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今後經濟發展走勢如何，宏觀上我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當前問題在於發展模式轉換遲緩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在全世界經濟總量裡處於第十位，當時我國經濟總量只有1473億美元，佔世界的1.8%，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了201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了12.3萬億美元以上，佔世界GDP總量15.17%，人均達到8827美元。
中國經濟發展成功，關鍵是實現了四大轉變，第一個轉變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第二個轉變是從封閉型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第三個轉變是從依賴國有經濟轉向堅持公有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第四個轉變是從重化工業優先發展模式，轉向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一句話，就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採取的是投資帶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方式。
當前的問題是，在原有的發展方式下，中國經濟增長在持續回落。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不斷下降，先是2010年—2012年，經濟增長快速下滑，接著從2012年以後到2018年第四季度是慢下，這種快下變慢下，組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曲調”。
經濟運行受週期調節才具有活力，向上企業就增加庫存，增加投資，擴大生產；向下就減少投資，降低庫存，壓縮生產規模。
這就像人的心臟跳動一樣，先向上跳動然後再向下跳動，循環往復，生機勃勃。如果一個人心臟跳動只是一條線不上不下了，你說他還有活力嗎？倒是很平穩，卻喘不上氣來了。經濟也一樣，如果經濟長期處於一條線，並且是一直平穩向下的一條線，這將是很危險的。
另外，在過去7年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沒有周期的平穩狀態，之所以不正常，原因是我們進入新時代以後經濟增長缺乏新動能。在新時代裡，用傳統的辦法，一味擴大投資需求來刺激經濟增長不靈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導向帶動經濟增長效應也大大降低了。
從現實看，2010年以來我們採取了幾大穩增長的措施，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確實越來越小。
第一，貨幣發行。2010年我們的貨幣發行M2是72.585萬億，到了2017年底，全國的M2貨幣淨增加了90多萬億，總量達到167萬億，90多萬億增量，從過去的每增加一個M2可以產生1個GDP，下降到必須發行3.3個單位貨幣M2才能帶來1個GDP，這表明僅靠擴張貨幣供給推動經濟增長，邊際效益大大下降。
第二，2014年9月份以來，我們連續搞了507個項目，12大工程包，固定資產投資完成大概是7.92萬億，接著2017年又投資2.8萬億的公共投資，搞基礎設施建設，2018年超過2.8萬億，5萬多億加上7.92萬億，加起來超過13萬億，海量投資帶來什麼結果呢？帶來的是經濟增長率從過去的快下到慢下。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時，上一屆政府搞了4萬億投資，用了4個季度把經濟增長從6.2%刺激到了12.2%。而這次是13萬億還要多的投資，經濟增長卻從12.2%降到6.4%，什麼原因？關鍵是需要新動能時候沒有新動能，用傳統的辦法擴張投資，一味地財政刺激和擴張貨幣，最後經濟增長上不去，產能上去了，槓桿率上去了。當前，中國問題出在了發展模式轉換遲緩方面。
過去全球自由貿易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
從長週期看，中國經濟是藉助全球自由貿易推動了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際利用外資不到20億美元，到了2017年利用外資1310億美元，從1979年-201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21000億美元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是19000億。外資的進入緩解了中國投資短缺矛盾，外資進入對我們帶來了先進製造業，帶來了管理創新，帶來了技術創新，使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
從進出口貿易看，197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只有206億美元，到了2017年4萬億美元，對外貿易依賴度，就是進出口總量佔GDP的比重，從9.7%上升到33.6%，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中有1/3與進出口貿易有關。設想一下，如果中國進出口貿易降為零，是什麼概念？2018年GDP總量大概9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有30萬億元人民幣與進出口貿易有關，一旦國際貿易下滑或者出現波動，中國經濟增長肯定會受到極大影響。
從國際環境看，有利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的貿易環境正在轉折性變化。
第一，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情況下，有利於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的國際環境，發生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化。發達國家從需求端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進而轉向購買比中國更具比較優勢國家的同類產品。還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在利用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國際資本流向本國市場，同時高端製造在技術創新上競爭力提高和保護強度增加，對中國發展中高端產業形成“高壓”效應在變大。
