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晉商文化研究 2017-06-27
從明朝中葉起始，山西商人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歷時五百多年，經過不斷的發展壯大，由盛極一時到最終衰亡。不失為從封建社會末期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一幅悠長而斑駁的畫卷。也為後世留下了很多難解的研究課題。至今困擾著許多專家學者。其中如晉商中心位不斷變化的內在原因，以及其相關的歷史現象，雖有很多人的論及，卻少有統一見解和權威論斷，筆者對此也曾注目多年，但同樣難以成論，本文只想提供一點新的資料，以引起同人的進一步關注，或者能對這一課題推進有所幫助。
在眾多的著作中，學者常把明朝實行《開中制》和《茶馬法》確定為晉商的起點，這大至不錯的。但這些新約法規也並非專門針對山西人而發，何以這個機遇能為山西人所牢牢把握呢？除了區位優勢而外，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三晉大地上已經有了相當豐厚的資金和物質條件，也有一大批急於想進一步發達的商人群，也應當是當時促成這一變勢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當年，山西一帶的經濟狀況又是怎樣呢，它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
大家知道，明王國建立之前，中國大地經歷了百餘年由蒙古少數民族統治的元朝，這一支以強悍的騎兵為主的征服者，軍事實力無疑是強大的，但其遊牧為主的習性尚難很快同千年的農耕文明融合，一變而為生產力的破壞者，不論各省、各地都深受其災，兩宋以來萌動發展的中國經濟，不僅停滯，甚至倒退，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一片蕭條景象。這種統治當然不可能持久、永恆。當江南農民起義蓬勃而起，由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軍將元朝統治者趕回漠北，建立大明朝。南北大地“十地九荒，十室九空”，滿目瘡痍。但此時，人們驚奇的發現，有一個省卻完全不同，不僅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人口也是其他省的數倍之多。而這個省便是山西。
關於山西一省為何與眾不同，原因相當複雜，不屬本文探討的範圍。但這一現象倒是非常真實的存在，從洪武年間開始有名於世的山西洪洞大槐樹遺民共有十數次，遷出人口均為山西人，遷入地遍及全國各省。這一以行政命令而行的政府行為，為以後明王朝的生產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同時也為當時山西發達的經濟社會狀況作出了有力的佐證。
隨著人口人為的減少，土地資源更顯得豐富起來，農民手中的餘糧自也多了，當年《開中制》公佈以後，急需向邊關運糧時，這一批存在農民手中的積蓄，正好排上了用場，也就是說，山西商人無需遠涉千里到異省去採購，而本省的糧源足以應付，綽綽有餘。當然封建經濟除農業外，另一個發展標誌便是手工業。這一行業往往成為社會經濟的一個主要看點。當然，受到當時生產力發展的制約，手工業的發展往往有幾個特點，第一是規模不可能太大；其二，是生產工藝落後；第三是嚴重的就地資源的依賴。而第三點尤為重要。限於當時的工藝條件，產量要形成一方優勢，工藝、技術可以學而得之，而資源卻並非處處都有，因而地位優勢便成為決定因素。
