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華金融評論》王蕾、謝鬆燕、楊慕銘、丁開豔、王曄君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釋放重要經濟信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階段性成果顯著，金融改革進入深水區。會議強調，下半年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大。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緊緊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指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同時，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應對策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還要求，要緊緊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這是2018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會議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重點經濟工作還包括穩定製造業投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採取具體措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建立長效機制解決拖欠賬款問題。加快“殭屍企業”出清。有效應對經貿摩擦，全面做好“六穩”工作。加大對外開放，加緊落實一系列重大開放舉措。
“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製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把握好風險處置節奏和力度，壓實金融機構、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責任。”會議要求，科創板要堅守定位，落實好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等。
可以看出，面對目前經濟形勢，與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相比，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當前形勢判斷和應對策略、財政與貨幣政策定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房地產調控等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邊際變化。其中包括貨幣政策要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從化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轉而更關注能夠解決拖欠賬款問題、和金融支持中要加大中長期融資等更實際的問題。以往，短期融資增速過快導致的金融支持不實等問題將進一步得到遏制和改善，並優化貸款和融資結構，促進實體經濟長期資本形成。同時，延續“房住不炒”的定位，繼續推進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新增了“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的政策定位，使得房地產調控更為嚴格，決心更為堅定。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須增強憂患意識
即便在二季度經濟數據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政治局會議仍然對上半年的經濟運行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會議指出上半年經濟運行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但同時表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表示，與2018年7月會議通稿中“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和2019年4月會議中“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相比，本次會議使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來描述當前的基本面環境，傳遞出當前經濟形勢相較之前面臨更大的壓力。國內外風險挑戰並存，但以內部為主、表態偏中性。
有關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正確認識，《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8月刊推出《全球經濟與中國發展：長週期視角》的封面專題，認為2019年正值國際貿易格局劇變與全球化發展的關鍵時刻。在貿易摩擦背景下，世界經濟儘管有所復甦，但進程緩慢。具體看，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速下滑、失業率增長、金融風險累積等壓力，不少經濟體陸續降息以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23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再次下調了對2019年和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為3.2%和3.5%，較4月的預測值均下調0.1個百分點。我國2019年上半年6.3%的經濟增速顯示經濟運行平穩，但時刻留意外部週期變化也至關重要。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京東數字科技宏觀研究員張曉晨、徐天辰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表示，2018年中國的情況可謂內憂外患。外有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大幅加徵出口商品關稅的衝擊；內有民營經濟低迷、市場信心不足、中長期收入與消費下滑、穩增長與防風險面臨平衡等諸多結構性問題。在此情況下，打鐵還需自身硬，唯有做好自己，才能抵禦外部衝擊、增強話語權。沈建光表示，短期而言，加徵關稅的影響將會逐漸顯現，信心和預期能否穩住十分關鍵，不排除中國將採用多種逆週期調控政策工具進行對衝；長期而言，保持中長期增長的韌性仍然需要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斌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著複雜的國內外環境，既有外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也有內部正在經歷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的影響，如何恰當的應對各種挑戰，在此背景下顯得愈發重要。對此，貨幣、財政和對外政策要形成對策組合合力：一是貨幣政策首要目標是溫和通脹，二是財政政策要穩總量、優結構、增韌性，三是以開放體制應對國際環境變化。
“應對中美貿易戰客觀上也倒逼著我們自身增加應對能力的儲備，這其中既包括足夠的反制能力，也包括足夠的抗壓能力。”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撰文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屠新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斌認為，中國當前應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開啟的機會窗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體制障礙，增強政策制定的精準性和引導性，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企業應及時搶佔商業模式重構先機，推動人工智能與場景創新的高度融合，實現與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同頻共振。
