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始，中國進入“運河中心”時代？

提起大運河，人們總是會首先想到至今部分河道還在通航的京杭大運河，卻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條湮沒在歷史與黃土之中的隋唐大運河。今日人們說起隋煬帝楊廣的功過是非，也總是會提到他所下令修建的那條大運河，但許多人並不清楚那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運河，且經常誤認為那是京杭大運河。

其實，這兩條運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時間不同，地理不同，修建的目的也不同。隋唐大運河始建於公元605年，隋朝始興，唐宋鼎盛，南宋以後逐漸衰敗。而京杭大運河在元朝修建，明清時清理疏通，至今仍在部分通航。前者以洛陽為中心，整體呈一個“人”字。後者以北京為重心，裁彎取直，不再經過洛陽，大體呈一條直線。雖然都是自北京起，至杭州終，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甚至有些航段重疊，但是它們確確實實是不同的。

我們如今談到的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三個系統。

有學者認為，宋代以前的社會形態是內陸中心時代，宋代開始成為“運河中心”時代。而這個轉變是由隋唐大運河完成的。和京杭大運河相比，隋唐大運河對中國人文地理等諸多面貌的形成有著更為重要的初始意義，至今，在隋唐大運河沿岸的許多地區，仍然保留著“運河時代”的重要物質和精神遺存。

鑑於隋唐大運河在現代逐漸模糊不明的狀況，以及它對挖掘中原文化的獨特意義，張秉政和他的考察團隊花了3年時間，從2013年9月到2016年10月，走訪了運河沿岸的30多個地縣市，以古運河時的通濟渠、永濟渠為中心，記述了兩渠的淵源和演變，考察了沿岸古代風貌（如水流、變遷、設施和漕運管理等）和沿岸風物（如民風民俗、古代陶瓷等），以及兩渠沿岸各個城市的特殊風貌，最終整理成了一本近千頁的文集。在這本近乎百科全書式的書中，集中了大量考古研究成果、歷史資料，以及沿岸口口相傳的故事和作者研究的心得體會，既有考鏡源流、條分縷析的考證文章，又有不同風格的散文札記、採訪實錄，以及大量鮮明豐富的圖片。

在日前舉辦的座談會上，楊慶祥談到：這本書不僅僅屬於淮北，屬於大運河，它在某種意義上屬於中國，在更開闊的意義上屬於世界。它不是一部冰冷的知識的編纂，而是帶有切身的生命溫度的、身體力行的書。這很重要，特別是在當下學術八股盛行和教育畸形發展的狀況下。尤其是，它有著特殊的文化地理意義。以西方為例，西方史學最重要的開山之作是色諾芬的《遠征記》（《長征記》），可以說是整個西方文化的源頭。“行走”很關鍵，它呈現的是一個綜合的、複雜的文化面向。而西方學界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共產黨正是因為長征才深刻地認知了中國。對隋唐大運河的考察也可以說是一次“遠征”。

今年也是五四百年，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一個最核心的命題就是如何在西方的精神力中找到中國的自主性，一百年來我們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日本學者酒井直樹在1930年考察中國長江流域時，得出一個偏見性的結論：長江中下游的地域非常單調、非常貧瘠，這說明中國人的性格也是單調的、沒有生機的、面目模糊的，是要被現代淘汰的人。他認為中國的元氣在秦漢，而繼承這一元氣的是日本大和民族，由此，他建立起了侵略中國的理論根基。而另外一位法國學者謝閣蘭卻持不同的看法，他曾多次來到中國考察西安，寫下了許多重要的中國著述，他的研究使我們意識到，要在人文地理學的層面上去尋找中國的主體性和自主性。這本書的意義也在於此，我們應該從一草一木、一地一城、一山一河中去建構現代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

不過，隨著張秉政一行人漫長的考察，他們也見到了許多令人失望的灰敗場景，發現了不少問題。一些地方圍繞古建築過度開發，一方面存在輕文物管理保護，重旅遊開發，把運河當作搖錢樹，大造豪華仿古建築，打造假民俗文化一條街的問題；另一方面存在重申遺輕管理的問題。2014年6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官方承諾給予最好保護。但如今，許多文物遺址都面臨著幾近破壞的現狀。所以張秉政特別提了一筆：“有人提出要讓‘運河活得有尊嚴’，但至今尚未有一部法規和條例保護運河，談何活得有尊嚴。”在這個意義上，此書對於反省當下的現實，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其實早在1984年，也曾有團隊考察過隋唐大運河的沿岸狀況，並有相關成書出版，但那時主要是從政治經濟考量著手，對文化方面的考察寥寥，反響也並不大。如今張秉政的《運河·中國》在文化考察上發力，突破了不少前人的意識觀念窠臼，尤其具有文化地理學的意義。經時代華文書局授權，我們選摘了《運河·中國》一書的部分內容。

