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廣陵散盡，嵇康亡！'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獅子一樣的凶殘，狐狸一樣的狡猾，是司馬家族篡權的真實寫照，司馬篡魏開了個壞頭，以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朝臣篡政頻發，皇親國戚宗室相互殘殺的血腥程度令人髮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俗語的流傳，是司馬氏父子謀求篡位自代後殺氣騰騰、緊鑼密鼓地誅鋤異己黑暗恐怖時代來臨的最好詮釋。
司馬昭篡權登基後，不但對反對者不合作者實行高壓屠戮，還延續了漢末清議之士慘烈的黨錮之禍，大肆屠殺政治上異己人物，對言論自由的嚴厲限制，使士大夫階層有識之士不敢議論朝政，一時社會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魏志·李通傳》注引《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必玄運，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當時士大夫的噤若寒蟬，他們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為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司馬昭此時迫切需要籠絡和安撫人心，一來二去，司馬昭瞄上了嵇康，企圖利用嵇康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威逼利誘其作為改朝換代、穩固統治的幫凶。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獅子一樣的凶殘，狐狸一樣的狡猾，是司馬家族篡權的真實寫照，司馬篡魏開了個壞頭，以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朝臣篡政頻發，皇親國戚宗室相互殘殺的血腥程度令人髮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俗語的流傳，是司馬氏父子謀求篡位自代後殺氣騰騰、緊鑼密鼓地誅鋤異己黑暗恐怖時代來臨的最好詮釋。
司馬昭篡權登基後，不但對反對者不合作者實行高壓屠戮，還延續了漢末清議之士慘烈的黨錮之禍，大肆屠殺政治上異己人物，對言論自由的嚴厲限制，使士大夫階層有識之士不敢議論朝政，一時社會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魏志·李通傳》注引《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必玄運，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當時士大夫的噤若寒蟬，他們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為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司馬昭此時迫切需要籠絡和安撫人心，一來二去，司馬昭瞄上了嵇康，企圖利用嵇康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威逼利誘其作為改朝換代、穩固統治的幫凶。
《晉書·嵇康傳》是這樣說他的：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所以，史稱“嵇中散”。
嵇康是曹操集團的人，父親嵇昭、哥哥嵇喜官職顯赫，他本人“龍章鳳質”，相貌才華都是超一流。本指望追隨父兄一展鴻志，不幸碰上司馬昭篡政，真可謂生不逢時。
由戰國時代屈原開啟的傳統人格的悲劇選擇，為他以後朝代的文人被動多重效仿，由此而積演為幾乎成型的悲劇人格模式，越是被執政皇權排斥、被疏遠、被迫害、反而內心越發耿介，越是不能拯救憂患對象，越是滿足於憂患，越是達不到目的，越是執著激烈地追求。
自覺的憂患與被動的毀滅，內心痛苦與外在溶跡交織成憂患抑鬱的情態，往往在當事人胸膛裡鬱結化解不開的塊磊，在生命之火徹底熄滅之前，人格尊嚴必須正視它、撫慰它，想出種種辦法來調節他、緩衝它。
它要達到目的無非是：既不放棄憂患以降志辱身，也要在這黑暗世界裡生存下來，顯示人格的價值。因此無奈選擇走向大自然山水，走向恬淡、虛靜抑或坐忘的境界，這就形成了一種深情兼智、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
竹林七賢是魏晉風度的精神代表和縮影。嵇康又是精神領袖，面對司馬家族擅權高壓，這些魏晉名士只能採取消極沉醉的方式。
沉醉就是不得已的躲進山林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採取蔑視時政環境，拒棄法度、意志鬆懈、率性而為的生活方式，諸如沉醉於聲色，沉醉於山林，沉醉於酒盞。
雖然竹林七賢共同認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莊子哲學觀，其實他們共同面對敏感多疑、風聲鶴唳的時代，這些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子人人都有難以言說的傷痛，外表風光，內心鬱結痛苦。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獅子一樣的凶殘，狐狸一樣的狡猾，是司馬家族篡權的真實寫照，司馬篡魏開了個壞頭，以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朝臣篡政頻發，皇親國戚宗室相互殘殺的血腥程度令人髮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俗語的流傳，是司馬氏父子謀求篡位自代後殺氣騰騰、緊鑼密鼓地誅鋤異己黑暗恐怖時代來臨的最好詮釋。