“新的風險挑戰來源於海外和國內，海外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鬆、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突出，國內經濟則面臨企業利潤磨底、PPI面臨通縮等問題。但從政治局會議的表述來看，相比於2018年7月31日以來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擔憂，本次會議將關注點聚焦在經濟內生動能上，對外部摩擦的擔憂有所緩解。”明明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託底經濟的意圖較為明顯。但由於內部經濟下行壓力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從會議表態看，並沒有推出更多、更大力度的配套政策，更多是託而不舉，靈活地、針對性地進行逆週期調節。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祁斌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表示，面對新時代下國內國際的各種機遇和挑戰，我國亟需加大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的力度，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局，助力實現中國與世界共贏局面，推動全球經濟協同增長。
宏觀政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在宏觀政策方面，會議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總體思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要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文朗團隊分析報告表示，政策以落實為主，財政政策更加重視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要把減稅減費落到實處。1-6月全國累計減稅降費11709億，全年接近2萬億的減稅降費目標完成了58.5%，下半年仍將具體落實減稅降費政策，但如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財政政策可能從需求端進行刺激，如增發專項債，發行建設國債等。結構性貨幣政策或發力，暫無大幅寬鬆的必要。通稿對貨幣政策的定調為“貨幣政策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並未發生變化。
“今年上半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餘額和社融存量增速分別為13.0%和10.9%，即使下半年人民幣信貸增速回落至12.5%，社融增速也大概率會保持在10.5%以上的水平，大幅放鬆的必要性不大。”張文朗表示，而若要考慮到債轉股的推進，不排除央行會進一步通過對股份行定向降準的可能。此外7月底美國FOMC會議召開在即，聯邦基金利率大概率下調，但央行未必跟隨下調政策利率，以便可為此後逆週期政策調控提供空間，而通過加快推動利率並軌，或可更好達到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效果。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8月刊撰文指出，當前環境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逐步從數量調控為主向以價格調控為主的轉變過程中，利率雙軌制的並軌尤為重要。在利率並軌的過程中，金融市場改革和貨幣政策改革必須要與實體經濟的改革同步推進，如果只是在某一方面單兵突進，不僅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會帶來新的問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4月刊撰文表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減稅降費，而如何通過減稅降費來實現‘六穩’，這與當前我國的經濟走勢緊密相關。近兩年，我國的經濟增速正在逐漸放緩，面對經濟新的下行壓力，如何去判斷其成因，是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的前提條件，也決定了減稅降費的方式。”對於如何更為有效地實現減稅降費，他建議，減稅降費要結合政策、稅收制度、徵管制度、社保制度、徵繳制度等來綜合考量，形成整體解決方案，可從稅基的減稅降費轉移到稅率的減稅降費上，從過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祕書長張斌指出，減稅降費作為積極財政政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鼓勵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他認為，“下一步減稅降費的規模要在綜合權衡經濟下行壓力、稅收徵收率提高潛力、增收節支措施和赤字規模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減稅降費的措施要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
“2019年我國經濟運行較為複雜，面臨大量的挑戰。宏觀調控政策既需要在經濟管理的框架中統籌把握，也需要根據我國的國情做好政策間的配合和協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在《清華金融評論》4月刊撰文表示，關於經濟處於轉型下行期的宏觀調控政策選擇，他指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是以結構性政策為本，社會政策兜底，以宏觀政策實現總需求的總體穩定。二是宏觀調控需適度，兼具前瞻性、靈活性和穩定性、可預期性。三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四是選擇‘以我為主’的宏觀政策選擇。”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認為，當前經濟轉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提高微觀主體活力，增強中國經濟內在生命力。中央提出未來發展的五大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共享”，微觀層面就是“利潤共享”制度。“利潤共享”制度是增強國企活力的機制改革，推進國企混改、員工持股的目的最終也是要增強活力。微觀有活力是所有發展的基礎，是一切改革的目的。
招商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主管盛軍表示，當前中國加快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在於：一方面，全要素動員，全力以赴發展新動能，儘快實現動能完美轉換；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地保持確保轉型順利推進必不可少的穩定環境。形成確保轉型進程的安定社會環境的重中之重，是關乎民生和社會穩定及創新續航力的就業，包括就業總量和就業結構。金融業要實現金融供給側結構優化，全力加速推動中國動能轉換過程和科技主導型經濟迅速完成。
擴大消費成為經濟增長壓艙石
