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倔犟是舉世聞名的，已深深滲入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每個德國人的骨髓裡。在經濟理念上，德國的倔則體現為對德國發展模式的極度自信。
從經濟學的角度，德國發展模式並沒有什麼特別新奇之處。所有的經濟學派，都可以從德國模式中找到點滴跡象。與所有發達國家一樣，德國模式也試圖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再分配的公平之間找到某種平衡。
就度而言，以英美為代表的Anglo-Saxon模式比較偏重效率，自由市場經濟第一。他們並非不重視社會安全網的構築和二次分配，但當這些所謂的公平影響到市場經濟的效率時，他們寧願犧牲前者。特朗普減稅和廢除奧巴馬醫改，就是覺得兩者礙了經濟的事。
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模式，則走到了另一端。至少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他們必須將公平放在第一位，經濟服務和服從於公平。比如，奧朗德上臺的時候，提出對富人徵收75%的“超級所得稅”，稱銀行家是“敵人”；法國對在崗職工實行過度保護，企業裁不得、裁不起，成為事實上的終身僱傭制，而這種過度保護，不僅有專司保護的工會緊盯著，更有相當部分成為法律，改起來比登天還難；法國對失業工人的救濟也慷慨到幸福的程度，是典型的獎懶罰勤。
效率與公平之外，Anglo-Saxon模式和大陸模式還體現為如何把握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度。前者更看重市場，有儘量限制政府幹預的傾向。後者則時時流露出對政府幹預的青睞，法國公職人員隊伍之龐大、政府開支佔比之高（佔GDP近六成）、國企之大之強（比如法國電力），都讓人更多想起社會主義。
夾在兩種模式中間的，是以芬蘭、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這種模式，重視自由市場經濟，這點像英美；重視社會安全網，這點像法國。唯一的區別是，它主張還勞動力市場以應有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什麼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有各種理解。我的理解和一些國家的做法是：首先，不要搞什麼集體談判，即使有集體談判，企業也保留申請例外、困難和退出的自由，通過這種方式解決工資和待遇剛性上漲的問題。其次，不要搞什麼最低工資，允許企業以更低的工資僱傭工人，增加低端特別是青年人的就業機會。
那麼，這種模式如何體現公平呢？
它不是體現在對在崗工人的保護上。在崗，就完全按照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工會和政府儘可能不要干預。只有當工人被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淘汰（下崗了），成為輸者，北歐模式才會以社會安全網的方式提供保護。保護下崗工人，不保護在崗工人；在崗工人交給市場，下崗工人才交給政府。
而且，這種保護是有條件的，保護你的前提是你必須接受再培訓並隨時準備上崗而且不能隨意挑三揀四。
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大體就是這三種。從做法看，德國模式更接近於北歐的中間道路，即所謂的the Middle Way。
德國的第一自信，就是這種他們認為完美的模式。這種模式總結起來就是三個部分：殘酷但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靈活的用工制度、託底但不會舒服到“獎懶罰勤”的社會安全網。
後兩個部分本文和上一篇關於德國經濟的文章已有詳細分析。這裡，將著重介紹德國模式中的自由市場經濟部分。
經濟學思想發展到今天，已經是新自由主義的天下，而在這個方面，德國是新自由主義的優等生。突出表現在極度審慎的貨幣政策和極度審慎的財政政策。
新自由主義在這兩塊總體是偏於審慎的。在貨幣政策方面，以通脹為頭號天敵。它認為，通脹的原因就是錢太多。根治通脹，只有一個辦法，把錢從經濟中收回來。錢少了，通脹自然下去。