《運河·中國：隋唐大運河歷史文化考察》，作者：張秉政，版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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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風物考

沿岸的許多風俗可上溯到人類初期，有的雖被後世改造，但依然有原始風俗的影子。

如祭祀民俗，《詩經·豳風·七月》就記載了西周此類活動。人們到了十月，便結束了田野農活，從臨時居住在田野中的“廬舍”回到家中，用火烘暖房，用煙燻走老鼠，用泥巴把陰面北向窗戶堵住以避風寒，一家男女老幼圍在一起準備過新年。新年之際，取出用棗、稷谷釀造的美酒，抬上宰殺的羔羊，圍著火爐聚坐一起，高舉牛角杯，一邊感謝祖宗和神靈的保佑，一邊祈願來年有好收成，在熱烈和歡樂的氣氛中度過年節。農業的豐收與氣候、土地有關，人們為了風調雨順祈求神靈，遂產生祭社神、稷神、風神、雨神的習俗，千年相沿。至今一些地方在祭祀時還供上整豬、整羊，以及雞、酒。

黃河入海口一帶（今渤海沿岸），漁民下海前，除敬龍王和海神外，還有許多禁忌，出海日期講究“三九”，漁民忌諱“翻、停、破、漏”字眼，初一、十五，家屬要到海邊為親人祈福。煤礦要祭窯神，窯工抬著整豬整羊，一路放鞭炮，來到窯神廟祈福。至今下井時還用到祭窯神的字語，如推車下料稱“搡”下去，塌方叫“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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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瓷考

運河自開通後，從隋至元初，六百多年的通航，曾經幾度興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經過這條黃金水道運輸，從北方的海河到黃河、準河、長江、錢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縣、郡府、城鎮，上上下下、集散轉運，期間因各種變故而散落、遺棄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殘破的，數量相當驚人，淮北和宿州的運河考古已證實，運河就像一條大展示帶，它把六百多年間我國東西南北中的各個大小窯口的各個時代的瓷器展示了出來。

1999年，在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柳孜村，埋沒千年的隋唐古運河碼頭被發現，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沉船和石構建築等文物。從這些出土的陶瓷器看，多為日用品，但也有相當部分屬於高檔次的貢品級別，造型之精美十分罕見，代表了中國陶瓷藝術發展的一段輝煌。它們不僅是隋唐大運河文明史的見證，也為人們研究那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提供了更多的實物資料。

柳孜遺址石構建築

在隋唐大運河出土的眾多精美的隋唐至金元時期的瓷器與殘片中，有一種被譽為“饒玉”的白中略微泛青、酷似中國古代白玉質地的青白瓷，特別值得關注，它就是宋代著名窯口——景德鎮窯的青白瓷。景德鎮窯最遲自唐代起即燒製青瓷，到北宋時始以燒製青白瓷為主。其瓷釉色白中略帶青色，這種白中泛青、青中見白的色釉，為景德鎮窯首創，其色調符合文人士大夫高潔淡雅的審美情趣，給人以青蓮素爽之感。

到了五代時期，中原動亂，南唐偏安，部分北方白瓷窯的工匠逃往南方，與南方青瓷工藝相結合，開發出了“青白瓷”這一創新品種。靖康之變後，隨著宋室南遷，河北定窯的許多窯主和制瓷工匠也隨著南下。北方工匠又帶來了定窯瓷品新的製作技術。景德鎮窯的青白瓷原以光素者居多，其間亦有刻花，受定窯工藝影響，景德鎮窯所燒的青白瓷裝飾逐漸為印花代替。青白瓷作品的釉質透明如水，胎體質薄輕巧，其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薄胎的花紋在對光看時若隱若現，故又有影青、映青、隱青之稱。景德鎮窯青白瓷在兩宋即成為貢瓷，供御府使用，同時還大量出口外銷。