第二，低收入國家紛紛學習中國模式，學習中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經驗，在中低端製造業形成的低成本比較優勢對中國市場形成了替代壓力，對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產生的“擠出”效應在不斷加大。在國際市場需求緊縮條件下，勞動密集型產品供給增加，勢必給中國帶來的出口擠出效應會突然變大。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與世界最大經濟體從過去低成本交易、合作獲益，轉向摩擦競爭，高成本交易，導致經濟發展的國際競爭成本將大大提高。這將使我國出口環境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國內結構性矛盾突出成改革障礙
當前，在我國遇到外需萎縮、出口風險加大的條件下，我們應該轉向國內，轉變發展方式，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短期內通過需求結構調整推進中國經濟增長，長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為我國有近14億人口做支撐，完全有條件做出這種選擇。
但是，以下問題使我們的選擇遇到了困難：
一方面，從2010年以來，中國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增長率都在下降。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邁進時，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經濟增長快是必然的。但是，當一個國家從中上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時，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經濟增長放慢。從經濟增長的歷史增長曲線分析，投資率是先上後下，消費率是先下後上。當前中國正處於這個節點上，從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按道理投資率應該下降，消費率上升，經濟增長放慢。但是，近幾年來，我國投資增長率不斷下降，消費增長率也在持續下降。投資率下降是必然的，因為公共投資經過幾十年的高增長，投資空間在變小，投資邊際效率下降。
有人說，我國消費率不是大幅度上升了嗎？真相是，在投資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雙雙下降過程中，由於投資增長率下降快於消費增長率，才是消費在GDP中的結構比例明顯上升，而不是消費增長率加快引起的。為什麼？體制出現問題了。
比如，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利於投資，不利於消費。第一，多年來全國各級政府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政府是公共投資主體；第二，企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企業又是生產投資主體。兩個主體國民收入佔比越來越高，顯然有利於增加公共投資和生產投資。但是，作為消費主體的居民，佔國民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當然就不利於消費。
對於不同的消費主體來說，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構也會影響消費。把城鄉居民按照五等份劃分，目前我國居民收入結構是階層固化、分化，想消費的人錢少，不想消費的人錢多。2000年-2017年，按照五等份法，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發生了變化，2000年城鎮居民跟2017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與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3.6倍，2017年擴大到5.62倍，農村居民則擴大了3.01倍，就是說農村差距擴大更大。
這種收入結構對消費有什麼意義呢？意義就在於，越是中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高，越是高收入人群邊際儲蓄傾向高。我國的居民收入結構恰恰是，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利於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越來越有利於高收入者，但高收入者不消費。再看社會保障，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解決了中低收入者社會保障“有”的問題，但還沒解決“高和優”的問題。比如，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基本養老金只有85元，這無法使他們能過上體面的養老生活。從宏觀層面看，我國遇到的現實矛盾是，在需求側，低收入者沒錢消費，中等收入者有錢不敢消費，高收入者不願意消費。在供給側，大量製成品產能過剩，有人說這些產能是低端產品、低質量產品，但到商店去看看，電冰箱、洗衣機、電腦、手機，哪個不合格？哪個不優質？就是沒人買。關鍵是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給不及時。
2013年以來，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並不是向好的方面轉化。2018年與2013年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與20%低收入家庭的差距，從10.78倍擴大到10.97倍。絕對額擴大更驚人，2013年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多了43054元，到了2018年多了64200元，這期間增加了21145元。