這個法子可以說是百試不爽。眾所周知的嘗試者是里根。他重用Paul Volcker。Volcker擔任美聯儲主席，將美元利率提高到懲罰性的20%，吸引經濟中的錢紛紛迴流，實質性地緩解了困擾美國七十年代經濟滯脹中“脹”的問題。
世界經濟從那時候起，才真正進入了一個低通脹的時代。這個時代沿續至今，已近四十年。
但早在里根之前三十年，二戰結束後不久，德國就已始嘗試以這個辦法解決惡性通脹問題。當時的德國基本被炸爛了，一切皆短缺。佔領軍當局採取的辦法與納粹戰時如出一轍，對物價進行管制，對物品實行配給，不許隨意漲價。
這是頭腦簡單的執政者最容易想到的法子。邏輯很簡單：東西就那麼點兒，不對價格進行管制，就會漲到天上去，形成惡性通脹。治理通脹，只能來硬的，不讓漲價。
但因為不讓漲價，企業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就沒有生產積極性，市面的東西就更少。所以，價格管制的必然結果就是短缺和黑市。
怎樣對付短缺？頭腦簡單的執政者只好出另一招：配給。
在當時的德國，一位叫Erhard的財長卻有完全不同的思路，並頂住佔領當局一些人的反對，將這一思路付諸實施。他的思路就是：防通脹、治通脹，不是管住價格不讓漲，而是管住貨幣供給不讓多。他說：政府只需要管住貨幣，價格則完全放開。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由於貨幣少了，整體通脹水平失去了惡性飆升的基礎；而由於價格放開，企業生產積極性上來了，供給增加，困擾多年的短缺問題也迎刃而解。
最重要的是，之前由於惡性通脹，人們已失去對貨幣的信任，德國經濟有很長一段時間已墮落到易貨交易的原始狀態。人們只願意拿東西換東西，而不願意接受明天就可能廢紙一堆的紙幣。
經濟就是交換，而貨幣是交換的媒介和信物。沒有貨幣，交換變得十分困難、舉步維艱。而沒有交換，德國經濟只能退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和手工作坊。
Erhard的思路和實踐恢復了人們對貨幣的信任，交換正常了，經濟恢復了正常功能。Erhard的思想和實踐拯救了德國，而這個思想，就是後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幣值要穩定，錢要值錢。
德國人就是這樣。一旦認準了一個理並經實踐證明，就會堅持一百年。在有歐元之前，德國馬克一直被稱為金馬克，是與黃金一樣值錢的錢。德國央行也一直奉行審慎的貨幣政策，以通脹為天敵，寧願經濟受挫，也不能讓通脹越界。
歐元產生並流通後，德國失去了對貨幣政策的控制權，但德國人對貨幣政策的理念卻未有絲毫改變。作為交出貨幣主權的條件，德國在《馬約》上刻下了一條通脹2%的鐵線，作為約束未來歐洲中央銀行的緊箍咒。歐央行，骨子裡繼承的仍然是德央行的血脈：審慎。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歐央行考慮實行量寬政策時，觸動了德國的審慎神經。儘管量寬會導致歐元貶值，對德國出口很有好處。但德國寧願不要這個好處，也不願意歐洲央行觸動審慎貨幣政策的紅線。
但後來歐洲央行還是寬鬆了。德國出口順差果然爆漲。得了好處的德國卻依然對歐央行不依不饒，一直反對到今天。
與其貨幣政策立場同樣，德國對財政赤字和國債高度警惕和戒備。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之一，但德國將其做到極致。迄今為止，德國已連續三年財政盈餘，致力於減少所欠政府債務，是歐盟國家中為數不多的馬約優等生。
在德國人看來，它在經濟上能有今天，固然有歐盟和歐元等外在因素，但根本上是自己努力的結果，是內因在起作用。而這個內因，就是德國人引以為榮和極度自信的德國模式。而這個模式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殘酷但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靈活的用工制度、託底但不會舒服到“獎懶罰勤”的社會安全網。而在自由市場經濟這方面，最突出的又是極度審慎的貨幣政策和極度保守的財政政策。
所有的模式都是不可效仿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羨慕德國經濟的人，不可不知德國成功的外因，不可不知德國成功的內因，更不可不知內因中最為突出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