司馬昭篡權登基後，不但對反對者不合作者實行高壓屠戮，還延續了漢末清議之士慘烈的黨錮之禍，大肆屠殺政治上異己人物，對言論自由的嚴厲限制，使士大夫階層有識之士不敢議論朝政，一時社會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魏志·李通傳》注引《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必玄運，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當時士大夫的噤若寒蟬，他們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為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司馬昭此時迫切需要籠絡和安撫人心，一來二去，司馬昭瞄上了嵇康，企圖利用嵇康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威逼利誘其作為改朝換代、穩固統治的幫凶。
《晉書·嵇康傳》是這樣說他的：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所以，史稱“嵇中散”。
嵇康是曹操集團的人，父親嵇昭、哥哥嵇喜官職顯赫，他本人“龍章鳳質”，相貌才華都是超一流。本指望追隨父兄一展鴻志，不幸碰上司馬昭篡政，真可謂生不逢時。
由戰國時代屈原開啟的傳統人格的悲劇選擇，為他以後朝代的文人被動多重效仿，由此而積演為幾乎成型的悲劇人格模式，越是被執政皇權排斥、被疏遠、被迫害、反而內心越發耿介，越是不能拯救憂患對象，越是滿足於憂患，越是達不到目的，越是執著激烈地追求。
自覺的憂患與被動的毀滅，內心痛苦與外在溶跡交織成憂患抑鬱的情態，往往在當事人胸膛裡鬱結化解不開的塊磊，在生命之火徹底熄滅之前，人格尊嚴必須正視它、撫慰它，想出種種辦法來調節他、緩衝它。
它要達到目的無非是：既不放棄憂患以降志辱身，也要在這黑暗世界裡生存下來，顯示人格的價值。因此無奈選擇走向大自然山水，走向恬淡、虛靜抑或坐忘的境界，這就形成了一種深情兼智、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
竹林七賢是魏晉風度的精神代表和縮影。嵇康又是精神領袖，面對司馬家族擅權高壓，這些魏晉名士只能採取消極沉醉的方式。
沉醉就是不得已的躲進山林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採取蔑視時政環境，拒棄法度、意志鬆懈、率性而為的生活方式，諸如沉醉於聲色，沉醉於山林，沉醉於酒盞。
雖然竹林七賢共同認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莊子哲學觀，其實他們共同面對敏感多疑、風聲鶴唳的時代，這些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子人人都有難以言說的傷痛，外表風光，內心鬱結痛苦。
嵇康作為一代名士，很清楚自己面臨的處境：司馬家族篡政，自己身為曹魏宗室成員，要麼做殉道者，要麼依附權力，但熟讀史書的嵇康自小就認定立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大夫志向，不肯趨附。
嵇康不願意在司馬昭手下做官，拒絕進入權力階層，他無奈敷衍司馬昭的威逼，擔任的中散大夫是個閒職，俸祿有限；他打鐵掙錢，既補貼家用，又為朋友們聚會買酒喝。
他不打兵器，專打農具。史稱他“性絕巧而好鍛”，是生活中的能工巧匠，類似製造木牛流馬的諸葛孔明。
看看史書上此時的嵇康，他崇尚老莊，曾說：“老莊，吾之師也！”講求養生服食之道。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讚美古代隱者達士的事蹟，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還常修煉養性服食內丹之事。
後來，他決心與司馬家族分道揚鑣，棄官歸隱，逃入山林，與志趣相投的朋友相與邀遊，過著一種優遊林下的名士生活。上山採藥，下水摸魚，冬天以長髮蓋臉，夏天編草為衣裳，“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三五同好，彈琴吟詩，相互唱和，雖然清苦了些，卻也是自由自在。
嵇康與長樂亭主育有一兒一女，自我滿足。司馬昭的寵臣司隸校尉鍾會盛禮前去拜訪，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離開選官之職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堅決拒絕為官。
剖析嵇康這些所作所為，聯繫西晉盛行的士族門閥制度不難發現，魏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時，已經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極端扭曲社會制度。這種門閥制度，對大批有志於“兼濟天下”而又無進身之階的文人學士，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傷害和殘酷的扼殺。
九品中正制的黑暗，魏時就有人指出《魏志·杜畿傳》載杜恕上疏雲：近司隸校尉孔羨闢大將軍狂迅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嵇康孤芳自賞的性情，還表現為他對名教、禮法的批判。當時司馬氏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大力標榜提倡禮法，用所謂“人倫有理、朝廷有法”來羈縻一些士子。
嵇康則在一系列文章中強調道家的“自然”，揭露禮法和“禮法之士”的虛偽本質。嵇康“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種非毀先王的作法，實際上是要否定“今王”──司馬氏。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獅子一樣的凶殘，狐狸一樣的狡猾，是司馬家族篡權的真實寫照，司馬篡魏開了個壞頭，以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朝臣篡政頻發，皇親國戚宗室相互殘殺的血腥程度令人髮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俗語的流傳，是司馬氏父子謀求篡位自代後殺氣騰騰、緊鑼密鼓地誅鋤異己黑暗恐怖時代來臨的最好詮釋。
