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業化，是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決策層通過對危機的深刻反思後，所作出的戰略選擇。這一選擇不能不說是一個重振美國經濟的針對性很強的理性選擇。

首先，正是20世紀後期的“去工業化”，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美國原來一直都是全球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美國擁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勞動力和最先進的製造裝備，長期以來，美國一直都是世界製造業的領跑者。

金融快餐帶來的虛假繁榮

在20世紀前半期，製造業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自20世紀後期，隨著互聯網革命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也由於美國勞動力成本的高企，美國逐步開始了“去工業化”，美國製造業大規模地向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亞洲地區轉移，形成了全球經濟的再分工並且逐漸形成了“全球經濟一體化”。

“去工業化”後的美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的發展。而正是由於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氾濫，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並且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因此，作為反危機的戰略選擇，美國重提再工業化，是有切膚之痛的。其實，迷信“金融快餐”帶來的虛假繁榮，從而引發嚴重危機的，並不是只有美國，我們從希臘債務危機中，也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印記。

製造業迴歸成為美國經濟復甦的引擎

在此背景之下，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優化本國投資環境，吸引本國製造業迴歸和外國直接投資。從2010到2014年，美國製造業以年均3.46%的速度增長，高於同期GDP增長率，製造業就業人數從1200多萬上升到1300多萬，年均增長2.05%，製造業成為美國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製造業的相對繁榮也體現在與全要素生產率（所有的技術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效率）的對比上，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為1.18%，遠低於製造業，可見製造業的增長比其他行業增長更快。

美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採取了一些措施吸引美國製造業迴歸或者吸引國際製造業到美國投資。中央政府對再工業化的國家戰略支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法律制度，為再工業化戰略提供法律支持。二是政策激勵，通過出臺指導性文件，發佈方向性建議和意見。三是政府監管創新，減少監管負擔並提供政府支持。四是貿易協定，貿易協定包括很多內容，比如開放市場、全球業務等，美國與G20的國家簽署了一些雙邊的協定和自由貿易協定，比如澳大利亞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條約，很多日本的車企通過這個條約從美國向澳大利亞出口汽車，而不是從日本出口。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針對不同的產業需求和資源稟賦採取了靈活的吸引外國投資政策，尤其是比較寬鬆的稅收政策和土地政策。

困難重重

特朗普上任後更是要求美國企業將生產部門由中國搬回美國，重振美國的製造業。但特朗普根本沒有顧及美國一般製造業產業基礎已經大幅退化的弱點。長久以來的去工業化，導致美國喪失一般製造業基礎，也沒有熟練的技術工人。

當下美國勞動人口的中青年，都是打著網絡遊戲，打著蘋果手機成長的一代，他們對與網絡比較起來相對傳統的製造業瞭解甚少，要讓他們重新熟悉實體機器，或者要在更年輕的一代當中培養人才，都同樣需要更長的時間週期。

美國的再工業化，需要的不是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而是現代化的高端製造業，勞動效率的提高和提供大量的勞動崗位形成悖論。長期來看，美國的再工業化有利於解決美國經濟的空洞化問題，但在中短期來看，它未必能夠成為反危機的有效利器，也難以在近期內推動美國經濟的復甦。而這期間，則依然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戰略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