山西自古便是一個礦產大省，儘管現代勘探技術尚未形成，對全省潛在的地下資源無法評估，對於觸目能見的礦藏當然不可無睹，其中如晉南解州一帶的池鹽，先民久已熟識，早在春秋時已有製鹽的文獻實錄，行銷範圍遍及黃河中下游。成方一方人民生活的必須品，關係國計民生。也因利潤空間巨大，其生產與銷售歷來為官方所把持，直到清朝方少有鬆馳。明朝《開中制》的主旨在於商人為邊陲運售軍糧，再向官方領取鹽引，以參與售鹽，從中牟利。山西商人當年已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他們的資金是以完成收購糧食，運到邊地交割，再用鹽引購鹽異地銷售，資金佔用的時間長，但利潤可觀，以運糧為契機，用食鹽為取利，成為良性循環。在另一方面，歷代王朝最看重的產品，除鹽這外當屬鐵了，故早在西漢鐵的政府壟斷制久已確立，明朝鐵冶技術有了較大發展，而且用量驟增，晉東南一代以鐵礦蘊藏豐實，且露於地表，易採善煉，一時成為全國產鐵的中心。據記，洪武六年全國置鐵冶所十之處，其中山西亦佔五處。鹽鐵生產的發展，產品不斷增多，便有運出去佔領外地、外省市場的慾望，於是商人也有了用武之地，便產生了走出三晉大地的第一批晉商。最初的晉商規模還不算很大，也會依託一些產地的優勢先行拓展，以後收益增加，需求在不斷的滾動中越來越大，出現了一批大商人，而這批商人則以晉南平陽和晉東南的澤州為主，其代表人物為平陽的“亢百萬”已是富甲一方。今天看來，明朝中後期，以平陽、澤州為中心的晉商群體已初步形成，當然當屬晉商發展的初級階段。
明末，國事日非，起義頻發，外患難禁，天下歷經數十年的軍事相殘，終至滿族入關，改朝換代。作為商業經濟也會隨著社會動盪而作出新的組合，按時下的說法叫重新洗牌的過程。清初時山西商人忽然有了新的發展契機。當時清以少數民族統有天下，對其統治下的漢人滿懷戒備，對知識份子更加一等。但他們又必須面對廣大漢人群體的這一事實。早在沿山海關明、滿兩軍對峙之際，為補充軍民生活資源，後金統治者便偷偷與時在張家口的部分山西商人不斷有交易往來。隨著清帝入主北京，他們在面對宏大的漢人群眾，分化而治當為首選，他們看準商人唯利是圖的特點，民族意識便差了點，於是選一些早有聯繫的賈客，發放“龍”，封為“皇商”，成為他們最初鞏固統治的手段之一。據記，得此榮譽者有王登庫、靳良玉、田生蘭、翟堂等八家。其中七家的事蹟行蹤鮮有記載，影響甚微，唯介休範永鬥家族在商海留存較久，且譜系完整，行商事實可循，無疑是八大皇商中的佼佼者。從現有的資料中大約推及，清初順治、康熙之季，介休不僅範家，且帶動北京辛武侯家等數個商人家族的崛起，可見山西商人已初步擺脫了對產地、資源的依賴，向更高層次發展，而具中心已向北，落於介休一帶了。
不論是明朝的平陽、澤州，還是清初的介休，我們將其稱之為晉商發展的中心，不過是因該地形成了一個商人群體，且多為跨地域經管，集聚到相當多的財富，在故鄉修築了引人注目的宅院，在地方上也有一些高門檻的商號，其影響僅止於此。而大批商人只是行色匆匆地來去著，中心之立其實較為勉強。
在山西真正成為晉商中心，且產生全國性影響的縣城當歸平遙縣。今天的遊客進入古城以後，往往為每條街道上鱗次櫛比的商業門而歎為觀止，但當年的街肆上的熱鬧程度比之今日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清嘉慶元年（1796年）統計，城內共有商號二百八十一家，其中大字號達一百六十一家。區區周長十里的古城內竟有如此之多的買賣可作，繁華程度可見一斑。當時平遙城內人口不足五萬，購買力有限，不足以支撐這宏大的商業網，原因何在呢？道光嘉慶之際，一個全新的商業運營形式在平遙城內發生，這便是以《日昇昌》創立的票號，這種近似於現代銀行的金融組織很快成為商界的寵兒，發展速度驚人，經濟效果前所未有，一時間平遙一縣內便有十家之多。票號的經營改變了以往辛苦奔波的行商方式，他們只需坐在鋪內，顧客自會絡繹不絕，一切大椿生意都在平遙城一諾而定，天南海北的客商紛紛慕名而來，暮錢而來，暮利而來。於是平遙城不僅是商人彙集地，商品的集散地，也成為金融的中心地。
在平遙票號成功的影響下，原有的晉商富戶紛紛效仿，其北鄰數十里的祁縣城內，一批商家也積極行動起來，當年已集聚到非常雄厚資本的渠家、喬家等大戶，也將創立票號定為主要的投資方向。先後開辦達二十餘家。早年祁縣商人的行商路線以綏遠省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包頭、寧夏、甘、新、青一線為主，這一帶金融業尚屬空白，使之順利佔領，儘快發達。據專家統計，在近代金融史上較有影響的四十二家票號中平遙幫佔二十三家，一半以上，祁縣幫佔十二家，數量較少，但平遙幫中辛亥革命以前停業的便有十三家，近60%。而祁縣幫中僅四家佔30%，其中喬家大德恆堅持到1948年解放，從經營效果來看祁縣幫顯然比平遙幫為好。平遙幫大多為單一票號，而祁縣幫則多為票茶或票貨雙兼，也使經營變得更趨靈活，增強了對風險的抵禦能力。祁縣幫的崛起，並不意味著乃至平遙城的衰亡、頹敗，只是意味著晉商的中心又一次有著北移的趨勢。
