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認識經濟增長減速
中國證券報：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在這個歷史節點，應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蔡昉：迄今為止的中國經濟發展，既可以被看作是獨樹一幟的成功經驗，也可以作為亞洲奇蹟的重要組成部分或“中國版本”。但是，以2010年為轉折點，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提高，傳統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了一個臺階。
根據以往測算，“十二五”期間中國潛在增長率平均只有7.6%，後來實際增長速度是7.8%；“十三五”期間是6.2%，而目前實際增速高於6.2%。因此，即便今後幾年的潛在增長率降到6%，也不用擔心會造成周期性失業現象。
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準確認識經濟增長減速，找到真正對症的藥方，並且在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中形成共識。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特徵，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要正確認識和適應這個新常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實現高質量發展。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挑戰？
蔡昉：一方面，我們要牢牢守住底線、主動作為、積極應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歷史耐心、政策定力，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國在過去40年創造的發展奇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不會因全球化起伏的影響而有絲毫停滯。中國宣佈了一系列新的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表明中國的開放將再上新高度。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對外合作多邊化、貿易多元化，中國在繼續從對外開放中獲得發展動力的同時，也將為維護自由貿易、推動經濟全球化做出更大貢獻。
保持開放並且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能夠趨利避害的關鍵，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情。無論世界經濟環境如何變化，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就能保證中國經濟立於不敗之地。同時，也要針對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中的“成長的煩惱”和轉方式、調結構、換動能可能帶來的陣痛，以及其他直接和間接的衝擊，扎牢社會保障網絡，發揮好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終究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從長期看，仍將是“風景這邊獨好”。
不搞“大水漫灌”式刺激
中國證券報：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紛繁複雜，我國應如何調整、協同發力？
蔡昉：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危機，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給中國實體經濟帶來衝擊。外需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消費需求也很難在一年內迅速提高，所以當時唯一可做的只有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
當時，我們的政策選擇是對的，當然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把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同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加以結合，形成了多元共振式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隨著產業政策延續，這個刺激政策保持了長期的貨幣寬鬆。雖然GDP增長得到穩定，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這意味著，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寬鬆的貨幣。正是這種情況，造成了後來要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任務。“三期疊加”，其中一個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時至今日，結合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一段時期內的表現，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即便在外部環境出現更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挑戰，不在於短期的宏觀經濟需求因素，而是來自供給側的長期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長期來看，正確的政策選項，不是逆著新常態，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潛在增長率；短期來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不要試圖回到以往的增長速度上，而是要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不實施“大水漫灌”式的政策刺激。
提高潛在增長率，最直接的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做了一個模擬，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它對應的潛在增長率提高速度將接近1個百分點。所以，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時，應該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付諸努力。而且，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標誌，沒有這個生產率的提高，就談不上高質量發展。
尤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用妨礙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兩類政策：第一，長期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藉此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第二，宏觀經濟政策超越反週期的功能，並與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合併實施，用於維持經濟增長。避免採取這兩類政策，其實是同一個含義，就是要讓宏觀經濟政策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迴歸到解決週期性的需求側問題上，而不是把它們用來保持長期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證券報：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蔡昉：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首先，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伴隨經濟增長髮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遵循生產率提高的目標和順序演進的過程。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產業進入高生產率產業，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計量分析也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企業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有競爭力的企業進入、生存、壯大，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萎縮、退出、消亡，這個過程就是“創造性破壞”，能夠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般來說，處在較低發展水平上的國家會更多地從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則需要更多地從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一些發達國家，企業的進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可高達1/3到一半。
