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公益年會嘉賓會客室｜姚洋：發展民營經濟長效機制是改革，而非行政命令

姚洋的辦公室在朗潤園501，這是個不大的辦公室。

進門處有兩張書桌，一張臨窗，一張面牆。面牆的書桌上擺放了電腦和家人的照片，連在一起就佔據了屋裡一整個角落。桌旁是椅子，椅子旁擺放著小沙發。除了這些簡單的陳設，剩下便是滿屋子的書。

記者敲門進入時，姚洋正在電腦前處理文件，他起身招呼記者沙發上先坐，說“處理個文件，馬上就好”。

文件很快被處理好後，他把椅子往後一轉，面對記者，微笑著向記者解釋：“抱歉，耽誤了一會兒，好了，可以開始你的採訪了。”語速不快，音調低沉柔和，相較於“好”，他更常說“OK”，親切且沒有距離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院長和著名經濟學家已經成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這個中國頂尖學術大咖雲集的地方，匯聚了各個學派的高端智囊。國發院前兩任院長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姚洋覺得，前者是北大國發院的旗手，後者是精神領袖，自己在管理方面沒有兩位前任“一呼百應”的號召力，因此，他強調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機構。

作為國發院的院長，除了搭建開放的平臺，讓每個人在這個平臺上展現最好的自己外，姚洋也非常重視人才的引進，大膽招賢，他認為人才的聚集能夠發揮集聚效應。“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姚洋說，“所以我把張維迎和陳春花兩位老師都請來了。陳春花老師很特別，她在管理學方面能力特別突出，而且還有擔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CEO那樣實際的管理經歷。她來了之後我們做了一對一導師制度，每一個MBA學員都有一個業界的導師；對EMBA也進行了改革，加入了很多實用的課程；此外，陳老師跟業界的聯繫比較多，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業界的資源，包括資金方面等等。但是由於她是教研系列的第一位非‘海龜’學者，還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輪的討論。”

作為著名經濟學家，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對民營企業做了調研，在“民營企業退場”話題引發熱議時，他及時針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進行了發聲。

“從研究角度來講，我們不可能做政府關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這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或者國際交流中心負責，社科院也相對更近，在這方面國發院沒有太強的競爭力。我們做的最重要的、最常規的，還是通過媒體和公共空間的討論，通過輿論影響政府的決策。”姚洋告訴記者，從名字看，“國家發展研究院”是一個與中央比較接近的單位，但是原來兩者的距離，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遠很多，而國發院離社會和百姓，比我們想象的要近的多。

12月21日，2018中國公益年會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開幕，姚洋受邀將在年會上圍繞當代公益的多次元圖景發表主旨演講。談及對2018中國公益年會的期望，姚洋認為公益年會應該變成企業家互相交流公益經驗的一個平臺，公益的最高境界是把公益做成企業戰略的一部分。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機構

《公益時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是經濟學家、管理學者雲集的機構，匯聚各學派高端智囊，作為院長，您如何管理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構？

姚洋：國發院的特點就是名人比較多，管理這樣的一個機構最好的辦法就是搭建一個開放的平臺，讓每個人在這個平臺上展現最好的自己。

林老師（林毅夫）和周老師（周其仁）並未對我提出什麼要求，但我會在心裡有疑問的時候去找他們聊，他們都會指點我，為我出主意。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更好地過渡。林老師作為創始人，可以用個人的影響力來管理機構；周老師被廣泛尊重，可以用精神力量影響大家；到我這裡我就需要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來管理這個機構。

過去這幾年，我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建立起國發院內部的管理制度，從而做到透明、公正。國發院員工的隊伍比老師的隊伍大，員工的管理也比較特殊，雖是一個學校機構，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像企業，卻又不是企業，所以得在其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要建立起一套制度來，同時又要充分發揮大家的積極性。我們是一家同仁機構，要在規則和靈活性、積極性、認同感之間找到平衡點。經過這幾年的摸索，這方面基本上是調整的到位了，運作起來也比較流暢了。