幾乎和祁縣同時受到票號激勵而謀求發展的是其北鄰太谷縣的商人。從歷史資料上查得，太谷票號最早成立於同治初年，大多數則在光緒之際方始立號，比及平遙、祁縣都晚了幾十年，而且數量也少的多，在上述影響較大的票號中僅佔七家。但太谷一方商人卻早已步跡全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北洮村曹家，清中葉時商號久已佈點全國，其茶葉分莊甚至設到莫斯科和伊爾庫茨克。對其資本總量的記載各種統計中數量不一，差異較大，但多處、多人所述，均將其列為晉省富商之冠，想來不應當是虛言。而太谷票號的組織一般為多家集股，合群之力，創業階段其資本實力便盡顯無餘。令眾多商家對這一新興幫派刮目相看。太谷人不僅有當地人，也聯及鄰縣，如榆次、徐溝、太原南郊等鄰縣，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商團。影響日巨，同時也帶來了地方經濟的繁榮。據記，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城內商號有五百七十一家，其中大字號三百四十家，超過當年平遙縣近一倍。在票號的發展史中，庚子國變、辛丑和約等喪權辱國的事件，曾給山西票號帶來一小段畸形的繁榮，太谷幫大概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從而取代平遙、祁縣迅速成為晉商名符其實的中心。
從平陽、澤州到介休、平遙、再經祁縣、太谷。從地理上看商業中心的不斷轉移一直遵循著梯次北進的過程，當然是年代久遠，動作緩慢，但卻是肯定的事實。這中間的動因及後果的研討，始終困擾著多數學者，人們可以從距東西兩口的里程，區位上解釋；也可以保守改革作論定，更有人從縣城人的性格特點作泛談，但推論多、實證少，難以服人。筆者自知無力作更新的論辯，不談也罷。本文所探求的是另一個話題，當太谷成為晉商中心以後，是否還有過轉移？轉向何處？則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這裡首先要探討的是什麼年代是晉商的最終結末期？答案有三，即1911年辛亥革命時，或1917年十月革命時；三為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各有道理，如辛亥革命說則以其時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結束，同樣作為封建商業的晉商也同時直也到了盡頭，亦使特續存在，其性質也將隨時代而改變。如十月革命說，認定這一事件使二百年的萬里茶路驟斷，一大批晉商隨之破產。至使晉商一厥不振。抗日戰爭則說為日寇侵華給全國政治經濟帶來絕大破壞，大多商號停業，商家不整，難以成團，完全結束。第一說偏重政治，以偏概全，況且辛亥革命的觸角對經濟很少撞擊，無根本改變。第二種說法只著眼於茶貿一行，對全局也有影響。但尚未構成致命一擊。而第三種說法較為貼近現實。上兩說應是衰退，第三說方是結束。那麼從二十世紀初三十多年中，晉商中心是否又行轉移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新的中心就是榆次。
下
從地理上看榆次正在太谷之北，縣城之間相距七十華里，依然是中心梯次北移現象的又一次重複。所不同之處在於，此前數次出現的重複行動曾令諸多專家困擾，而這一次北移卻原因明晰，人所共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點：