多年來，我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消費增長慢於儲蓄增長。2000年到2017年，我國消費從3.9萬億元增加到36.6萬億元，但人民幣儲蓄卻從12.38萬億元增加到164萬億元，目前已經超過180萬億元，儲蓄增長快於消費4.8倍以上。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第一，高收入階層不消費，存錢；第二，中等收入者有點錢不敢消費，存錢；第三個，大量的國有企業也存錢。最後導致我們儲蓄增長快。儲蓄從中長期是要變為投資進而轉換成產能的。
第二方面，從供給側看，實體經濟發展處於低谷階段。
第一，在製造業領域，中低端產業投資擁擠，產能過剩，中高端技術門檻高，體制制約，進不去。
第二，實體經濟所需要的營商環境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國務院實行“放管服”是正確的，在現實經營活動中，我國企業營商環境還需要繼續改善，審批多、許可發放多、稅費多，影響企業發展。歐盟曾對中國做過調查，當前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一些條例，影響投資者進入市場的各種法規條例就有1800多條。近幾年，有的地方政府還比過去增加了對企業管控的條例。
第三，民間創新缺乏動力。一般來說，創新分為兩種，國家創新和民間創新，當前中國最缺乏的是民間創新。中國產業要邁向中高端，最大問題就是創新。這兩年中國進步最大的是國家集中式創新，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既要靠推，又要靠拉，推拉結合。拉靠集中創新，國家通過在關鍵環節、重要領域創新把產業結構水平向上拉；推是靠民間創新，民間創新是眾多企業極力創新推進產業結構整體升級。多年來，我國創新的拉力強、推力不夠。為什麼？因為我國體制結構適應於國家式創新，不適應民間創新。民間創新需要3個基本條件，都需要通過改革加以完善。
其一，市場主體創新需要充分的市場自由，市場自由需要減少審批和行政許可發放，現有體制還達不到。
其二，市場主體創新需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就需要不斷減少買方、賣方壟斷，而我國買方、賣方壟斷太多。我國的生產要素包括水、電、路、氣、網、房，價格都高於世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更高於發達國家。壟斷抬高了要素成本價格，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升高。
其三，創新需要無邊界。創新者在中國邊界限制太多，查找個科技文獻資料都上不了國際網站。
此外，實體經濟融資難、成本高。舉個例子，2017年，A股上市企業將近3500家，總盈利3.3萬億，其中26家銀行企業當年淨利潤1.39萬億，其他的3470多家企業平均每家企業盈利只有5.5萬元，如果把3470多家企業中那些壟斷性行業扣除掉，其他企業幾乎賺不了錢。
2012年以來，我國居民買房還利息、企業貸款還利息總量已經連續多年大於GDP增量。比如2018年預測金融機構利息11.2萬億元，當年GDP增加大概是7.96萬億元，如此高的利息、如此低的利潤，製造業、實體經濟能發展嗎？
第三方面，體制改革出現了結構性矛盾。
我國體制改革目前遇到幾個問題：一是經濟體制內部的部門之間出現了相互掣肘，改革的效用相互抵消。二是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行政體制改革出現了不協調。社會行政體制改革嚴重影響了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例如，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文化體制，都受到影響。三是對內開放已經適應不了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如果對內不開放或者開放緩慢，都將會嚴重影響對外開放。所以現在看，對內、對外開放已經融為一體，越來越需要對內開放。
對改革開放和宏觀政策的3點建議
面對國內外變化，下一步我國經濟發展及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如何安排？有3點建議：
第一，對外應該實行更高層次的開放。一是不對抗，不爭做老大，要與美國尋求更大的合作和共贏方案。二是改革自己，一定要適應全球化，改革不適應自由貿易的體制，加快國企改革，取消產業補貼。出口退稅完全可以取消。然後適當時機全面降低關稅，強調不強制實行技術轉讓。三是要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趕快進行多邊、單邊的“三零協議”談判進程。四是開展務實外交，少說多做。特別是對外、對內，意識形態宣傳要適度，要理性，要淡化中國特色，不刻意輸出中國模式。
第二，對內實行真改革、真開放。一是平等保護國有、民營產權，不搞歧視。民營產權、國有產權都一樣，都是自家人，應該在法律上一視同仁。二是繼續減少審批，減少行政許可發放，減少3種壟斷。我國的壟斷太多，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市場壟斷，都要反對。三是要真正實行大幅度減稅降稅，降低增值稅率至少應該在5點以上才算大幅度。不但要降增值稅稅率，企業所得稅上也要減。四是實行所有企業當年的研發費實行加計扣除所得稅，凡是當年所有企業，只要你用於研發的投入，都實行加計加倍扣除。五是最大幅度降低中產負擔。這次個人所得稅中有幾個扣除是對的，但我覺得還不夠，比如說能不能對中產階層的首套房實行免息貸款20年，只要第一套房貸款免息20年，還款額每年抵扣所得稅。同時要大幅度提高基本養老保險標準。現在基本養老保險一個月85元不夠用，能不能每個月給他200元，老兩口每人200元，加起來400元，400元在偏遠地區過一個基本有尊嚴的養老生活，農村有1個億多老人，每人每月200元，一年2400億元，還不如奧運會投資3000億元多。
第三，支持民間創新，打造六個公共服務平臺，讓創新者共享：第一，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臺；第二，科學儀器設備服務平臺；第三，專業技術服務平臺；第四，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第五，投融資服務平臺；第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這些平臺任何企業創新均可以使用。不要搞選擇性政策，一定要搞公共性功能政策，誰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