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姚森（樂見島專欄作者）

受訪者：Betsy（CEOBetsy Beaumon）

圖片來源：Benetech，部分圖片版權歸Benetech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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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閱讀上期，請點擊：科技向善共建有聲圖書館——美國社會企業家 Benetech CEO訪談錄

編注：本文是美國社會企業家Betsy女士訪談錄的下篇，主要內容是樂見島記者與Betsy女士就科技向善問題的對話。

科技向善在硅谷的確已經是一種整體趨勢

樂見島: 眾所周知，Benetech一直從事技術向善、軟件向善，您認為這給你們機構帶來了什麼好處嗎？比如是否讓你們機構的籌款變得更容易？

Betsy: 首先要說明我們是一家非營利性機構，所以我們不會牟利。確實讓我們籌款變得更容易，但只能說相對更容易一些，總體上我還是不會說籌款是很容易的事。讓這事變得容易，是因為總體上我們有一個良好的發展軌跡和影響力評估記錄。投資者知道我們是誰，也知道我們給社會帶來的是什麼。所以每當我們說希望募資以謀求更大發展時，投資者可以很容易看到我們有良好信譽的歷史。

唯一一件對籌款有負面影響的事情是，許多投資人只願投資初創企業/機構。其實我們有許多像data for inclusion這樣的初創服務，它們是初創的計劃，卻仍然在Benetechde 大框架之下。那麼就會有某些投資人，尤其是科技領域的社會企業投資人，拒絕給我們投錢，原因是認為它不是一個初創企業。

樂見島：科技向善在硅谷是不是一種整體趨勢？是否硅谷的企業家已經達成了共識，願意運用科技和商業的力量推動改變？還是說僅僅是少部分人的意願？

Betsy：可以說近幾年，甚至說10年來，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確實有許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都開始某種程度上推動科技向善，純商業公司當然也會有科技向善的元素存在。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的首要目標，一定是牟利。向善的部分則常常被他們放在次要地位。

不過把利潤放在首要地位這完全沒問題，這本來就是他們該做的事。只不過對大眾來說，常常會把非營利性的科技向善與商業公司向善的部分這兩者混為一談，因為很多時候，這兩類機構的某些願景和使命的表述是如此類似。但實際上兩類機構是完全不同的。商業機構無論他們的使命願景說得有多麼向善，他們的首要目標仍是為了盈利。

但像我們Benetech，目標一定不是牟利。不過總的來說，我還是覺得是有這樣一個大趨勢。我當然希望出現更多像Benetech這樣專門聚焦科技向善、軟件向善的機構。目前市面上確實出了一些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稱其為技術型非營利性機構或者技術型社會企業的組織，他們更多從社會問題的角度去思考。

還記得我當年成立自己的第一個科技向善的創業機構時，周圍的人都覺得我瘋了。當時在硅谷的朋友都以異樣的眼光看我，他們會說，“你不是技術人員嗎？怎麼做一些和社會領域、慈善領域相關的事？”不過現在人們再聽我說起我做的事，只會說，這很棒啊。因此我能說，總體而言是有這樣一個大趨勢，越來越多的人瞭解並從事科技向善。

樂見島:：那麼我可不可以說，其實有越來越多像Benetech這樣的機構在不斷湧現？

Betsy：我覺得這問題很微妙。雖然總體上是有更多人開始關注和從事科技向善了，不過像Benetech這種專門為弱勢族群提供多種軟件服務的機構並沒有馬上變得更多。

我當然希望這樣的機構更多，目前能看到越來越多以科技作為核心解決方法的盈利和非盈利性的專注社會價值的機構，也有很多類似孵化器一類的組織專注於科技向善產品的開發。因此我可以說一切都在走上正軌，未來潛力無限。

從小處著手，從一個小的試點實驗開始

樂見島：感謝回答！現在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資源的總量是恆定的。如果資源有限，那麼您會做出哪種選擇？一是選擇惠及數量足夠大的群體，這樣覆蓋面廣，但平均下來投到單個目標人群上的資源就會更少；二是將總體目標人群縮小，但給其中的每個人以更多的投入和更好的服務。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平衡全納性和有效性？還是說您認為這兩者是可以兼容的？

Betsy：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有多重任務要做，比如我們的反貧困項目，以及我們鏈接所有社會服務數據的服務網絡等等。如果你的問題是永遠都只有固定數量的資源，那會是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了。但實際上，我們一般是初期聚焦在某個固定領域的單一問題上，一是因為你需要從中學習和驗證，二是因為你也沒辦法為新項目獲得太多的投資。其實大部分情況是這樣的，你的初創項目或是機構獲得一部分錢，之後如果經過驗證你的模式或者服務是可行的、可持續推廣的，那麼你就會獲得更多的錢。

