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這個式子裡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可以描述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描述內地和沿海的關係。今天，我用它來描述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差別在於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於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旅遊業受制於接納遊客的能力，也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
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它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就是無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或者農業的GDP在中國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農業GDP僅佔全國GDP的8%左右，並且還在下降。農業GDP份額在下降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必須使人口和GDP的分佈基本一樣，這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道理。
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並且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麼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麼出現鉅額的農業補貼。而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鉅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第二個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哪裡城市化”。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嚴重依賴於低成本的海運，海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同時，亞洲是製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又沒有陸上運輸條件，就必須走海運。再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這個式子裡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可以描述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描述內地和沿海的關係。今天，我用它來描述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差別在於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於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旅遊業受制於接納遊客的能力，也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
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它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就是無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或者農業的GDP在中國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農業GDP僅佔全國GDP的8%左右，並且還在下降。農業GDP份額在下降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必須使人口和GDP的分佈基本一樣，這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道理。
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並且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麼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麼出現鉅額的農業補貼。而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鉅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第二個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哪裡城市化”。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嚴重依賴於低成本的海運，海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同時，亞洲是製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又沒有陸上運輸條件，就必須走海運。再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我的數據分析顯示，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城市之間GDP總量差異的接近40%，即越遠離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總量就越小。再看中國的GDP和人口空間分佈。把中國的城市按照GDP規模從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佔中國GDP的50%時結束，能發現中國的GDP集中分佈在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省會城市，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空間集聚。
中國人口和GDP的空間佈局之間是錯位的。歷史上，中國的北方人口很多，北方平原發展農業的條件比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東北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很強，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當今經濟發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間錯位，就會出現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別。於是人口會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淨人口流入越多。
這些道理可以用幾句話總結。第一，城市化必須要提高。第二，由於東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經濟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優勢（包括地理條件），人口還會進一步集中。最後，未來城市化的政策必須實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從其他經濟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轉移的人口。
包容還包括兩個身份特徵。第一，低技能勞動者。在未來經濟發展裡，低技能勞動者會越來越多地從事城市裡的服務業，城市也需要他們來發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來轉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裡接受教育，就會轉化成現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這又事關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這個式子裡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可以描述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描述內地和沿海的關係。今天，我用它來描述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差別在於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於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旅遊業受制於接納遊客的能力，也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
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它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就是無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或者農業的GDP在中國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農業GDP僅佔全國GDP的8%左右，並且還在下降。農業GDP份額在下降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必須使人口和GDP的分佈基本一樣，這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道理。
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並且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麼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麼出現鉅額的農業補貼。而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鉅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第二個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哪裡城市化”。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嚴重依賴於低成本的海運，海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同時，亞洲是製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又沒有陸上運輸條件，就必須走海運。再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我的數據分析顯示，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城市之間GDP總量差異的接近40%，即越遠離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總量就越小。再看中國的GDP和人口空間分佈。把中國的城市按照GDP規模從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佔中國GDP的50%時結束，能發現中國的GDP集中分佈在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省會城市，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空間集聚。
中國人口和GDP的空間佈局之間是錯位的。歷史上，中國的北方人口很多，北方平原發展農業的條件比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東北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很強，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當今經濟發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間錯位，就會出現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別。於是人口會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淨人口流入越多。
這些道理可以用幾句話總結。第一，城市化必須要提高。第二，由於東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經濟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優勢（包括地理條件），人口還會進一步集中。最後，未來城市化的政策必須實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從其他經濟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轉移的人口。