《公益時報》：作為25家國家高端智庫之一，北大國發院自身區別於其他智庫的定位是什麼？北大國發院的學術研究、學員培養是不是也和這個定位緊密相連？

姚洋：我們是高校的智庫，區別於政府部門的智庫，政府部門的智庫有很多國家的任務。高校智庫不擅長做國家直接的任務，更擅長做一些分析性的工作，離政府稍微有些距離，這樣反而能把政府的運作、政策看得更清一些。在參與一些政策的討論過程中我們會關注一些中長期的問題，關注一些國家比較深層次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想我們和學校外面的智庫比起來有很大的優勢。和其他高校智庫相比，我們的規模比他們大，另一方面我們非常注重學術研究，所以，我們的智庫有一個原則——用學術推動中國的進步。

北大國發院的學術研究、學員培養也是和這個定位緊密相連的，我們的教育項目囊括了政、商、學三個方面，我們幫學校管理南南學院，該學院是培養官員的；我們有MBA，是培養商業領袖的；我們還有學術項目，是培養學術性人才的；我們還有一個本科生雙學位項目，那是普及性的項目，一年一屆招生至少700多人，規模較大。我們的教學項目很多，學位項目有約10個，教學任務很重。

發展民營經濟長效機制是改革，而非行政命令

《公益時報》：前段時間，“民營企業退場”話題引發熱議，您近期也針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進行了發聲。您認為，實行國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弊？在國有資本相對強勢的情況下，國企收購民企股權會帶來哪些方面的影響？

姚洋：今年上半年股市股價下降了超過30%，很多民營企業下降更多，有的下降達70%，很快面臨著平倉線。但是這些企業其實都很好，如果被強制性平倉，那它的資產、價值就會變得極其低，遠遠低於它應該有的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資金短缺，只有國有企業有錢，因此國有企業就開始收購這些面臨平倉的民營企業。我覺得這樣的收購要從純粹商業的角度來看，沒有問題（你既然這麼困難，我來收購你，還幫你把債務負擔了，這屬於純商業的行為）。問題是，在我們國家，特別是過去半年裡，民營企業受到很大的壓力，又出現“民營企業退場論”這種說法，如果國企還去收購民企，就會發出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民營企業退場論”是真正地實施了。這樣就會打擊民營企業的信心，這當中很多都是民營企業家一生的積累，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這個影響太大了。這就像當年的“寶萬之爭”，寶能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也沒什麼錯，但是放大了說，一個野蠻人跑來把企業收購了，並且一腳把創業人踢開，這個影響很大。國家在過去一個多月裡，出臺了很多的政策，“民營企業座談會”的召開對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現在來看，市場處於基本穩定了，這是一件好事情！

《公益時報》：11月1日，習總書記邀請民營企業家召開座談會，並針對當前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提出了6方面政策舉措。那麼，您認為，此次座談會將為民營企業具體帶來哪些利好？接下來，您認為民營企業還將會遇到哪些挑戰和危機，應如何發展民營經濟？

姚洋：習主席、劉鶴副總理帶著銀行三會的領導出來講話，這是個非常強的信號，提出的六方面政策舉措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救急的，救急的那些措施現在看來在陸續推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一類是長期的，長期而言如何給民營企業提供比較充足的金融資源？這個需要具體事件具體分析，比如郭樹清提出的“一二五”概念，其實股市對這個反應是非常負面的，提出來第二天銀行股集體跳水了近3%，說明大家不看好。

我們要意識到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全世界的難題，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帶上太多所有制的成分，即認為這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其實國有企業如果規模太小，也照樣貸款很難，所以，這不是所有制的問題，就是小企業風險大。在這種情況下，非得讓銀行給它貸款，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我覺得長效機制還是改革，不能靠行政命令，對正規銀行要允許它們對風險進行定價，中小企業風險高，若去銀行貸款，銀行覺得資質可以但風險很大，12%的利率能否接受？中小企業要到“影子銀行”去籌款，恐怕也是這個利率，甚至更高。所以，一定要允許銀行對風險進行定價，現在的定價機制太死板。國發院多年來提出的利率市場化事實上還沒有實現，如果把這項改了，會是一個技術性的改變，它的作用就會非常大。