首先，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晉商史料中，榆次商人早就參與其間，從最初的八大皇商算起，據云翟堂一名便屬榆次籍。以車輞常家為代表的新興晉商在萬里茶路的開創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被稱為中國經濟史上少有的外貿世家。進而擠身晉商八大家族。票號面市以後，榆次商人也積極參與其間，以聶店王家為代表的票商在平遙街肆上開設《協和興》和《協同慶》兩票號，其資本注入和經營範圍，在早期票號中均名列前茅。在後期票號中，常家的《大德玉》和《大德川》也是太谷幫中主力。榆次商人的足跡不僅遍佈在東西兩口，而且遠涉東三省，西北五省區，整個長江流域、閩粵一帶。到清光緒初，已是城內商號林立，人心思賈。更有《聚興順》、《天一祥》、《瑞隆裕》、《北謙亨》等商號處於極盛期，已成為晉商後期的生力軍。更加顯眼的是當時從縣城向東南西北四方輻射，形成了如永康、長凝、北田、什貼等大型村鎮，每鎮均有買賣百家以上，。其他如東陽、六堡等鎮也有非常大的商業規模，此時的榆次已基本具備了商業中心的物質條件。
其次，榆次經二百多年的商史，已經造就出一些有文化素養、頭腦精明、通曉世事、成就一方的商界英才，比較突出的如：
六堡村賈繼英（1875--1944年）早歲出身貧寒，後入大德恆票號學徒，人精明幹練，不數年被提拔為跑街。庚子國變時兩宮西幸，因離宮匆忙，手頭拮据，遂求助於山西票商。據云召集到場的各戶均感局勢難料，無人響應，只有繼英挺身而出概然應允，盛得慈禧獎許。返京後，政事初定，即對其召京重用。後參與籌辦戶部銀行，不久大清銀行組建，被委任為行長（此說尚需考證）。辛亥革命後任省府晉勝銀行行長。為中國金融界由票號向銀行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也為政局動盪期的金融相對穩定和平穩過渡作出貢獻。抗戰時期繼英拒絕敵偽誘降，經同鄉孔祥熙推薦，任中央銀行蘭州分行經理、兼任大西北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主任和甘肅省銀行督辦。後病故於任期。從以上的簡歷可見，賈繼項無疑是一位金融界奇才，其生平事績已補被多位學者注目，成為研究熱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張義村的宋氏兄弟，老大宋啟英、別名繼宗，字啟英，生於光緒五年（1879年），青年時隨父在古北口外創業。十七歲時攜資回鄉，創辦商業。民國初，先以“吉泰隆”、“晉豐吉”兩家貨棧起步，不數年，便開辦“吉泰公”、“吉履亨”糧店，“吉逢厚”、“吉履新”花布莊，“吉履謙”、“吉生慶”錢莊，“永吉慶”當鋪，“永裕亨”木店，十數家吉字號的商店當年佔盡榆次市場的半壁江山。
後其弟宋啟秀由日本歸國與兄共創實業。啟秀字純如，畢業於日本高等工科學校，是一們知識型的實業家，一度擔任省工業試驗所副所長、省商聯會會長等職務，同時積極創辦新型工商業。眼光不再侷限舊式商業，如集資開設義聚煤油公司，經銷美孚公司石油製成品，其商號廣設全省，幅及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其他如利晉織染公司、魏榆電氣公司、魏榆麵粉廠等，均系其創辦，並佔有大股。宋氏兄弟先後創辦企業五十多處，從業人員一千多人，讓閉塞的榆次迅速成為山西近代工商業的中心區域。
其他如趙鶴年、常旭春、許子常、常運衡、嶽耀南等，對民國以後山西工商業發展過程中均有不俗的表現。縱觀榆次，在清末民初正是它財力、人才、地域等方面處於極度發展期，正期待著一個新的契機，一舉取代晉商中心位置。
這一個契機終於到來了。世紀之初，清政府在國內外的重重壓力下開始與外國合作建設鐵路，由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一線，成為最早開始修建的線路之一，由法國人主理，清光緒三十三年通車榆次設站。從此山西省內有了一條出入省界的現代交通線，一經開通很快便為人們所認識。在享受方便快捷的貨物輸送後，給商業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榆次地處山西中部，太原以南六十華里。直接面對晉中、晉南和晉東南的廣大地區，均屬山西省內人口稠密、經濟富庶的地區。這一地理位置優越性是明顯的。從而來運貨的任何一輛馬車都在此裝卸貨物，運出運進由此可直達京、津、東北、張家口等商埠，加快了運轉速度，降低了運營成本，無疑成為廣大商家最佳選擇。而官方也順應這一趨勢，以後山西各條主要公路也大多途經榆次，交通樞紐也就確立下來。
