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解放入城式舉行的前一天，馬世誠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繼續從廣州向南出發，收復香港、澳門，“我們走了三天時間，到了‘深圳河’，因為天熱，大家到那兒就都下河沖涼了。”馬世誠回憶說，“就在這時候，部隊通訊官突然說上面有新命令，不讓繼續前進了。”
“建國後，我們對外貿易基本上就是兩條腿，一條是對‘蘇新’（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貿易，一條是對資貿易。”建國後在粵海關任職的呂健行說，“前者以重工業貿易為主，出口機器和一些重工業材料，但蘇聯的重工業本身很發達，依靠這部分創收外匯很有限，因此實際上，後者在當時的背景下才顯得更為重要。通過廣州這個口岸，經港澳，出品土特產、食品是當時更重要的創匯渠道，儘管這些出口產品的單件價值不高，但數量很龐大。中國當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匯收入來自香港，而它們要全部經由廣州。”呂健行在國民黨時代就是廣州海關一名官員，作為最早引進西方文官制度的海關係統，從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三年一屆國內調動海關官員的傳統，1949年，在重慶海關轉正不久的呂健行剛被調到粵海關，新的時代就開始了。
解放前後最早充分利用這個通道的是急於逃出國內的民間資本。“上海、江浙一帶的官僚資本和市場遊資大量南流，通過廣州，經香港流到境外。”呂健行回憶，“當時‘申電’成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這種上海對廣州的電報匯款，實際上是把國內資金由舊政府的貨幣變成港幣後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場就地投機，或轉移至國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廣州的銀行、錢莊之間形成了複雜的三角套匯關係。”解放後，這個通道的價值被新政權再度利用。
廣州解放入城式舉行的前一天，馬世誠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繼續從廣州向南出發，收復香港、澳門，“我們走了三天時間，到了‘深圳河’，因為天熱，大家到那兒就都下河沖涼了。”馬世誠回憶說，“就在這時候，部隊通訊官突然說上面有新命令，不讓繼續前進了。”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馬世誠才從他的上級張實傑那裡瞭解到那次行軍被意外叫停的真實原因。“解放後，部隊的老戰士重新聚會，張將軍才告訴我們，當年，是潘漢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進言，認為1949年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當時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唯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唯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計事後被證明十分準確，呂健行說：“因為香港轉口貿易的急劇萎縮，香港政府對禁運採取了兩面政策。它不斷頒佈法令，擴大禁運範圍；但在美國的壓力稍微放鬆時，對商人申請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對向中國內地走私的管制方面，總的來說是時緊時鬆。因美國派人監視，1952年夏管制較嚴。但到了年終，香港政府又想出辦法，工商管理處用出口禁運品可以不予存檔的辦法，來對付美國的監視。”“這為內地開創了一條寶貴的貿易通道。除了像霍英東這樣的港澳華商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的商人也以港、澳為基地與中國內地進行公開或祕密的貿易。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也未完全禁絕，僅就美國官方1952年的統計，這一年美國從廣州口岸輸入中國的貨物就價值2770萬美元。”
這樣一來，廣州就成為中國政府獲取禁運物資和籌措外匯最重要的前沿陣地。“為此外貿部專門在廣州設立了三局，就是對外貿易局，對進出口貿易實行全面管制。”呂健行回憶說，解放前廣州有大量的商人在從事外貿代理，對外貿易局的成立，通過“許可證制度”將私營外貿商人的自由市場時代終結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許可證，私營企業要麼退出市場，要麼掛靠在國有企業下面，委託進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廣州口岸對外貿易實際上已由多種經濟成分完全轉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廣州市內的外貿部屬下專業進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進出口貨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貿利潤。”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兩個重要的貿易代理公司：華潤公司和五分行，華潤主要代理雜品、絲綢和一些輕工業品的出口，五分行負責食品、茶葉和其他土特產。長期擔任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張平回憶說：“華潤公司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從事經濟貿易工作的機構。”“華是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是毛潤之的潤，代表我們黨，就是說這個機構是我們黨辦的公司。”“為了打破貿易‘禁運’，華潤於1951年成立了祕密的運輸公司，取名‘興隆行’。興隆行有職員四名，任務是在港組織承運公司和人員，把我方的物資祕密運往澳門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負責把物資通過拱北運往內地，也把內地產品由同樣的渠道銷售出去。”
這幾家國營公司的第一要務就是創收外匯，用出口換進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計成本，允許公司在一定範圍內的浮虧。”呂健行說，“每個季度，華潤都要做一個收支表，超支過多的，政府負責平賬。實際上因為這樣的成本優勢和壟斷國有公司的信譽，即使沒有‘許可證制度’約束，在這樣的非自由競爭狀態下，廣州和香港兩地的貿易老字號也很難維持生意，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和政府合作，當然獲利自然大不如從前。而國有公司可以藉助他們過去在貿易上長期的私人關係。”“也有一些商人選擇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個香港商人就對我抱怨說，‘不幹了，完全是在給華潤公司打工’。”
出口的暢通，只是廣東作為貿易通道發揮作用的一個方面，而它的前提是，執政者需要能夠極具效率地在城市裡組織貨源，確定物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廣州所進行鍼對工商業的這場“社會主義改造”對國家的意義要比其他城市更為重要。（本文摘自《進城：1949》，朱文軼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