包容還包括兩個身份特徵。第一，低技能勞動者。在未來經濟發展裡，低技能勞動者會越來越多地從事城市裡的服務業，城市也需要他們來發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來轉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裡接受教育，就會轉化成現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這又事關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 陸銘教授在發言中。 © 南都觀察
▌城市化的推動力是什麼？
李小云 （論壇主持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現在講到發展問題，我們就覺得這是城市化、工業化造成的。在經濟社會轉型的格局下，從農村發展的角度，從農村出現的一系列議題的角度，城市化還需要嗎？城市化是不是造成今天農村問題的根源？現在還需不需要城市化？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是高度相關的，如果還完全停留在一個農業社會裡，肯定是不會發展的。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反對城市發展。城市化應該是一個進程，是可以自由選擇、障礙不斷減小的過程，讓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城市化率基本都是結果，影響國家發展、多數人是否能夠受益、城市發展是不是正常等問題的關鍵，是更合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方式，這是要好好研究的。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這個式子裡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可以描述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描述內地和沿海的關係。今天，我用它來描述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差別在於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於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旅遊業受制於接納遊客的能力，也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
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它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就是無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或者農業的GDP在中國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農業GDP僅佔全國GDP的8%左右，並且還在下降。農業GDP份額在下降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必須使人口和GDP的分佈基本一樣，這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道理。
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並且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麼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麼出現鉅額的農業補貼。而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鉅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第二個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哪裡城市化”。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嚴重依賴於低成本的海運，海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同時，亞洲是製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又沒有陸上運輸條件，就必須走海運。再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我的數據分析顯示，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城市之間GDP總量差異的接近40%，即越遠離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總量就越小。再看中國的GDP和人口空間分佈。把中國的城市按照GDP規模從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佔中國GDP的50%時結束，能發現中國的GDP集中分佈在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省會城市，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空間集聚。
中國人口和GDP的空間佈局之間是錯位的。歷史上，中國的北方人口很多，北方平原發展農業的條件比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東北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很強，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當今經濟發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間錯位，就會出現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別。於是人口會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淨人口流入越多。
這些道理可以用幾句話總結。第一，城市化必須要提高。第二，由於東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經濟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優勢（包括地理條件），人口還會進一步集中。最後，未來城市化的政策必須實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從其他經濟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轉移的人口。
包容還包括兩個身份特徵。第一，低技能勞動者。在未來經濟發展裡，低技能勞動者會越來越多地從事城市裡的服務業，城市也需要他們來發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來轉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裡接受教育，就會轉化成現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這又事關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 陸銘教授在發言中。 © 南都觀察
▌城市化的推動力是什麼？
李小云 （論壇主持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現在講到發展問題，我們就覺得這是城市化、工業化造成的。在經濟社會轉型的格局下，從農村發展的角度，從農村出現的一系列議題的角度，城市化還需要嗎？城市化是不是造成今天農村問題的根源？現在還需不需要城市化？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是高度相關的，如果還完全停留在一個農業社會裡，肯定是不會發展的。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反對城市發展。城市化應該是一個進程，是可以自由選擇、障礙不斷減小的過程，讓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城市化率基本都是結果，影響國家發展、多數人是否能夠受益、城市發展是不是正常等問題的關鍵，是更合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方式，這是要好好研究的。
▲ 劉守英教授在發言中。 © 南都觀察
李小云 ：劉守英教授把城市化的過程看作是人口流動的過程。從人口流動的角度來看，城市的發展是不是必然意味著人口向城市城鎮聚集，中國目前是什麼樣的局面？
段成榮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在建國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我們的城市化基本是停滯不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進入迅速城市化的過程。農村人口從分散的廣大農村地區向沿海主要城市集中，這是一個基本的過程，也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城市化主要的來源和機制所在。在這六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對於城市化發展的根本性轉變，在於較為準確地認識到了城市化的作用，城市化是現代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城市化是人類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不是人為可以左右、調整的。
陸 銘 ：我堅信中國的城市化率會達到90%以上。道理非常簡單，人口只有跟GDP的份額是一致的，城鄉間才會沒差距。日本在發達國家裡城市化率是偏低的，而且日本和中國一樣對農業有非常大的保護，但是進入1990年代以後，日本的城市化率再次提高，這裡發生了受政府補貼的農一代慢慢逝去的過程。現在講中國城市化率的問題，取決於農二代、農三代會不會在農村待下去。這撥青年人連農業都沒做過，很多人出生在城市，他們不可能成為未來阻礙城市化的動力，只會成為推進城市化的動力。
▌城鎮化就是城市化
李小云 ：國內講城市化、城鎮化、城市發展、城鎮發展。城市化和城鎮化是個什麼含義？為什麼在中國提城鎮化，不直接提城市化？
肖金成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城市化和城鎮化，是一個概念，不是兩個概念。因為中國除了有城市之外，還有眾多的小城鎮，農民到小城鎮也屬於城市化。1999年，國家計委起草“十五”計劃時，討論過到底用“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概念。發改委領導認為城市化與城鎮化兩個概念沒有區別，所以“十五”計劃裡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從此開始，國家的文件和學者們不再使用城市化，而改用城鎮化。後來有人說“城鎮化就是發展小城鎮，不搞大城市”，這是錯誤解讀。
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城市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大量農民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國情不會改變，迫切需要重塑城鄉關係。其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空間、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等思路。
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城鄉關係如何重塑？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們是否還需要城市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化？在南都觀察2019年夏季論壇上，五位專家一起討論了“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嗎”。
以下為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最近，國家統計局發佈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在有關城市化的部分提到，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10.64%，2011年這個數字首次超過50%。
2014年，國務院發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的目標。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很接近“規劃”目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3.37%，構成差距的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但沒有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稱作“外來人口”。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圖為40年來我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兩項城鎮化率的對比趨勢圖，差距很大。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
