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文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金融安全是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並指出要通過著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強金融監管，科學防範風險來維護金融安全。
在人們比較關注的金融監管協調方面，習近平在提出加強統籌監管的同時，強調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並要求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做到守土有責，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
市場普遍認為，在一行三會既有監管架構一時不易進行大的結構性調整的前提下，通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當下防範金融風險提升金融安全的必要安排。歷史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也曾為中國金融領域的改革穩定和發展發揮過巨大作用。
決心已下，權責大體落定，接下來就是如何針對導致金融不安全的種種弊病進行糾偏和救治的問題了。其實近些年來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一直是決策部門的重點關切，三去一降一補中就專門有去槓桿一說，最近又因為全球貨幣寬鬆週期趨向結束，以及國內經濟週期性向好似為金融去槓桿增加了難得的騰挪空間，而顯得更為迫切。
格林斯潘曾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有序去槓桿擠泡沫應該是宏觀調控領域最大的挑戰，迄今成功案例不多。在金融風險早已成為各方共識也已採取相關舉措加以應對的情形下，去槓桿擠泡沫迄今成效不彰，這其中固然有去槓桿與穩增長的兩難，以及投鼠忌器，怕擠壓泡沫引發連帶風險的顧慮，更充分說明中國經濟有著深刻的結構性扭曲，非抽絲剝繭標本兼治而無法藥到病除。
說到底，金融風險主要是一段時間內過於積極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疊加實體經濟不彰回報率偏低造成的，兩者互為因果導致資金脫實向虛，越來越空轉，槓桿率越來越高，資產價格泡沫越來越大，大家也越來越習慣掙快錢，進而加劇金融風險。
陳道富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段時期以來金融信用擴張的主體已經不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而是轉向政府信用（顯性或隱性）和資產重估（主要是房地產）。在宏觀經濟效益顯著下降、產能過剩嚴重、部分國企央企為主的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企的環境下，實體經濟也缺乏吸納金融資金的能力。在打開新增長空間之前，資金在金融領域空轉有一定的合理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指望針對某個金融產品、某個資產領域和某個金融市場的風險監控來化解金融風險是捨本逐末，只能暫時揚湯止沸，中期會按下葫蘆浮起瓢，長期而言不僅可能錯失解決問題的機遇，還會加劇扭曲。比如從資金循環角度，從實體經濟出來的錢，由於要規避各種行政性管制，所以要通過更長的鏈條、更多的時間，才能回到實體經濟中去，此時如果不從投融資體制和國資改革著手解決問題，而試圖通過對通道業務的阻遏和多層嵌套的穿透性監管來單兵突進解決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
需要關注的是，相關部門對於階段性監管強化導致一定程度的風險爆發要有充分的估計和預案。加強金融監管和金融反腐很有必要，否則金融亂象會愈演愈烈，但歸根結底要通過改革來釋放經濟發展的紅利，從而使中國經濟儘快辭舊迎新，進而使當前的泡沫狀態軟著陸。在這個過程中，要防止金融監管的一致性問題引爆不可預期的風險。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金融監管需要聯動，但也要注意節奏。一行三會在金融整肅行動上協調一致可能使得金融領域的風險上升。比如如果全面落實人民銀行的MPA，執行資管新規以及銀監會推出的“三套車”，債務違約的個案發生可能會增加。此外，隨著金融領域反腐敗力度加強，也會使得社會資金供給收緊。這些都會導致市場流動性收縮進而引發被動去槓桿行為。近期股市因資金面收緊和反腐預期導致的下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問題。
此外，金融監管應以不損害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為前提。一行三會監管在防控風險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出現矯枉過正。而債務的處置也宜通過市場化方式來進行，即使一些應急性處置方案也應儘量不以行政手段為主導，畢竟維護金融安全是為了讓金融市場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就目前而言，國企和國有資本改革已成為重中之重。首先應通過積極清除殭屍企業果斷核銷債務為金融機構減負。其次，應通過混改和國有股減持充實國庫，為減稅降費創造更多空間，進而為實體經濟減負，從而更好應對國際減稅競爭。再次，國企在競爭性領域可以為對槓桿率更為敏感的民營資本創造更多的投資空間，從而減弱民營資本脫實向虛的衝動。最後，國資改革的成功可以徹底終結中國金融供給的雙軌制，進而為金融領域完成市場化改革清除障礙。
（本文將刊發於2017年5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