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有158年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說倒就倒，引發了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這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西方最大的經濟危機，很值得人們深入思考。
資本主義經過500年的演變，現在已到了壟斷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越來越多的資本企圖通過金融賭博來獲取暴利，夢想一夜暴富。
導致雷曼破產的是次貸危機。所謂次貸，就是明知借款人買不起房、還不起貸，也要引誘他們借錢買房。還不起怎麼辦？這不是自招風險嗎？不要緊，在擅長“金融創新”的高手操作下，這些貸款又打包變成證券，賣給其他金融機構和個人，把風險轉嫁到他們頭上。賭的是房價不斷上漲，就可以不斷賺錢。
雷曼手裡有300多億美元的房地產，購入的錢都是通過財務槓桿向金融機構發行短期債券籌措來的，只要有人做空，它的股票馬上就會崩盤。這種遊戲到了2006年就出現了險情，房價開始下跌。警報已經響起來了，但正如因鉅額虧損引咎辭職的花旗銀行前首席執行官查克·普林斯後來對記者所說：“明知道泡沫不可持續，但音樂響起來的時候，根本停不下舞步。”
據日本野村證券公司首席執行官賀信行最近回憶，2007年時他感到“膨脹過多，太奇怪了”，他在一次美國舉行的投資說明會上提出了縮小次貸的主張，但立即遭到指責。據他回憶，美國當時的情況很異常。2005財年確定股東淨資產收益率目標為15%，已經很高了，但投資家們卻指責“為什麼這麼低？難道不能30%嗎？”盡顯美國那種“為了金融的金融”之貪婪本色。
雷曼等金融機構就是這些股東的“賺錢機器”。為了賺錢，一切手段，一切“金融創新”都是“合理的”。因此現在西方學者已在反思，這種“股東經濟”“董事會經濟”，其原始動力不是為社會帶來財富，而是為資本擁有者謀取暴利。而這種越吹越大的泡沫，總有一天是要爆裂的。
“人類進入了未知世界”
很多人迄今對2008年還心有餘悸。日本最大投資機構農林中央金庫年金公積金獨立行政法人理事長高橋則廣說：“那種經歷不想再有第二次。直到前一刻還賺錢的金融產品一下子沒了時價，無法籌措美元。企業方面則因資金週轉不靈而陷入破產。”
美國民眾早就對貧富差距懸殊心存不滿，現在發展到了怨恨，這就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應該說他們找對了病根，但不知道如何去治好。這個運動在當局的打壓下沉寂了下去，但怨恨難消，不知如何表達，便引發了反全球化、反移民、國民分裂、種族認同衝突和種種社會爭端的激化。特朗普的異軍突起和英國的脫歐公投其實都是這種怨恨的曲折表現。
說到底，這些都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失靈的症狀。美國白人藍領工人希望美國的汽車廠仍興旺發達，讓美國一度引以為傲的實業繼續引領世界，這樣的美國才是真正偉大的。他們不太懂得這同華爾街有什麼關係，只是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的人都有好日子過，而自己以及子女卻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希望。特朗普以及他曾經的頭號智囊班農就是看透了這種心思，騙他們說，造成這種局面的不是華爾街，而是中國！
今日之世界，給人一種亂哄哄的感覺，實際上這是新舊交替帶來的必然現象。2008年11月美國主持召開了二十國集團（G20）第一次峰會，這事件本身就說明：無論美國一國還是七國集團（G7），都已經難以決定世界大勢了，這是一個新時代正在到來的第一縷光線。
日本前財務官筱原尚之也寫道：“世界經濟並非前途一片暗淡。”在政治經濟混亂過程中，以美國硅谷為中心，數字技術日新月異。以GAFA（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為代表的大型IT企業崛起。在美中兩極體系下，人們依舊找不到控制全球壟斷企業的方法，“人類進入了未知世界”。
美國量化寬鬆帶來什麼
危機發生了怎麼辦？這10年來用得很頻繁的一個詞是“量化寬鬆”。筱原尚之說：“為了確定金融機構的損失，讓資產負債表變得好看，迅速用公共資金解決資本短缺問題。”說穿了，就是拿納稅人的錢來挽救搖搖欲墜的金融機構。
用納稅人的錢救銀行，首先遇到一個道德問題。老百姓說：為什麼不救老百姓而是救銀行？華爾街的大銀行都“大得不能倒”，而還不起貸款的房主含淚搬出新房。更令百姓憤怒的是，沒過多久，這些銀行又贏利了，高管的獎金超過了危機之前。
其次，從世界範圍來看，量化寬鬆似乎是必要的。G20就強化財政政策和金融管制進行了協調，並且同意限制保護主義和貨幣競爭性貶值。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G20兩次峰會都予以確認。此後，據筱原尚之看來：“日美出現了戰後最長時期景氣擴張，世界經濟表面上發展順利。”