大運河柳孜遺址考古發掘的青白瓷的紋飾，多以淡雅、高貴之圖案為主。胎體薄的青白瓷作品，能通過光照和紋飾深淺，映射出陰陽明暗、若隱若現的藝術效果。它靈活巧妙地利用了胎釉的各自優勢互補，使紋飾在釉色的襯托下，既增加紋飾的立體感，又使其外表依然平滑潔潤。

景德鎮窯青白瓷

柳孜遺址文化層深約七米，由於堆積不同，河道可分七至十個地層。七至九層為唐代河床堆積。從第五、第七代表唐宋兩個時期的探方地層和宿州市的運河遺址發掘情況看，河道沉積的沙土層，沙細如粉，遇水即溼，過水即透，見風就幹，土壤的透氣性非常好，經酸鹼度測定為鹼性，運河瓷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保存了千年。這是形成運河出土瓷器表面呈現亮、新特徵的根本原因。

大運河出土瓷經歷了前七百年的水環境，後七百年的土環境，中間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流沙環境，特殊的環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這是與其他環境不同的，是介於“出土瓷”與“出水瓷”之間的一個門類。

瓷器對水路運輸具有較大的依賴性，沒有隋唐大運河的溝通，西部和北部窯業的外銷將受到制約，同樣可能因銷路而影響規模，因規模而影響效益，因效益而影響技術發展，對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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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行詩文考

唐代的運河治理基本上是沿用前代體系而只做了局部變更調整，因此後人有“隋朝開河，唐宋受益”之說。唐代前期，統治者吸取隋代滅亡的教訓，勵精圖治，創造了大唐盛世。文人俠客經常依水陸往返各地，以實現建功立業、封妻廕子的願望。自然，運河這一意象在唐詩中大多與此有關，而以安史之亂為界運河在唐詩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意味。

北宋皇朝定都開封，運河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舊五代史·晉書·高祖紀》載，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庚辰，御札曰：“經年之挽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眾，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由於歷史與地理原因，宋朝在經濟上更加仰仗東南，十分重視開發運河交通運輸。通過開鑿整治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金水河以及江淮運河、江南運河、兩浙運河等重要運河河道，把江浙、兩準、荊湖等南方地區與河北、京東、京西及京畿一帶等北方地區連接起來。南宋王朝都杭州，偏安東南一隅，可以說運河即是其生命線，自然是大力疏浚江南運河以保證運輸安全。因此，宋代才是運河的真正繁榮期，大量描寫運河的詩詞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在延續隋唐開拓的領域同時，宋代詩詞深入細緻地刻畫了運河百態。

隋唐大運河原貌，通濟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元代，運河一變而為京杭大運河，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永濟渠、江南運河，或改道，或廢棄不用，隋唐大運河名存實亡。這是由於南宋時期政治中心南移，宋金以淮河為界，在政治上互相對立，運河遂被切為兩段，不復是連絡黃河與長江的水道。因此，運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為水流斷絕完全堙塞，永濟、通濟二渠的漕運地位逐步減弱，而江南河此時卻成為南宋行都臨安（杭州）與全國各地聯繫的重要交通線。尤其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人為決河，使黃河“自泗入淮”。據《攬轡錄》記載，北宋滅亡後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的時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經斷流。元、明、清時期，朝廷重修大運河，將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蘇杭。永濟渠改為通惠河，通濟渠亦日益落寞，僅成為一些文人騷客吟詩填詞寄託哀苦的荒草廢堤。

元代的遣興詠歎側重於懷念宋朝與慨嘆歷史變遷。如高明《題孟宗振惠麓小隱》：“汴水東邊楊柳花，春風散入五侯家。繁華一去江南遠，閒汲山泉自煮茶。”黃溍《鳳凰山》：“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嘆荒涼。為言故國遊麇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薺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闢，更有平蕪與夕陽。”

明代詩人更多的不是針對某一朝代的感慨，而是對自秦漢至所處時代的歷史回顧。如高叔嗣《東壁偶題》：“皁帽遼東客，青門漢代瓜。寧知汴水上，更有野人家。巾服臨秋換，壺夠自遠賒。閒身與逸興，並向物情誇。”劉基《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紅樹漫山駐歲華，玄冬驚見眼生花。井陘旗幟軍容盛，汴水帆檣御氣賒。春草悽迷金谷障，夕陽照灼赤城霞。靡萍丹木扶桑裡，惆悵誰乘博望槎。”