這以後榆次的商業中心位置，隨著交通的便捷而確立起來。首先是貨物吞吐量的增加而引發流動人口的增加，貨棧業、旅店業、飲食業、娛樂業如雨後春筍迅速增長，在基礎上，商品批發、代銷、零售店也遍設全城。原來城北關本屬農田菜園，少有人跡，因其靠近鐵路而一下子成為本城最為繁華的新區。
民國以後，晉商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在發展商貿的同時，開始關注實業，早在上世紀末，車輞常家開始，創設敦義蠶桑局，在本村和鄰村廣植桑田，就地取材織為綢布；其後又創辦織布工廠。綢布均行銷全省，得到好評，其後受商事頹敗的影響，未能持久。民國八年（1919年），由榆次商人趙鶴年、賈繼英等倡辦晉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四年後建成投產。該廠引進新式紡機，初期有紡錠一萬二千八百錠，以五百馬力蒸氣引擎為動力，規模不大，但在當時已是山西省內最大的現代企業了。其他有軋花廠、麵粉廠、鐵工廠、染廠、發電廠等，均引進設備，新式動力，使榆次初步具備了現代工業的一些基礎。而縣城商號多達695家。
以上我們三個方面探尋榆次作為新興的晉商中心其深厚的原因和條件，由於正太鐵路的通車，使這一次中心轉移變的迅速，僅僅不到十年的時間便徹底完成。這和清末民初，現代經濟理念的強力注入，有著明顯而直接的關係，此時的晉商也許正面臨一種生死攸關的抉擇，能順應時代潮流才可能生存發展，否則，將面臨退出舞臺，銷聲匿跡的命運。這方面，榆次的商人也許獲得了一點先機，向更為開闊的道路上推進。而其他原有的大財大賈們依舊固步自封，也將不進則退。
榆次的發展是迅速的，不到十年已有舊貌新顏之別。但榆次的繁華相短暫，僅三十年的時光，但由極盛走向極衰。在精明的商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驟然降臨，而且不獨榆次一縣、山西一省，而是整個中國，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上晉中大地，帝國主義不僅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也給中國的經濟以致命的破壞，榆次小縣自然無法倖免。日軍入城後，曾對城內商號大肆搶掠，僅從公興順商號搶走的庫存白糖就有二十萬斤，批零商號均遭到慘重損失。局勢稍穩後，又開始進一步掠奪，將本縣僅有大型工業都收歸軍用，強行霸佔，如晉華紡織廠等不論公私一律無償徵用。當時商店半數以上均已關門停業，勉強維持者也不斷受到苛捐雜稅的剝削，當時被壓榨者不僅商家，一般百姓結婚要出婚帖費，出生便要出人頭稅，養狗要出狗稅......
這種酷政下，晉商也就自然地消亡了。
記憶中曾經艱難崛起，緩慢發展，終於立足中華，縱橫天下，觸角延伸境外，盛極一時的晉商，在這無聲無息中消亡了。四百年前憑著一群破產失地的農民，用自己的勤勞和節儉，躋身商海中，打拼出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三百年前，一群上過私塾，讀過四書五經的青年人，加入到商伍賈客之中，以他們聰明的頭腦和豐富的文化知識，用驚人的毅力，實現自己對金錢王國不懈的追求，終於使這一群體成就了天下最富的宏願。但是貧弱的祖國並未能對他們的行動以支持，從鴉片戰爭以後，每一次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會給命運多舛的晉商帶上了新的枷鎖，但他們還會用盡展的四肢作最後的挑戰，用力所能及的改革作苟延的掙扎。最後，終於得到了帝國主義大肆入侵的滅頂之災，在晉中平原上的一處小城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今天的我們只能是複述歷史，品味歷史，而無意於責怪歷史。古人，但恰能從歷史信息中選取其人文精華，以及深刻的教訓，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一些超越時空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