中國的表現也令世界刮目相看。當時中國採取了4萬億人民幣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2007年世界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8.1萬億美元，美國佔24.9%。中國佔6.1%，排在第三位。到2017年，世界名義GDP為79.9萬億美元，美國佔24.3%，中國佔15%，超過日本排在第二位。輿論認為中國的4萬億人民幣“對於挽救正面臨空前危機的世界經濟作出了很大貢獻”。
第三，美國現在又要停止量化寬鬆，啟動加息，也稱為縮表。它何時寬鬆，何時縮表，只由它一家根據自身利益決定，充分表露了金融霸權的本色。美國在量化寬鬆時，發出的大量美元本國實業用不了，都由美國金融機構借給了外國。凡是在這10年裡大量借了美元的，現在一加息，還款成本上漲，不少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都受到很大影響，這種舉動被稱為“剪羊毛”，約10年要重複一次。這使深受其害的國家一次次領教了金融霸權的本質。
第四，面對危機，如果應對得當，也可以趁機發展，韓國就是一個例子。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貨幣對日元的比價暴跌了一半。三星電子公司等企業出口大增，走上了“資本集約型商業模式”，其特徵是生產得越多，成本降得越低，即所謂“收穫遞增法則”。三星公司依靠低資本成本大舉投資於半導體，在全球獲得了佔絕對優勢的份額。
雷曼危機已經過去了嗎
從表面上看，這場危機似乎已經過去了。曾跌至歷史低位的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股票收益率提高了，復甦明顯。美聯儲7月報告稱：“較之十年前金融危機時的情況，美國金融系統目前更為穩固。”在最近的壓力測試中，35家金融機構全部合格。
由於教訓慘痛，美國收緊了對銀行等的監控，最明顯的是在2010年通過了《多德一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禁止銀行混業經營，即所謂的“沃爾克規則”：原則上禁止吸收存款的商業銀行以自有資金投資高風險的金融產品。
雖然美國呈現出較為樂觀的景象，但歐洲經歷了2009年希臘危機，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相繼陷入債務危機，經濟陷入停滯。2017年之前三年，德意志銀行連續虧損。意大利大銀行錫耶納銀行2017年因不良債權問題被收歸國有。人們認為歐洲國家在處理不良債權方面比較滯後，健全性上存在隱患。至於拉美和土耳其發生的險情，也給樂觀情緒潑了涼水。
美國的情況不能只看表面，投機的衝動永遠是禍根。商業銀行不斷地進行院外活動，力圖讓政府放鬆監管，為此2017年支付的院外活動經費超過198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證券和投資行業為此支付的經費時隔七年再次增加。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勞倫斯·巴克斯特說：“為了抑制因金融危機擴散的不安心理，政府強化了監管，但今後會發生改變。”
特朗普已表露出迎合華爾街的想法。他已將作為壓力測試對象的金融機構資產規模由500億美元以上提高至2500億美元以上，人們認為此舉意在瞄準11月中期選舉，減輕中小金融機構的測試壓力，擴大融資。
對“新經濟模式”仍需探索
雷曼危機發生後，經濟學家頗為尷尬。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熊野英生最近寫道：“泡沫總是以不同的面孔出現，所以不容易被識破。人一旦想乘上泡沫帶來的東風，就必然失去從外部觀察的冷靜。這是人性。”
另外，限制還是自由？這是經濟活動中永恆的課題。日本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最近寫道：“自由並不等於什麼都能做。負責經濟運營的國家和行政機構不能制定那些允許有錢人為所欲為的政策。即便傾向於自由的經濟政策，也必須從以穩定國民生活為目的的弱者的視角出發。”
他提出：“在‘限制與自由’之間搖擺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失敗，恐怕必須要尋找‘新經濟模式’。但是我們現在處在‘沒有模式’的混亂時代，很難找到最佳方案，或許只存在‘能夠改善現狀’的稍佳的辦法。”
他的這些話反映了這樣的現實：西方已經看到了包括金融體系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弊病，但一團亂麻，無從下手，只能修修補補，且行且看。身在其中的人，即便有良知，也很難從原有立場上跳出來，真正站在“弱者”的立場上思考和行動，所以，要真正建立“新經濟模式”是很難的。（作者為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