因此，作為一個合格的技術人員，我們通常從小處著手，從一個小的試點實驗開始，這意味著選擇我們能夠進行測試的固定的區域，固定的人員。之後嘗試進行交互性的設計和研發。因此我認為在最開始，我們會有所聚焦，從小規模出發。如果我們發現某種方法或產品潛在影響力不大，效果不明顯，那麼我們則會相應作出調整。試圖尋找其他的解決方法

對人數也需要辯證地看。我們並非總是能覆蓋絕對大數量的人群，比方說，世界上非視障者肯定比視障者多得多。視障者的數量少於總量的1%，對他們來說，Benetech的服務是至關重要的。不過我們的客戶群肯定沒有微信的客戶群龐大，因此實際被影響的人數不會顯得有那麼多。但我們總是在嘗試解決靠市場的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比方說像圖書市場。有許許多多的出版商，但幾乎沒有人在考慮視障者的閱讀需求。

當然，我們的覆蓋範圍小也不是說小到比如說只有20人的群體，這就太小了。但如果我們認為自己能解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即便涉及的人群只佔總人數中較小的比例，那也意味著百萬級的人數。不過在最開始的時候，一定不能貪多，腳踏實地從小範圍做起，確認它是否有效，以及未來是否有擴大規模的可能。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在某個領域確認永遠不會有更多資源可供使用了，我們就不會朝這個方向做過多努力。但現實情況一般是初期的時候你沒有太多資源，於是你先聚焦並從中試錯學習，發現可行的模式後再擴大。若發現徹底不可行，就把精力投入到其他的方向上去。

樂見島：所以我可以理解為，最開始您會先渡過一個測試階段，如果發現它真的可行，就會繼續將其規模擴大化，是這樣嗎？

Betsy：沒錯，我們最開始會做一系列迭代式的交互性研發，以人為本。先小範圍試點，再擴大試點範圍，最後規模化。

因為我們的幫助 很多“失能兒童”成了社會中堅

樂見島：我們能從一串串的數字中發現Benetech的社會影響力。但是您能分享一到兩個現實案例嗎？談談那些實際受到Benetech幫助，並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讓他們生活得到改變的人？

Betsy：我想你已經知道kevin的故事了。他現在仍待在學校，他並沒有因視覺障礙到處流落。目前他在讀8年級，還是個小孩子。雖然他未來能否取得成功我們還不知道，至少他現在有機會上學，能受教育。

另一個例子。有個叫做Brian的年輕人，他患有閱讀障礙，以致於學習上非常掙扎，無論是閱讀還是做作業，都必須有父母幫助。他母親曾告訴我，她如何不得不一邊做飯一邊給他讀出他需要完成的家庭作業的。

Brian無法讀，只能聽。他母親不得不一邊做飯一邊讀書還要盡力不把菜炒糊。這也就意味著她沒有任何時間分心做別的事。Brian後來在現在Kevin的年紀開始使用Bookshare，他不僅從高中順利畢業，還考進了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學。他從一個學校中的所謂“失能兒童”，變成了頂尖大學的榮譽畢業生。後來他專門開了一個關於輔助性技術的博客，幫助有類似問題的兒童。目前他就職於微軟公司。

如果他不接受教育，是無法做到現在這一切的。有許多富有能量的閱讀障礙者，因輟學而最終淪落到監獄中，或幹一份薪酬不高的工作。他們小的時候沒有人告知，我們有一款軟件、有一個工具能夠幫到他們。只是讓他們覺得自己很蠢，自己無法閱讀。像Brian這樣的孩子算幸運的，他的父母非常支持他。所以我覺得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淪落到坐牢。但如果沒有bookshare，我覺得他不會達到現在的高度。

還有一個很棒的故事，但因為需要保密，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他也是Bookshare的用戶。他是少有的可憑藉自身能力克服障礙的人之一，特別的聰明，也得到了很多外界的支持，進了大學。當時他不斷尋找各類可供他閱讀的書籍，法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名人自傳等等。但他找不到。用上Bookshare後，他每次見到我都會和我分享他又用Bookshare讀了多少書。一般盲文的書是很厚很高的，因此攜帶非常不便。不過Bookshare幫助他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技術運用必須服從對社會問題的感知