近年來我國消費支出佔GDP之比超過55%，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上升至75%以上的高位，消費在“三駕馬車”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我國GDP為45093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回落0.3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1%，拉動經濟增長3.8個百分點。可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壓艙石。會議明確，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拓展擴大最終需求，有效啟動農村市場，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研究員溫信祥在《清華金融評論》8月刊撰文指出，高質量發展最終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消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堅持消費領域供給側改革，就要動員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形成合力，充分發掘不同收入層次居民的消費潛力，提供滿足不同居民消費偏好的高質量產品，重建不同層次的消費信任。當前對消費問題討論較多，完善消費品供給結構、改善消費環境、提升消費信心是做好今後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人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宏觀與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羅工書在《清華金融評論》8月刊發表《破解消費增長的遠慮和近憂》指出，目前影響消費增長的因素較為複雜。短期內，由於消費品結構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變化不大，從微觀角度看消費增速主要由居民收入增長決定，從宏觀角度看則與名義GDP增速成正比。經濟的週期性波動使短期增速偏離潛在水平，收入下降和失業會使消費增長承壓。
“由於短期內居民消費潛力難以迅速提升，刺激政策必須避免渴澤而漁，而應從結構性層面著手。一是消除人為市場扭曲，通過優化限購政策避免抑制正常住房需求和汽車消費需求;二是引導消費向綠色、新興領域發展，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智能家電等潛力領域;三是著眼於農村人口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長期看，居民消費需求端以及產品和服務供給端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間，從而可以進一步提升消費增速。”羅工書說。
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服務業處處長、研究員陳麗芬也表示，下一步擴大消費需求重點是兩個方面：一是要城鄉統籌，協同推進。對一二線城市來說，更重要的是消費存量優化，提升品質消費、擴大服務消費，增加“選擇性支出”，農村地區則是我國未來消費增量的藍海，要充分釋放農村消費需求。二是要深化改革，促進消費。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認為，擴大需求有兩條思路：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這種方法刺激出來的需求是劣質需求，無法保證經濟的高質量增長；二是產品創新，通過創造新的消費熱點來擴大優質消費需求，從而帶出優質投資需求，這種辦法可以保證需求的高質量，因而可以保證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科創板堅守定位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科創板也成為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會議指出，科創板要堅守定位，落實好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2019年7月22日，科創板首批25家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這一重大改革任務正式落地。推出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是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直接融資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中國經濟轉入創新引領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資本市場基礎性改革。在科創板正式開板之前，《清華金融評論》編輯部在2019年6月刊推出《科創板：從0到1新徵程》的封面專題文章，共同建言科創板的未來。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田軒撰文表示，科創板的設立和註冊制的試行就是要利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去激勵創新。通過給科創型企業一個量身定製的平臺，使它們更加方便地進行上市融資，從而促進科創型企業專注於科技研發，驅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社會的進步。科創板的設立和註冊制的試行又是我國探索通過金融與資本力量促進科技創新進程中的一次重要嘗試，最終的落腳點是鼓勵關乎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技術創新。
“科創板的建設和資本市場的改革，是一個艱鉅複雜的系統工程，單一制度改革難以從根本上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這就需要堅持以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為總體目標，系統推進各項改革措施。”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亞萍也同期撰文表示，推進註冊制和發行的市場化，簡化行政程序和建立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發行審核制度是關鍵。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證券科技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樑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助理教授、院長助理劉碧波共同撰文稱，科創板的設立將補齊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的短板，特別在盈利狀況、股權結構等方面作出更為妥善的差異化安排，增強了對創新企業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同時，科創板作為我國資本市場重要改革的“試驗田”，其從設立伊始就突出了試點性和創新性的特質。他們認為，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在設立科創板的同時，還需要統籌推進新三板等相關基礎設施與制度的改革，才能發揮科創板改革帶動效應，同時保障科創板行穩致遠，更好地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服務。“激活新三板市場、打通新三板與科創板之間的通道，既是滿足科技創新企業基於自身發展的需求，也是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機聯繫的重要體現。”