再一個，還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債市。我們國家的企業債幾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臨著上海科創板的衝擊，科創板將來是註冊制，一註冊就可以上市，那麼，這些新三板誰還去掛牌？新三板其中的一個用處就是作為地方性的債市，可以有承銷商承銷企業的債券，這樣便可以給一些不大不小的企業一些機會，比如：發一些地方性的債。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但長效機制還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沒辦法推，過去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從背後推著銀行去做的。

《公益時報》：過去大家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全過程，伴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過程。最早我們認為它是利己的力量，後來我們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到後來，我們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您認為對民營經濟的理解還有沒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當然有可能，如果論對整個經濟的貢獻來說，城鎮的就業率民營企業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業，真正在國有企業就業的人佔比相對較少。我覺得今後應該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沒有必要非要分得那麼細，應該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要以國有企業為基礎，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不一定！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稅收調節、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資、政府對老百姓更加關注等等，這都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所有制就沒有必要去強調了。

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勇於冒險

《公益時報》：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家對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在社會公益領域也表現突出，比如精準扶貧領域。這也是企業家精神的一種體現。那麼您是如何理解企業家精神的？

姚洋：我覺得企業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於冒險，比如宋國青老師，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個弟弟剛初中畢業，是做國際期貨的，結果他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弟弟賺的多，為什麼呢？一個學者，擅長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險，而他弟弟就敢冒險。企業家一定要敢於冒險，至於未來會是什麼樣，拼搏了才知道，而學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張維迎老師說：企業家就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失敗的企業家大家都說他是騙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誇他真了不起！

過去有一段時間，總有一種說法：中國企業沒有社會擔當，捐款太少！事實上，過去十年，企業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額越來越高。我們國家的企業家捐款其實並不亞於美國，知名企業家捐款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論這個比例，中國要比美國的企業家捐的多。當然，我們遠遠超過歐洲，歐洲根本沒有捐款的傳統，日本也沒有。企業家的捐款從以前的零零星星捐贈到現在系統性救助，從而通過慈善改變社會，已經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給錢”的層面。如今，企業家捐贈都強調有一個系統性的設計，通過捐款去改變社會行為的方式，創造一種模式，並且讓這種模式可複製，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創造了新的社會管理和社會運轉的模式。

《公益時報》：您覺得當下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企業家精神和擔當？如何引導他們發揮這種精神，如何引導他們積極解決社會問題？

姚洋：我覺得我們最應該做的：第一、給企業家一個制度的保障，不能讓企業家再像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給企業家足夠的保障，讓他們放心做企業；第二、企業家自己多交流經驗，互相提高；第三、針對中小型企業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視企業內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業也應該關注國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業應設立研究部門、規劃部門，研究國家政策以及把控整個行業的趨勢動態，也可將兩個部門放在一起。企業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這樣的部門，有三五個專職人員，給公司做諮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業有這樣的部門，規劃研究部門的設立應該引起小企業的高度重視。

《公益時報》：本屆中國公益年會將以企業家群體為主體，探討企業家的時代擔當和企業家的公益創新，您對這樣一屆公益年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姚洋：我認為公益年會應該變成企業家互相交流公益經驗的一個平臺，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業戰略的一部分，這樣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實每個行業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產可以側重做環境保護、節能建築等，可以推廣和資助這方面的研究，這也屬於企業戰略的一部分，研究出來後既可以拿過來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夠通過中國公益年會鼓勵大家做這樣的公益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 END -

作者/ 李慶

責任編輯/ 高文興 排版/ 吳麗萍

公益時報原創內容

如需轉載，後臺回覆“轉載”獲取版權

喜歡這篇文章的話別忘了點個贊哦~

往期精彩回顧

公益時報

政策解讀/公益活動/熱點事件/社會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