同時，我們常說到“城市病”這個詞，粗放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會導致產業佈局錯亂、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很多風險，也有一些新建城區成為“睡城”甚至“鬼城”。另一方面，和城市化對應，我們的鄉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正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2018年，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重塑城鄉關係、城鄉統籌規劃融合發展。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對它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相關的議題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為了進一步探討“城市化”，南都觀察的夏季論壇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以下為論壇實錄——
▌城市化過度了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今天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城市化與大國發展”，我想通過一系列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做過一個國際比較，這張圖的橫軸是國家層面的人均GDP，縱軸是國家的城市化率，對中國城市化率的統計採取了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城市化率。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裡看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相比其他和中國經濟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水平偏低了接近10%。
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麼城市化率必須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讓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圖中的實線）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第二張圖，我把中國單獨拿出來，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這兩張圖告訴大家，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不得違背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這個式子裡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可以描述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描述內地和沿海的關係。今天，我用它來描述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差別在於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於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旅遊業受制於接納遊客的能力，也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
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它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就是無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或者農業的GDP在中國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農業GDP僅佔全國GDP的8%左右，並且還在下降。農業GDP份額在下降的時候，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必須使人口和GDP的分佈基本一樣，這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道理。
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並且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麼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麼出現鉅額的農業補貼。而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鉅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第二個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哪裡城市化”。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嚴重依賴於低成本的海運，海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同時，亞洲是製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又沒有陸上運輸條件，就必須走海運。再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我的數據分析顯示，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城市之間GDP總量差異的接近40%，即越遠離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總量就越小。再看中國的GDP和人口空間分佈。把中國的城市按照GDP規模從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佔中國GDP的50%時結束，能發現中國的GDP集中分佈在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省會城市，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空間集聚。
中國人口和GDP的空間佈局之間是錯位的。歷史上，中國的北方人口很多，北方平原發展農業的條件比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東北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很強，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當今經濟發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間錯位，就會出現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別。於是人口會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淨人口流入越多。
這些道理可以用幾句話總結。第一，城市化必須要提高。第二，由於東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經濟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優勢（包括地理條件），人口還會進一步集中。最後，未來城市化的政策必須實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從其他經濟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轉移的人口。
包容還包括兩個身份特徵。第一，低技能勞動者。在未來經濟發展裡，低技能勞動者會越來越多地從事城市裡的服務業，城市也需要他們來發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來轉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裡接受教育，就會轉化成現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這又事關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 陸銘教授在發言中。 © 南都觀察
▌城市化的推動力是什麼？
李小云 （論壇主持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現在講到發展問題，我們就覺得這是城市化、工業化造成的。在經濟社會轉型的格局下，從農村發展的角度，從農村出現的一系列議題的角度，城市化還需要嗎？城市化是不是造成今天農村問題的根源？現在還需不需要城市化？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是高度相關的，如果還完全停留在一個農業社會裡，肯定是不會發展的。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反對城市發展。城市化應該是一個進程，是可以自由選擇、障礙不斷減小的過程，讓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城市化率基本都是結果，影響國家發展、多數人是否能夠受益、城市發展是不是正常等問題的關鍵，是更合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方式，這是要好好研究的。
▲ 劉守英教授在發言中。 © 南都觀察
李小云 ：劉守英教授把城市化的過程看作是人口流動的過程。從人口流動的角度來看，城市的發展是不是必然意味著人口向城市城鎮聚集，中國目前是什麼樣的局面？
段成榮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在建國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我們的城市化基本是停滯不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進入迅速城市化的過程。農村人口從分散的廣大農村地區向沿海主要城市集中，這是一個基本的過程，也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城市化主要的來源和機制所在。在這六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對於城市化發展的根本性轉變，在於較為準確地認識到了城市化的作用，城市化是現代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城市化是人類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不是人為可以左右、調整的。
陸 銘 ：我堅信中國的城市化率會達到90%以上。道理非常簡單，人口只有跟GDP的份額是一致的，城鄉間才會沒差距。日本在發達國家裡城市化率是偏低的，而且日本和中國一樣對農業有非常大的保護，但是進入1990年代以後，日本的城市化率再次提高，這裡發生了受政府補貼的農一代慢慢逝去的過程。現在講中國城市化率的問題，取決於農二代、農三代會不會在農村待下去。這撥青年人連農業都沒做過，很多人出生在城市，他們不可能成為未來阻礙城市化的動力，只會成為推進城市化的動力。
▌城鎮化就是城市化
李小云 ：國內講城市化、城鎮化、城市發展、城鎮發展。城市化和城鎮化是個什麼含義？為什麼在中國提城鎮化，不直接提城市化？
肖金成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城市化和城鎮化，是一個概念，不是兩個概念。因為中國除了有城市之外，還有眾多的小城鎮，農民到小城鎮也屬於城市化。1999年，國家計委起草“十五”計劃時，討論過到底用“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概念。發改委領導認為城市化與城鎮化兩個概念沒有區別，所以“十五”計劃裡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從此開始，國家的文件和學者們不再使用城市化，而改用城鎮化。後來有人說“城鎮化就是發展小城鎮，不搞大城市”，這是錯誤解讀。
▲ 嘉賓對談中。 © 南都觀察
李小云 ：關於“為什麼要城市化”的討論就到這裡，經過這個討論有幾點非常重要的觀點。第一，城市化或城鎮化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的基本規律。如果中國要繼續推動現代化的進程，那我們沒有辦法在城市化之外選擇另外的道路。第二，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推動中國的城市化城鎮化，核心的問題是在於通過什麼樣的方式。第三，人口和產業、GDP之間在空間上有一個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