“在各項創新舉措的共同作用下，科創板將成為多層次資本市場中的一大亮點，它將對其他市場板塊起到示範效應，帶動其他板塊的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魯桐和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副教授黨印共同撰文表示，科創板的推出是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中的又一個里程碑。註冊制、允許同股不同權、市場化定價機制、允許紅籌股通過發行中國存託憑證（CDR）在科創板落地等措施，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國資本市場想嘗試和解決的主要問題。可以預見，科創板將以嶄新的制度體系迎接各類市場主體，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育和發展，亦將對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其他板塊產生示範效應，提升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整體功能。
博時基金總裁江向陽也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6月刊中撰文表示，中美關係的特殊背景下，推出科創板的政策意圖不言而喻，將是承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國科技產業“從0到1”的孵化器。
“從企業生命週期看，科創板擬上市企業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與相對成熟階段的創業板、中小板和滬深主板形成互補。從一二級市場銜接看，科創板更接近於一級半市場，功能相當於風險投資C輪、D輪融資的提前證券化，投資方法上也屬於一二級交叉地帶。從市場參與者角度看，科創板交易規則高度向機構投資者傾斜，剔除了大部分個人投資者。科創板體現了制度設計者的中國智慧。”江向陽表示，歷史證明，價值投資是證券市場中屈指可數的可解釋、可複製的投資理念。信息時代，人類的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科創板的推出將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第七大道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李正全認為，在交易所內部新設一個全新的板塊，實行不同的上市發行制度，既能滿足創新型標杆企業的融資發展需求，又可以維繫現有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是一個可行的優化選擇。可以說，科創板的提出，是在近年來資本市場改革探索實踐基礎上產生的，是快速實現資本市場服務創新型標杆企業發展的戰略性考量，同時允許紅籌架構上市發行交易，又打開了國際化空間，使得境外更多優質企業到中國上市成為可能，讓資本市場開放與經濟開放相適應。
首創證券總經理畢勁鬆同期撰文稱，證券公司作為金融市場上提供直接融資服務的核心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新的競爭格局下和嚴峻的市場環境中，證券公司的市場定位和業務轉型迫在眉睫。科創板和註冊制將顯著提升證券公司的市場影響力、助力證券公司的財富管理成為核心業務、激勵證券公司在產品設計和交易環節的創新、賦予證券公司更強的風控能力。成功推進科創板需要內外部條件的持續改善和證券行業的共同努力。
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表示，應持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來看，需要著手解決以下五對矛盾，以進一步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市場化定價與強制跟投制度之間存在矛盾、市場化交易與漲跌幅制度之間存在矛盾、市場化監管與股東減持和再融資限制之間存在矛盾、市場有效性與做空機制不完善之間存在矛盾、資本市場整體改革與科創板單點改革之間存在矛盾。
北京國楓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張利國認為，未來，科創板進一步完善和改革的方向應堅持“三化”，即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專業化。而基本原則也是三條：市場機制、信披為主、歸位盡責。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應圍繞兩個基本目標展開：一是提高對科創企業的支持服務能力和包容性。二是深化市場基礎性制度改革，從設立科創板入手穩步試點註冊制，系統性統籌推進發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礎制度改革。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制度重大改革涉及五個關鍵措施。制度創新必然需要法律體系來護航，建議採取有力措施完善司法框架，來推動科創板和註冊制穩步發展。
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會議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在經濟增長壓力下，重新審視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有重要的意義。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分析認為，在強調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手段的基礎上，首次提及“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以及“科創板要堅守定位”，凸顯出政府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向高質量轉型的決心。會議在房住不炒的基礎上，明確提到“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表明政府目前對房地產調控的政策不會出現明顯轉向。同時，著重強調“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鄧海清認為，7月會議的表態，一方面表明政府吸取了日本貿易戰下刺激房地產投資引發泡沫破裂的教訓，即中國經濟不會過度依賴房地產；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府對經濟增長由高速變為中高速的容忍度，這實際表明“為了穩增長而強刺激”的思路和市場預期是錯誤的。
事實上，在政治局會議正式召開前，一些政策的陸續出臺也顯示出了平穩調整房地產政策的決心，近期監管出臺一系列舉措抑制房地產融資。比如， 5月17日，銀保監會發布《關於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即“23號文”）、6月13日銀保監會主席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點名房地產信貸、7月4日銀保監會對部分信託公司窗口指導、7月6日銀保監會近日針對近期部分房地產信託業務增速過快、增量過大的信託公司展開約談示警要求控制房地產信託業務增量和增速、房地產企業海外融資政策隨之收緊。
對今年全年房地產政策走勢，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以及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宏觀分析師錢偉曾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判斷，2019 年，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核心目標是穩房價、穩地價與穩預期。開年以來，地價與房價平穩增長，房地產投資仍有韌性，市場預期亦未見大幅波動。雖然地方政府面臨土地收入下降風險，但由於有適度擴容與提前發行的地方債與城投債的加持，房地產銷售增速下滑對地方政府財政的影響可能在下半年才會更加明顯。歷史上，房地產銷售負增後，房地產投資必大跌的情形，目前看來還不是一個迫近的、嚴重的風險。因此，預計短期內房地產政策大面積放鬆的概率仍然較小，政策調整還是體現在房貸利率上浮比例下調、局部地區放鬆限購等方向上。