清代詩人繼續回顧反思歷史教訓。如納蘭性德《浣溪沙》：“無恙年年汴水流。一聲水調短亭秋。舊時明月照揚州。曾是長堤牽錦纜，綠楊消瘦至今愁。玉鉤斜路近迷樓。”費錫璜《汴城晚望》：“落木蕭蕭汴水清，雲沙何處雁飛聲？河蟠雍豫千支合，地拓中原萬里平。累代廢興難屈指，百年禾黍獨關情。《夢華》空有遺民記，不是宣和舊帝京。”多是借古喻今，感慨時空變幻，世事無常，抒發己之不遇之情，“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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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城市風貌考

十大考古新發現——淮北柳孜

大運河通濟渠淮北段，現在被沿線百姓稱為“隋堤”。以黃河水為水源的隋唐大運河，由黃河的水性決定，汴渠段早已成為地上懸河；通濟渠湮塞後，自元以來近700年，只見堤，未見河。後人眼裡，河便成了“隋堤”。沿汴百姓，輩輩相傳：“自古黃水不過隋堤。”於是在黃水肆虐的隋至民國的1000多年間，隋堤就成了百姓祈求平安的“聖堤”，沒人敢動它一杴一土。這便是珍藏於隋堤以內的大運河遺存被完好佑護至今的原因。

1999年淮北柳孜考古發掘，以不爭的事實了斷了通濟渠（汴渠）南線、北線的千年之爭，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柳孜運河遺址是隋唐大運河建築遺址的首次發現，清理出石構建築、木質沉船、瓷器、銅錢等一批重要的遺蹟遺物，為了解、研究運河的形成、使用、淤塞、廢棄過程提供了重要的實證資料。柳孜鎮是隋、唐、宋代通濟渠岸邊的重鎮，《宿州志》載：“柳孜為巨鎮，有廟宇七十九座，井百眼。”此次發掘證明了柳孜鎮不僅是一個運漕中轉碼頭，也是一個很大的商旅集散中心。發掘獲得的大量唐宋以來8個朝代、20多個窯口的精美瓷器尤為珍貴。史載，唐鹹通九年（868年），藩鎮割據，龐勳叛亂，派部將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運，以斷京師糧路。朝廷派康承訓率兵馬7萬圍困柳孜。宋時，楊存保曾與金兵戰於柳孜，亦為控扼漕運，以供京師。柳孜雖為小鎮，但地當要衝，控扼漕渠，商旅要會，百貨轉承，能屢見史載。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歷史圖集》中，唐宋時期準北的版圖上就僅標有臨渙、柳孜兩個地名。

柳孜遺址

“東方龐貝”——泗州

在今江蘇省旴眙市，以盛產龍蝦著稱的泗州城煥發著生機與活力，曾經是歷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汴河）與淮河交匯之處。它扼守淮河兩岸及南北大運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戰略、交通和經濟位置。

誰也不曾想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黃河奪汴入淮，泗州城遭沒頂之災，至康煕三十五年（1696年）全城徹底被泥沙埋沒。直到幾百年後的2014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文物考古專家匯聚江蘇淮安市盱眙，因洪水肆意而被深埋水下330多年的“東方龐貝”原盱胎縣泗州城經過3年多考古發掘，已確定了古城遺址範圍，一大批珍貴的文物“重見天日”。

泗州城始建於北周，隋朝時毀於戰亂，唐代時重新興建。由於泗州城地處淮河下游、汴河之口，為中原區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衝，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十分重要，加之漕運事業日漸興旺，泗州城所傍的汴河對岸又建設了一座新城，新城的發展更快，其規模逐漸超過老城區。

明代，兩城之間的城牆被拆除，使兩城合二為一，為防水害，將唐宋時建築的土城撤去，更以磚石，成為現今國際上保存較為完整的一座原汁原味的的地下（水下）古城。宋代，泗州城已十分繁華，歷史上稱為“奔馳馬驟無間時”，加之景色秀麗，朝廷政要、文人墨客無不慕名前來，王安石、蘇東坡、米芾、白居易、韓愈等留下了許多著名的詩篇。明代，泗州城城中船舶如流，店鋪林立，商賈雲集，更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經濟外，還有一個重大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側，每年各類“祭祀”活動使泗州城成為朱明王朝的行宮，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古泗州城還曾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佛教聖地，全國五大名剎之一的僧伽塔就建在泗州城內（《西遊記》中唐僧的原形即“僧伽大師”）。

作者 張秉政 導語、整合 風小楊

編輯 張進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