再次，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研究發現，創新會帶來規模收益遞增，企業能否擴大規模進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等資源，在根本上取決於其創新能力。這就意味著，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用非市場競爭的方法擴大企業規模或者把產業政策變成人為挑選贏家的舉措，都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相背離。
戶籍制度改革
推動經濟增長立竿見影
中國證券報：如您所言，中國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我們應如何激發更可持續的增長潛力？
蔡昉：迄今為止，市場機制尚未在資源配置中全面發揮決定性作用，增加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供給以及提高生產率的空間仍然很大。如果能夠在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和改變撫養比的構成因素上做文章，即通過更充分的就業、勞動力重新配置和更好的人力資本積累，把數量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變得更富有生產性；或者更長期來看，通過調整生育政策，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裡產生延緩老齡化進程的效果，不啻是一種延續人口紅利的有益嘗試。由於這種挖掘潛力的機會有賴於改革，所以，與其說這些相應的做法是延續人口紅利，不如說是超越人口紅利或開啟改革紅利。
通過在相關領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源泉和動力。從中國特殊的情況來看，存在一些優先改革領域，包括戶籍制度、企業制度、教育和培訓、生育政策、財稅體制、金融與銀行業等。其中，戶籍制度改革如果得到實質性推進，可以在提高潛在增長率方面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中國正處於經濟增長減速的發展階段。由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供給，以及生產率提高速度衡量的潛在增長率趨於下降。經濟規律和國際經驗都表明，面對經濟增長減速，正確的應對政策不是藉助刺激需求的手段，而是通過挖掘制度潛力提高潛在增長率。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利於按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使中國城鎮化更加以人為核心，而且將產生提高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的顯著效果。
具體來說，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可以產生“一箭雙鵰”的效果：一方面，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以及促進勞動力流動，保持資源繼續進行重新配置，從供給側提高潛在增長率；另一方面，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消費群體，從需求側促進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
中國證券報：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人口紅利也在消失，這對中國的就業帶來哪些挑戰？
蔡昉：總體來說，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潛在增長率水平上，就不會發生週期性失業，所要應對的主要是產業結構變化與勞動者生產技能之間不匹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以及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上求職遭遇的摩擦性失業問題。正如中國社會所普遍關注的，中國就業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群體身上：進城農民工、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和高校畢業生。我們可以從這三個群體，看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就業困難和自然失業問題。
在經歷了“劉易斯轉折點”，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並且普通勞動者工資提高速度很快的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似乎不解就業困難的“愁滋味”，在初中畢業之後不願意升學；同時，高跳槽率也削弱了企業提供在職培訓的積極性。更有甚者，許多農村青少年甚至未完成義務教育就急於外出打工。但是，勞動力市場的這個“黃金時代”並不會延續長久。那些不能適應未來勞動力市場對高技能需求的農民工，會遇到結構性失業困擾。
因此，防止未來農民工面對就業風險的根本方法，是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使其具備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適應的技能更新。一方面，創造良好的制度條件，使新成長勞動力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儘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因此要提高教育資源均等化水平，降低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另一方面，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推進農業轉移勞動力市民化，實現包括人力資本培養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更為根本的途徑。
由於城鎮勞動力年齡偏大，所以人力資本不足人群的比重也較大。在產業結構變化十分迅速的條件下，很大一部分勞動者難以符合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要求，很容易陷入結構性失業狀態。針對這個特點，政策重點應該放在對就業困難群體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和社會政策託底上面。
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以及他們的工資與低端勞動者趨同，越來越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現象。高校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就業困難，固然需要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政府的公共就業服務予以解決，但是，專業和課程設置不當、與市場需求脫節以及教學質量低等問題，也可能加劇大學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就業困難。這些都為政府積極就業政策提出新的挑戰。
不過，無論是上述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還是勞動力市場釋放出關於這個群體就業狀況的信號，顯然都不能成為減緩高等教育發展速度的理由。來自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都不能支持教育可能過度發展的說法。相反，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下，人力資本都是克服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幫助創業和就業的制勝法寶。特別是，隨著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來臨，機器人發展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提出嚴峻挑戰，傳統意義上的技能、認知能力乃至非認知能力，都不足以保證勞動者在與機器人的競爭中取勝，教育必須與此相適應，在培養新一代勞動者的軟技能方面取得革命性的突破。
國際經濟形勢紛繁複雜，中國再次面臨外部衝擊的挑戰，如果再次加碼刺激政策，效果幾何？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中國來說，當前最重要的是準確認識經濟增長減速，找到真正對症的藥方。今後幾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6%左右也是很好的速度，不用擔心會出現失業現象，因為潛在增長率就是充分就業增長率。
中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斷邁上新臺階，就必然要轉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面對外部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反週期功能不可避免要發揮使用，但不能搞“大水漫灌”式刺激，同時要以變化了的潛在增長率為調控目標，不要妨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
□本報記者 陳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