本文編輯：《清華金融評論》王蕾、謝鬆燕、楊慕銘、丁開豔、王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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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釋放重要經濟信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階段性成果顯著，金融改革進入深水區。會議強調，下半年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大。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緊緊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指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同時，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應對策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還要求，要緊緊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這是2018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會議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重點經濟工作還包括穩定製造業投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採取具體措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建立長效機制解決拖欠賬款問題。加快“殭屍企業”出清。有效應對經貿摩擦，全面做好“六穩”工作。加大對外開放，加緊落實一系列重大開放舉措。
“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製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把握好風險處置節奏和力度，壓實金融機構、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責任。”會議要求，科創板要堅守定位，落實好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等。
可以看出，面對目前經濟形勢，與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相比，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當前形勢判斷和應對策略、財政與貨幣政策定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房地產調控等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邊際變化。其中包括貨幣政策要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從化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轉而更關注能夠解決拖欠賬款問題、和金融支持中要加大中長期融資等更實際的問題。以往，短期融資增速過快導致的金融支持不實等問題將進一步得到遏制和改善，並優化貸款和融資結構，促進實體經濟長期資本形成。同時，延續“房住不炒”的定位，繼續推進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新增了“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的政策定位，使得房地產調控更為嚴格，決心更為堅定。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須增強憂患意識
即便在二季度經濟數據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政治局會議仍然對上半年的經濟運行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會議指出上半年經濟運行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但同時表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表示，與2018年7月會議通稿中“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和2019年4月會議中“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相比，本次會議使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來描述當前的基本面環境，傳遞出當前經濟形勢相較之前面臨更大的壓力。國內外風險挑戰並存，但以內部為主、表態偏中性。
有關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正確認識，《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8月刊推出《全球經濟與中國發展：長週期視角》的封面專題，認為2019年正值國際貿易格局劇變與全球化發展的關鍵時刻。在貿易摩擦背景下，世界經濟儘管有所復甦，但進程緩慢。具體看，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速下滑、失業率增長、金融風險累積等壓力，不少經濟體陸續降息以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23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再次下調了對2019年和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為3.2%和3.5%，較4月的預測值均下調0.1個百分點。我國2019年上半年6.3%的經濟增速顯示經濟運行平穩，但時刻留意外部週期變化也至關重要。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京東數字科技宏觀研究員張曉晨、徐天辰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表示，2018年中國的情況可謂內憂外患。外有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大幅加徵出口商品關稅的衝擊；內有民營經濟低迷、市場信心不足、中長期收入與消費下滑、穩增長與防風險面臨平衡等諸多結構性問題。在此情況下，打鐵還需自身硬，唯有做好自己，才能抵禦外部衝擊、增強話語權。沈建光表示，短期而言，加徵關稅的影響將會逐漸顯現，信心和預期能否穩住十分關鍵，不排除中國將採用多種逆週期調控政策工具進行對衝；長期而言，保持中長期增長的韌性仍然需要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斌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著複雜的國內外環境，既有外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也有內部正在經歷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的影響，如何恰當的應對各種挑戰，在此背景下顯得愈發重要。對此，貨幣、財政和對外政策要形成對策組合合力：一是貨幣政策首要目標是溫和通脹，二是財政政策要穩總量、優結構、增韌性，三是以開放體制應對國際環境變化。
“應對中美貿易戰客觀上也倒逼著我們自身增加應對能力的儲備，這其中既包括足夠的反制能力，也包括足夠的抗壓能力。”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撰文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屠新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斌認為，中國當前應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開啟的機會窗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體制障礙，增強政策制定的精準性和引導性，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企業應及時搶佔商業模式重構先機，推動人工智能與場景創新的高度融合，實現與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同頻共振。
