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星資本化，有很多案例，列舉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只要知道一點——“倖存者”很少，就夠了。

2018年已近年終，這一年熱鬧非凡。

這一年，馮小剛變了。這個一向大嘴無忌的著名導演，在洶湧的輿論質疑面前變得無力招架，沉默寡言。

這一年，范冰冰火了。這個長著一張完美臉龐的國民偶像，在稅務部門調查之後默默籌錢，填補虧欠。

這一年，趙薇夫婦被罰5年市場禁入，隨著鋌而走險的資本運作最終翻車，巨星的光環也在民眾中褪色。

還有更多的娛樂明星們，正在對稅務問題進行著痛苦的、不情願的自我清算。

回想20年前——1998年，瓊瑤劇《還珠格格》播出，萬人空巷。正是其中的“小燕子”趙薇，在這一年成為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巨星，開啟了中國影視娛樂業的巨星時代。

僅僅20年後，在一場場的人設崩塌災難中，我們發現那些曾以為熟悉的娛樂人物，已經變得如此陌生。他們隨時可能像周迅在《畫皮》中那樣，撕下一張嬌俏的臉，露出再無遮攔的動物性來。

從藝術工作者到陌生動物，有一個變異機制，叫作“明星資本化”。

資本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最強大之處在於，它會把卷入其無止境的積累運動中的任何人，變成它的工具，被它役使，最終成為它的奴隸。

20年，是一場饕餮的盛宴，也是一個自償的週期，今天我們就來揭開其中的奧祕。

何以笙簫默

“小鋼炮”的不還嘴，范冰冰的被罰8個億，一眾明星的“自查自糾”，都和一個人有關——崔永元。

過去社會輿論對娛樂明星群體的批評，大多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展開的，比如爛片、五毛特效、尷尬演技等。

然而“藝術”本身會讓自我辯護也變得很藝術，這就是明星們的底氣所在。他們甩出一個“需求決定供給”的道理，說爛片多是因為“垃圾觀眾”多，一句話把質疑之聲噎回去：“你等於……你也有責任吧？”

他們不怕跟任何人討論所謂“藝術”，因為這種討論在泡沫背景下基本上已經淪為一種“扯淡”。扯淡無正義，誰的嘴大、誰的影響力大，誰就佔上風。

崔永元深知這一點。經歷了被某部電影映射攻擊，臥薪嚐膽15年，他已經從一個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流氓”的合體。當年知識分子無法對抗流氓，但今天流氓無法對抗“知識分子+流氓”。他在2018年直接攻擊的是真正的痛處——一切都無關藝術，而是資本分肥行為與法律界線之間的關係問題。

空殼收購、製造不實消息便於買空賣空、利益輸送、洗錢式拍戲、偷稅漏稅……這才是“藝術”的防彈衣包裹下的破棉爛絮。防彈衣不可攻破，但破棉爛絮卻經不起輕微的拉扯。

這是當下娛樂業最不願意觸及，最希望把人們的視線從中引開，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讓人們沉醉不知歸路從而持續忽視的領域。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確實做到了。

反對“泛娛樂主義”的人們經常拿明星和科學家的收入及獲得的社會聲譽來做對比，在落差面前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但這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有點言不及義。因為這種對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幹掉商業邏輯，但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娛樂業和明星都是商業的一部分，正常的商業回報在任何意識形態下都天經地義。

問題不在於商業，而在於無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業是正常的市場邏輯，而信用是資本邏輯，這兩者大不一樣，甚至根本相悖。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市場邏輯下，一種東西便宜，購買就會增加，而在資本邏輯下，一種東西便宜，資本反而會加速逃離，讓它變得更便宜。

前者由價值支撐，後者靠信用背書。所謂粉絲經濟，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帶來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資本化，是對信用的無限透支、無限泡沫化，因而與勞動脫離，也與價值背離。

每一張漂亮的臉蛋都可能指代著一個與藝術創作無關的巨大信用泡沫，這就是今日的明星。

任何泡沫都經不起一枚繡花針，所以笙簫沉默。

撕裂的發生

明星的“前身”叫演員。

明星是對影響力較大的演員附加了價值想象之後的新包裝，所以它天然地帶有泡沫性質。只不過，早期（大約在21世紀之前）中國娛樂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是還不是資本泡沫，而是大眾的情感泡沫。

追星，是人們對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實現的狀態投射在一個人身上，進行對象化、現實化。

這就意味著，明星客觀上在為社會生產價值——樣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的生產活動是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結合。“物質生產”是製造產品，比如鐵匠打製菜刀，陶藝師製作陶器；而“社會再生產”的對象是社會本身，即為人們不斷求索和定型共同的價值標準、秩序法則。