樂見島：這簡直太棒了。那麼請問您是否經歷過一段特別困難的時期？您曾在今年斯坦福社會創新峰會上分享您從失敗中學習的案例，不過感覺更多是從產品研發的角度來談的。您能否也從運營的角度分享一個案例呢？

Betsy：從產品研發的角度我不認為失敗是壞事，當然前提是你能夠從中學習。不過如果任何研發都失敗，那就有問題了。

在這裡嘗試一點，在那裡嘗試一點，我們就能從中統合歸納，讓產品變得更好。不過從運營的角度來說的話，就會是一件不同的事。

這個例子我覺得比較有分享的意義：最初我們運營Bookshare的時候，還沒有政府教育部門的投資，網絡平臺很小，我們的團隊也很小，資金也很少。當時我們團隊能夠提供的支持，基本上全部通過郵件或網絡進行，幾乎沒有電話支持的服務。可是當我們跟學校合作之後，發現教師很少人使用網絡，我們就不得不改變。教師們需要為6、7歲的孩子們下載圖書，但他們對網絡不熟悉，特別需要得到支持，而他們所採用的對話方式都是電話。當時我們主要有兩個侷限：

1、我們作為一個科技公司並沒有考慮太多用戶支持方面的問題；

2、我們當時還沒有足夠的錢投入這方面。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去考慮更多用戶支持以及我們機構的整體組織規劃。從那之後，我們變得更注重交互性，更多考慮用戶需求。這都是我們發展過程中的痛，但也變成了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用戶群體太特殊，我們當時面對的是一群完全不瞭解技術的老師和孩子。

樂見島：許多人認為，如果想要運用科技向善，必須擁有先進的科技作為基礎。Benetech擁有來自硅谷的支持，所以才能走到今天。但如果一個機構沒有自己的“硅谷”支持，應該怎麼辦？Benetech可能被複制嗎？

Betsy：還是那句話，我特別樂意看到其他的Benetech公司存在。我們確實享受到了硅谷科技支持的便利，但中國同樣有許多非常聰明的創新科技人才。同樣的，一定也有許多擁有產生社會影響力好想法的人士。

一般來說，對於我們的合作伙伴，技術是難題，但他們常有一些解決社會問題的很棒的想法。對我們自己來說技術則沒那麼難，最難的事其實是讓各個團隊之間相互聯繫並相互信任。有時不懂技術的人反而擁有一些優勢。我認識一部分技術出身的專業人士，他們常常很焦慮，他們常常會說，啊，我一定要用區塊鏈技術才行。但這種想法其實是走偏了。我們不應該執著於某種技術，而應該忠於我們想要去解決的問題，去思考什麼樣的技術能夠解決問題。

社會領域的人士通常來說能從真問題出發，但他們可能不知道怎麼有效地利用資源、採用合適的思維方式，使得科技能夠發揮最大功效以謀求社會價值。他們也許會覺得某個問題無法在現有資源下解決，但實際上如果運用得當，這些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同時僱傭技術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優秀人才，除了技術領域的人士之外，我們還僱傭像來自出版業、廣告業的人士。

樂見島：如果有人想要創立一個科技向善的機構。您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哪個更可行：是從技術出發，再利用科技向善；還是從對社會問題的感知出發，再將技術的元素吸納進來？

Betsy：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benetech的創始期得到一些借鑑。創始人自己是一個工程師，就像我一樣，他了解有某種技術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實際運用這個技術之前，他首先實際研究過這個問題。當然不會像讀一個大學那麼久，不過必須像一個企業家那樣對實際狀況有所瞭解。

因此，我覺得，對這樣的機構來說，如果能有兩個創始人，一個是技術背景，一個是社會領域的背景，就會是一個特別棒的組合。

實際上，我的第一個創業機構做的就是類似我前面提到的服務網絡那樣的事。當時我是技術出身，而我的業務夥伴則是一個社會工作者。她對社會問題有設身處地的瞭解，她熟悉庇護所，熟悉低收入人群、殘障人群的生存狀態。她能發現問題，比如當殘障人群想得到某個服務的時候，打電話諮詢了三家服務機構，卻發現兩家都無法提供那些服務，這時技術人員也就是我，就可以上場了，我知道如何用技術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兩類知識。她能更好地發現問題和需求所在，而我能想出並設計出解決方案。所以一個絕妙的組合就是找到一個能補充你另一類知識的創業夥伴。如果我是社會領域中對解決某個社會問題懷有熱忱的問題解決者，卻並沒有技術背景，那麼我會思考在哪能找到同樣對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懷有熱情的聰明的技術人士，最好對方還能特別信任我，這樣就能從合作開始，探求一條解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