“新的風險挑戰來源於海外和國內，海外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鬆、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突出，國內經濟則面臨企業利潤磨底、PPI面臨通縮等問題。但從政治局會議的表述來看，相比於2018年7月31日以來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擔憂，本次會議將關注點聚焦在經濟內生動能上，對外部摩擦的擔憂有所緩解。”明明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託底經濟的意圖較為明顯。但由於內部經濟下行壓力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從會議表態看，並沒有推出更多、更大力度的配套政策，更多是託而不舉，靈活地、針對性地進行逆週期調節。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祁斌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表示，面對新時代下國內國際的各種機遇和挑戰，我國亟需加大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的力度，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局，助力實現中國與世界共贏局面，推動全球經濟協同增長。
宏觀政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在宏觀政策方面，會議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總體思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要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文朗團隊分析報告表示，政策以落實為主，財政政策更加重視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要把減稅減費落到實處。1-6月全國累計減稅降費11709億，全年接近2萬億的減稅降費目標完成了58.5%，下半年仍將具體落實減稅降費政策，但如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財政政策可能從需求端進行刺激，如增發專項債，發行建設國債等。結構性貨幣政策或發力，暫無大幅寬鬆的必要。通稿對貨幣政策的定調為“貨幣政策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並未發生變化。
“今年上半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餘額和社融存量增速分別為13.0%和10.9%，即使下半年人民幣信貸增速回落至12.5%，社融增速也大概率會保持在10.5%以上的水平，大幅放鬆的必要性不大。”張文朗表示，而若要考慮到債轉股的推進，不排除央行會進一步通過對股份行定向降準的可能。此外7月底美國FOMC會議召開在即，聯邦基金利率大概率下調，但央行未必跟隨下調政策利率，以便可為此後逆週期政策調控提供空間，而通過加快推動利率並軌，或可更好達到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效果。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8月刊撰文指出，當前環境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逐步從數量調控為主向以價格調控為主的轉變過程中，利率雙軌制的並軌尤為重要。在利率並軌的過程中，金融市場改革和貨幣政策改革必須要與實體經濟的改革同步推進，如果只是在某一方面單兵突進，不僅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會帶來新的問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4月刊撰文表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減稅降費，而如何通過減稅降費來實現‘六穩’，這與當前我國的經濟走勢緊密相關。近兩年，我國的經濟增速正在逐漸放緩，面對經濟新的下行壓力，如何去判斷其成因，是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的前提條件，也決定了減稅降費的方式。”對於如何更為有效地實現減稅降費，他建議，減稅降費要結合政策、稅收制度、徵管制度、社保制度、徵繳制度等來綜合考量，形成整體解決方案，可從稅基的減稅降費轉移到稅率的減稅降費上，從過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祕書長張斌指出，減稅降費作為積極財政政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鼓勵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他認為，“下一步減稅降費的規模要在綜合權衡經濟下行壓力、稅收徵收率提高潛力、增收節支措施和赤字規模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減稅降費的措施要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
“2019年我國經濟運行較為複雜，面臨大量的挑戰。宏觀調控政策既需要在經濟管理的框架中統籌把握，也需要根據我國的國情做好政策間的配合和協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在《清華金融評論》4月刊撰文表示，關於經濟處於轉型下行期的宏觀調控政策選擇，他指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是以結構性政策為本，社會政策兜底，以宏觀政策實現總需求的總體穩定。二是宏觀調控需適度，兼具前瞻性、靈活性和穩定性、可預期性。三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四是選擇‘以我為主’的宏觀政策選擇。”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認為，當前經濟轉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提高微觀主體活力，增強中國經濟內在生命力。中央提出未來發展的五大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共享”，微觀層面就是“利潤共享”制度。“利潤共享”制度是增強國企活力的機制改革，推進國企混改、員工持股的目的最終也是要增強活力。微觀有活力是所有發展的基礎，是一切改革的目的。
招商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主管盛軍表示，當前中國加快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在於：一方面，全要素動員，全力以赴發展新動能，儘快實現動能完美轉換；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地保持確保轉型順利推進必不可少的穩定環境。形成確保轉型進程的安定社會環境的重中之重，是關乎民生和社會穩定及創新續航力的就業，包括就業總量和就業結構。金融業要實現金融供給側結構優化，全力加速推動中國動能轉換過程和科技主導型經濟迅速完成。
擴大消費成為經濟增長壓艙石