在傳統社會裡，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是一體的，都由一個人去全過程完成。以陶藝師製作陶器為例，他認為怎樣的陶器是美的、實用的，他就怎樣塑造它，在一件陶器動手生產之前，事實上它已經存在了，存在於陶藝師的意識建構當中。

在這種狀態下，陶藝師是完整的人，他從勞動過程中感受創造性，感受到美，因為整個過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並儘可能做到最完美。在生產過程中，他是整體性的、不可替代的。

直到有一天，一種叫“資本”的力量介入了。資本發現，它可以把陶藝師一撕兩半，變成兩個人，一個人負責創造性，另一個人負責按照前一個人的意見去機械性地生產——頭腦和手足分離開來。社會再生產和物質生產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撕裂了。

這就是天才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這篇論文裡的重大發現。盧梭的結論是，科學與藝術的所謂“復興”，讓人類開始墮落。浮華腐敗的文明日趨瓦解艱苦奮鬥的文明，日漸將共同體的基礎從勞動者身上轉移到“遊手好閒分子”身上。

社會再生產環節的科學與藝術，被資本邏輯控制，成為它的附庸。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變成了一個片面、重複、機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線工人。流水線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勞動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盧梭，這個瑞士鐘錶匠的兒子發現，工匠消逝了。“工匠精神”成為一種值得寶貴的遺存，而它原本只是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今天不也如此麼？

現在，我們把視線移回到演員身上。

很多早期演員都曾回憶過當年（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狀態，比如歌手戴軍。戴軍說到，那時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演出、拍戲、唱歌，也包括參加活動，代言產品則是後來才有的。他們沒有助理，沒有人安排日程，沒有人鞍前馬後，沒有人協商合同和價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問題都要靠自己親力親為去解決。他們自己打的去現場，甚至有出租車司機因為喜歡戴軍，而自作主張把他拉回家裡去見父母。

這個時候的演員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瞭解每一個細節裡的喜怒哀樂，真實地體驗豐富的人類情感，他們是真實社會的一員，是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結合體。

20年前，1998年，“巨星時代”來臨之後，一切都開始變得不一樣。明星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而其影響所及的人群又擁有了強大的消費力，兩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創造性勞動的價值，成為了明星收入的更重要的來源。

緊接著，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價來自股票、投資、資本運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種抽象的勞動。所謂“耍大牌”，根源就在於演戲是跟自身心靈體驗毫無關聯的抽象勞動。

從那以後，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無中生有的價格。

當然，他們還在等待，等待資本的催化。

資本化

市場只是資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種社會形態的專利。然而極端化的市場，會產生一種凌空蹈虛的金融投機，即不經過任何生產環節而發生的資本增殖。

金融的基礎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無所有，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強，願意並有能力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實際的願望支付成本，讓他們有了一種很重要的資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機構和地下高利貸團體，幾乎沒有人會真正願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在極端情況下，信用非常玄乎，跟愛情差不多一回事，只在於你相信不相信。

信用其實就是宗教信仰解體以後產生的另一種信仰。資本主義擊垮了宗教信仰，緊接著把信用變成了新的信仰，信仰的意思就是不理智。在一般層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資本可以無止境地增殖，具體到個人，就是能夠提供無盡的回報。

資本不是財富，而是一種勢能，一種轉變為更大的資本的傾向，是“想象的財富”和“對財富的想象”。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就是“買空賣空、票據投機和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

“沒有任何現實基礎”——我們仔細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脫離了藝術生產，他的信用還有什麼現實基礎？粉絲對他們的完美想象，稱不上“現實”，事實上就是虛幻。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民意，但正如政治學所能理解的那樣，民意是瞬息萬變的。

然而沒有問題，他們只要目前還掌握著粉絲—相當一部分是“腦殘粉”，他們就擁有“民意”，信用就仍然有效。於是我們就看到，很多虛幻、淺薄、無意義乃至連基本演技都說不過去—簡單點說就是“垃圾”的影視作品，仍然獲得了無數的擁躉。

“垃圾”受歡迎，反過來會加強信用。資本在增殖邏輯上特別精細，但在價值層面則往往假裝得非常“傻白甜”—一個明星，如果他無論生產什麼垃圾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謂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資價值。以至於，這種投資價值會被放大到人格層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個堅實的保障，資本就希圖和他捆綁在一起。

很好，他實現了一種飛躍。這個時候，資本青睞的根本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這個人。

當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為，是對他未來作品的預期—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很殘忍地舉例：范冰冰生產過什麼好作品？她的未來作品有什麼值得預期？

沒有，對不對？

不要太過深入。目前我們認為，資本青睞的其實是某些人，那就意味著，這些人，而不是他們的作品，成為了交易標的，也是資本冒險的標的。人本身成為了商品，這就是明星資本化的奧祕。

