
為此，潘教峰建議，政策體系需要朝向創新引領轉變，從戰略規劃、政策安排、制度安排等方面進行統籌安排；營造有利於激發原始創新、源頭創新的環境氛圍，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躍升。
解決系統失靈問題
美國的優勢是什麼？李正風認為，是創新體系的綜合優勢，包括激勵創新創業的企業家精神與社會土壤、雄厚的科學基礎與產學研緊密結合的體制、不斷推進前沿技術發展的軍民融合體系等。
“相比之下，我國的創新體系在頂層設計、產學研合作機制、基礎研究引領支撐技術創新、激勵創新創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系統失靈’問題，嚴重製約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李正風直言。
所謂“系統失靈”，是指創新體系中各要素之間缺乏應有的互動、聯繫，以及要素之間出現各種錯配現象。
以芯片產業為例，涉及到電子、化工、光學、機械等多領域的一系列技術，其核心設備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來自於全球幾十個國家、數百個供應商，形成快速變化的複雜創新系統。
“芯片產業系統存在的任何一個短板都可能變成制約，需要著力加強系統創新能力。”潘教峰強調，要從重視“點的突破”向重視“系統創新”轉變。
同時，他表示，政府一定不要包得太多，基層的創造力無窮無盡，需要營造好環境，放手讓基層去創造。“創造更加創新友好的制度政策環境，放手讓企業去競爭，提供普惠性政策措施，而不是挑選出個別的企業給予政策優惠和扶持”。
加強科技倫理治理
科技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風險，使人類進入到前所未有的風險時代。
“對於一項技術，強調它有多少好處是不夠的，強調為了它做了多少安全措施也是不夠的，強調遵循安全規範也是不夠的，關鍵是它能否避免被惡用、被誤用，能否承受、能否化解它被惡用、被誤用的後果。”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東說。
尤其是顛覆性技術，既需要硬實力也需要軟實力。李正風表示，要加強可能消除技術風險的基礎研究，限制無視可能風險的研究和開發，積極參與顛覆性技術倫理規則形成過程，不斷提高話語權。
如人工智能，可能帶來改變就業結構、衝擊法律與社會倫理、侵犯個人隱私等問題。對此，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元豐提出，在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挑戰，加強前瞻預防與約束引導，最大限度降低風險，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發展。
讓科技造福人類，必須在科技發展中注入“道義”，不能見利忘義。在李正風看來，明確倫理治理是對人類負責，不是阻礙科技發展，而是堅持高質量的發展。
他建議，建立國家科技倫理治理制度，形成國家、部門、地方、機構多層級網絡化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用必要的法律形式明確不同層次倫理委員會的地位和職能，並積極參與到倫理規則的國際磋商。
“強國，重在發展質量，特別是科技先進和善用科技。”李正風說。（陸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