近年來我國消費支出佔GDP之比超過55%，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上升至75%以上的高位，消費在“三駕馬車”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我國GDP為45093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回落0.3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1%，拉動經濟增長3.8個百分點。可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壓艙石。會議明確，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拓展擴大最終需求，有效啟動農村市場，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研究員溫信祥在《清華金融評論》8月刊撰文指出，高質量發展最終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消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堅持消費領域供給側改革，就要動員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形成合力，充分發掘不同收入層次居民的消費潛力，提供滿足不同居民消費偏好的高質量產品，重建不同層次的消費信任。當前對消費問題討論較多，完善消費品供給結構、改善消費環境、提升消費信心是做好今後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人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宏觀與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羅工書在《清華金融評論》8月刊發表《破解消費增長的遠慮和近憂》指出，目前影響消費增長的因素較為複雜。短期內，由於消費品結構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變化不大，從微觀角度看消費增速主要由居民收入增長決定，從宏觀角度看則與名義GDP增速成正比。經濟的週期性波動使短期增速偏離潛在水平，收入下降和失業會使消費增長承壓。
“由於短期內居民消費潛力難以迅速提升，刺激政策必須避免渴澤而漁，而應從結構性層面著手。一是消除人為市場扭曲，通過優化限購政策避免抑制正常住房需求和汽車消費需求;二是引導消費向綠色、新興領域發展，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智能家電等潛力領域;三是著眼於農村人口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長期看，居民消費需求端以及產品和服務供給端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間，從而可以進一步提升消費增速。”羅工書說。
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服務業處處長、研究員陳麗芬也表示，下一步擴大消費需求重點是兩個方面：一是要城鄉統籌，協同推進。對一二線城市來說，更重要的是消費存量優化，提升品質消費、擴大服務消費，增加“選擇性支出”，農村地區則是我國未來消費增量的藍海，要充分釋放農村消費需求。二是要深化改革，促進消費。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認為，擴大需求有兩條思路：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這種方法刺激出來的需求是劣質需求，無法保證經濟的高質量增長；二是產品創新，通過創造新的消費熱點來擴大優質消費需求，從而帶出優質投資需求，這種辦法可以保證需求的高質量，因而可以保證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科創板堅守定位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科創板也成為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會議指出，科創板要堅守定位，落實好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2019年7月22日，科創板首批25家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這一重大改革任務正式落地。推出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是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直接融資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中國經濟轉入創新引領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資本市場基礎性改革。在科創板正式開板之前，《清華金融評論》編輯部在2019年6月刊推出《科創板：從0到1新徵程》的封面專題文章，共同建言科創板的未來。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田軒撰文表示，科創板的設立和註冊制的試行就是要利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去激勵創新。通過給科創型企業一個量身定製的平臺，使它們更加方便地進行上市融資，從而促進科創型企業專注於科技研發，驅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社會的進步。科創板的設立和註冊制的試行又是我國探索通過金融與資本力量促進科技創新進程中的一次重要嘗試，最終的落腳點是鼓勵關乎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技術創新。
“科創板的建設和資本市場的改革，是一個艱鉅複雜的系統工程，單一制度改革難以從根本上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這就需要堅持以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為總體目標，系統推進各項改革措施。”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亞萍也同期撰文表示，推進註冊制和發行的市場化，簡化行政程序和建立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發行審核制度是關鍵。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證券科技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樑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助理教授、院長助理劉碧波共同撰文稱，科創板的設立將補齊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的短板，特別在盈利狀況、股權結構等方面作出更為妥善的差異化安排，增強了對創新企業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同時，科創板作為我國資本市場重要改革的“試驗田”，其從設立伊始就突出了試點性和創新性的特質。他們認為，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在設立科創板的同時，還需要統籌推進新三板等相關基礎設施與制度的改革，才能發揮科創板改革帶動效應，同時保障科創板行穩致遠，更好地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服務。“激活新三板市場、打通新三板與科創板之間的通道，既是滿足科技創新企業基於自身發展的需求，也是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機聯繫的重要體現。”