巨星時代開啟，明星們紛紛從創造性的勞動者轉型為老闆、資本家，但歸根到底，是首先轉型為商品。對他們而言，可能是物質力量的升級，但對於大眾，則是情感的物化，你以為你的情感是寄託在一個人身上，但真相卻是，它其實寄託在一塊雕刻精緻的木頭上。

這在民間，就叫“菩薩”。

2009年，巨星時代開啟11年以後，發生了里程碑式的一個事件。當年10月30日，華誼兄弟作為創業板首批28家公司之一登陸資本市場，馮小剛和王中軍、王中磊一起在鏡頭前笑得合不攏嘴。張紀中、黃曉明、李冰冰、羅海瓊、任泉、張涵予、胡可等十多位導演和明星，都位列“豪華股東陣容”之中。

一個明星資本化的時代——或者叫週期，就此開啟，此後煙塵滾滾。

2009年10月30日，深圳五洲賓館，創業板首批公司上市儀式。開盤上漲，華誼兄弟漲幅最大。

集體心理貧困

關於明星資本化，有很多案例，列舉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只要知道一點——“倖存者”很少，就夠了。

他們接下來這麼玩。

第一種玩法，叫空殼收購。我是個導演，註冊成立了一個公司叫“東陽美拉”，實際資產1.36萬元，負債1.91萬元——一家資不抵債、聽上去就像個笑話的公司，被上市公司以10.05億元的價格附加一個對賭協議收購，去掉對賭成本，就算每天遛鳥，5年下來一樣盈餘幾個億。

一家公司成立剛一天就被資本併購、莫名其妙得了一大筆錢的事，有一大串。據報道，李晨、馮紹峰、鄭愷、杜淳、陳赫、楊穎他們的“東陽浩瀚”就是如此—天上掉餡餅，平均一人獲得1.26億元。

第二種玩法，叫深度綁定。我是個影視資本家，我認為這個明星流量有保證，就給他股權，從此一榮俱榮，不離不棄—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種玩法，叫洗錢拍戲。我是個無名大款，有些錢說不清楚來源，我就給你1000萬元去拍戲，隨便花個一兩百萬弄個“作品”出來，剩下的請以利潤的名義還給我，錢出來就變得乾乾淨淨。

還有第四種玩法，就是“小燕子”給我們演示的，以50倍槓桿“蛇吞象”，相當於空手套白狼。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聽上去有點傻，最淺顯的回答當然是因為有堆積如山的金錢在誘惑，一般人抵抗不住。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個層次——他們其實已經被資本邏輯綁架，變得不由自主。資本的使命就是無休止地積累，一切都要服從於積累的需要，所以任何捲入積累循環中的人和物，都會成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會變異，會去人格化。比如，1998年的“小燕子”，正是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為大眾熟知，但2018年的和資本聯繫在一起的趙薇，就只剩下一個名字了，一切鮮活的個人特質都已經被資本收購。

下一個問題是：明星資本化有什麼不好嗎？

我把它轉換成一位讀者提出的更為具體的問題：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資股票，他們怎麼玩跟我有什麼關係嗎？

有幾重關係。A.文化環境毒化，你會不停看到一些爛片爛劇；B.勞動貶值，實誠的勞動者會有一種徹底的無望感；C.資金空轉，它們本來可以被投資在真正的生產上，給我們提供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產品。

如果這幾重關係都還太虛，那麼下面這個就很實在了——偷稅漏稅。對個人而言是違法，對社會而言則是不公平，加劇兩極分化。你每個月工資幾千元還依法納稅，別人“4天6000萬”卻以“無損音質”的方式落袋，僅逃掉的稅款，可能就夠你奮鬥幾百年。

還有一點讓人“細思極恐”——我們看到的大部分影視作品，並不是“誰”想要把它拍成這樣，而是“什麼”決定了它呈現這種面目。這個“什麼”，就是資本邏輯。你隨便逮住一個導演或者編劇，他們都能給你講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戲、加戲、換角的故事。

在這個行業，社會再生產和物質生產極端撕裂。原本在市場邏輯下，演員和其它獨立藝術家一樣，是最有可能實現完整的、非抽象的創造性勞動的一個群體，但他們很快就丟失了陣地。社會再生產的事情，通過明星資本化，被資本絕對掌握，個人在物質生產上也就再沒有發言權。

誰掌握了社會再生產領域，誰壟斷了社會法則和價值評判準則，誰就能反過來支配物質生產領域，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

這些“作品”，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的價值觀和生存方式，這也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提出的憂慮。盧梭先生還指出：“長此下去，人們必將愈來愈偏愛那些討人喜歡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實際用處的才能。”

在弗洛伊德看來，這叫“集體心理貧困”，靈魂被慾望所統治。

作者 | 南風窗副主編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