“在各項創新舉措的共同作用下，科創板將成為多層次資本市場中的一大亮點，它將對其他市場板塊起到示範效應，帶動其他板塊的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魯桐和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副教授黨印共同撰文表示，科創板的推出是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中的又一個里程碑。註冊制、允許同股不同權、市場化定價機制、允許紅籌股通過發行中國存託憑證（CDR）在科創板落地等措施，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國資本市場想嘗試和解決的主要問題。可以預見，科創板將以嶄新的制度體系迎接各類市場主體，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育和發展，亦將對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其他板塊產生示範效應，提升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整體功能。
博時基金總裁江向陽也在《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6月刊中撰文表示，中美關係的特殊背景下，推出科創板的政策意圖不言而喻，將是承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國科技產業“從0到1”的孵化器。
“從企業生命週期看，科創板擬上市企業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與相對成熟階段的創業板、中小板和滬深主板形成互補。從一二級市場銜接看，科創板更接近於一級半市場，功能相當於風險投資C輪、D輪融資的提前證券化，投資方法上也屬於一二級交叉地帶。從市場參與者角度看，科創板交易規則高度向機構投資者傾斜，剔除了大部分個人投資者。科創板體現了制度設計者的中國智慧。”江向陽表示，歷史證明，價值投資是證券市場中屈指可數的可解釋、可複製的投資理念。信息時代，人類的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科創板的推出將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第七大道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李正全認為，在交易所內部新設一個全新的板塊，實行不同的上市發行制度，既能滿足創新型標杆企業的融資發展需求，又可以維繫現有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是一個可行的優化選擇。可以說，科創板的提出，是在近年來資本市場改革探索實踐基礎上產生的，是快速實現資本市場服務創新型標杆企業發展的戰略性考量，同時允許紅籌架構上市發行交易，又打開了國際化空間，使得境外更多優質企業到中國上市成為可能，讓資本市場開放與經濟開放相適應。
首創證券總經理畢勁鬆同期撰文稱，證券公司作為金融市場上提供直接融資服務的核心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新的競爭格局下和嚴峻的市場環境中，證券公司的市場定位和業務轉型迫在眉睫。科創板和註冊制將顯著提升證券公司的市場影響力、助力證券公司的財富管理成為核心業務、激勵證券公司在產品設計和交易環節的創新、賦予證券公司更強的風控能力。成功推進科創板需要內外部條件的持續改善和證券行業的共同努力。
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表示，應持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來看，需要著手解決以下五對矛盾，以進一步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市場化定價與強制跟投制度之間存在矛盾、市場化交易與漲跌幅制度之間存在矛盾、市場化監管與股東減持和再融資限制之間存在矛盾、市場有效性與做空機制不完善之間存在矛盾、資本市場整體改革與科創板單點改革之間存在矛盾。
北京國楓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張利國認為，未來，科創板進一步完善和改革的方向應堅持“三化”，即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專業化。而基本原則也是三條：市場機制、信披為主、歸位盡責。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應圍繞兩個基本目標展開：一是提高對科創企業的支持服務能力和包容性。二是深化市場基礎性制度改革，從設立科創板入手穩步試點註冊制，系統性統籌推進發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礎制度改革。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制度重大改革涉及五個關鍵措施。制度創新必然需要法律體系來護航，建議採取有力措施完善司法框架，來推動科創板和註冊制穩步發展。
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會議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在經濟增長壓力下，重新審視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有重要的意義。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分析認為，在強調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手段的基礎上，首次提及“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以及“科創板要堅守定位”，凸顯出政府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向高質量轉型的決心。會議在房住不炒的基礎上，明確提到“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表明政府目前對房地產調控的政策不會出現明顯轉向。同時，著重強調“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鄧海清認為，7月會議的表態，一方面表明政府吸取了日本貿易戰下刺激房地產投資引發泡沫破裂的教訓，即中國經濟不會過度依賴房地產；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府對經濟增長由高速變為中高速的容忍度，這實際表明“為了穩增長而強刺激”的思路和市場預期是錯誤的。
事實上，在政治局會議正式召開前，一些政策的陸續出臺也顯示出了平穩調整房地產政策的決心，近期監管出臺一系列舉措抑制房地產融資。比如， 5月17日，銀保監會發布《關於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即“23號文”）、6月13日銀保監會主席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點名房地產信貸、7月4日銀保監會對部分信託公司窗口指導、7月6日銀保監會近日針對近期部分房地產信託業務增速過快、增量過大的信託公司展開約談示警要求控制房地產信託業務增量和增速、房地產企業海外融資政策隨之收緊。
對今年全年房地產政策走勢，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以及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宏觀分析師錢偉曾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判斷，2019 年，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核心目標是穩房價、穩地價與穩預期。開年以來，地價與房價平穩增長，房地產投資仍有韌性，市場預期亦未見大幅波動。雖然地方政府面臨土地收入下降風險，但由於有適度擴容與提前發行的地方債與城投債的加持，房地產銷售增速下滑對地方政府財政的影響可能在下半年才會更加明顯。歷史上，房地產銷售負增後，房地產投資必大跌的情形，目前看來還不是一個迫近的、嚴重的風險。因此，預計短期內房地產政策大面積放鬆的概率仍然較小，政策調整還是體現在房貸利率上浮比例下調、局部地區放鬆限購等方向上。
本文編輯：《清華金融評論》王蕾、謝鬆燕、楊慕銘、丁開豔、王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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