司馬昭篡權登基後，不但對反對者不合作者實行高壓屠戮，還延續了漢末清議之士慘烈的黨錮之禍，大肆屠殺政治上異己人物，對言論自由的嚴厲限制，使士大夫階層有識之士不敢議論朝政，一時社會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魏志·李通傳》注引《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必玄運，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當時士大夫的噤若寒蟬，他們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為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司馬昭此時迫切需要籠絡和安撫人心，一來二去，司馬昭瞄上了嵇康，企圖利用嵇康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威逼利誘其作為改朝換代、穩固統治的幫凶。
《晉書·嵇康傳》是這樣說他的：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所以，史稱“嵇中散”。
嵇康是曹操集團的人，父親嵇昭、哥哥嵇喜官職顯赫，他本人“龍章鳳質”，相貌才華都是超一流。本指望追隨父兄一展鴻志，不幸碰上司馬昭篡政，真可謂生不逢時。
由戰國時代屈原開啟的傳統人格的悲劇選擇，為他以後朝代的文人被動多重效仿，由此而積演為幾乎成型的悲劇人格模式，越是被執政皇權排斥、被疏遠、被迫害、反而內心越發耿介，越是不能拯救憂患對象，越是滿足於憂患，越是達不到目的，越是執著激烈地追求。
自覺的憂患與被動的毀滅，內心痛苦與外在溶跡交織成憂患抑鬱的情態，往往在當事人胸膛裡鬱結化解不開的塊磊，在生命之火徹底熄滅之前，人格尊嚴必須正視它、撫慰它，想出種種辦法來調節他、緩衝它。
它要達到目的無非是：既不放棄憂患以降志辱身，也要在這黑暗世界裡生存下來，顯示人格的價值。因此無奈選擇走向大自然山水，走向恬淡、虛靜抑或坐忘的境界，這就形成了一種深情兼智、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
竹林七賢是魏晉風度的精神代表和縮影。嵇康又是精神領袖，面對司馬家族擅權高壓，這些魏晉名士只能採取消極沉醉的方式。
沉醉就是不得已的躲進山林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採取蔑視時政環境，拒棄法度、意志鬆懈、率性而為的生活方式，諸如沉醉於聲色，沉醉於山林，沉醉於酒盞。
雖然竹林七賢共同認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莊子哲學觀，其實他們共同面對敏感多疑、風聲鶴唳的時代，這些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子人人都有難以言說的傷痛，外表風光，內心鬱結痛苦。
嵇康作為一代名士，很清楚自己面臨的處境：司馬家族篡政，自己身為曹魏宗室成員，要麼做殉道者，要麼依附權力，但熟讀史書的嵇康自小就認定立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大夫志向，不肯趨附。
嵇康不願意在司馬昭手下做官，拒絕進入權力階層，他無奈敷衍司馬昭的威逼，擔任的中散大夫是個閒職，俸祿有限；他打鐵掙錢，既補貼家用，又為朋友們聚會買酒喝。
他不打兵器，專打農具。史稱他“性絕巧而好鍛”，是生活中的能工巧匠，類似製造木牛流馬的諸葛孔明。
看看史書上此時的嵇康，他崇尚老莊，曾說：“老莊，吾之師也！”講求養生服食之道。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讚美古代隱者達士的事蹟，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還常修煉養性服食內丹之事。
後來，他決心與司馬家族分道揚鑣，棄官歸隱，逃入山林，與志趣相投的朋友相與邀遊，過著一種優遊林下的名士生活。上山採藥，下水摸魚，冬天以長髮蓋臉，夏天編草為衣裳，“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三五同好，彈琴吟詩，相互唱和，雖然清苦了些，卻也是自由自在。
嵇康與長樂亭主育有一兒一女，自我滿足。司馬昭的寵臣司隸校尉鍾會盛禮前去拜訪，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離開選官之職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堅決拒絕為官。
剖析嵇康這些所作所為，聯繫西晉盛行的士族門閥制度不難發現，魏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時，已經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極端扭曲社會制度。這種門閥制度，對大批有志於“兼濟天下”而又無進身之階的文人學士，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傷害和殘酷的扼殺。
九品中正制的黑暗，魏時就有人指出《魏志·杜畿傳》載杜恕上疏雲：近司隸校尉孔羨闢大將軍狂迅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嵇康孤芳自賞的性情，還表現為他對名教、禮法的批判。當時司馬氏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大力標榜提倡禮法，用所謂“人倫有理、朝廷有法”來羈縻一些士子。
嵇康則在一系列文章中強調道家的“自然”，揭露禮法和“禮法之士”的虛偽本質。嵇康“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種非毀先王的作法，實際上是要否定“今王”──司馬氏。
另外嵇康對司馬氏的蔑視，在他另一些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管蔡論》一文，為歷來被說成是“頑惡顯著”的管叔、蔡叔翻案，說他們本來是“服教殉義、忠誠自然”的，只是由於武王死後，周公攝政，“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
當時司馬昭曾以周公自居，而魏末又屢次發生大臣舉兵抗命、反對司馬氏的事變，所以此文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作者是在為反對司馬氏的毋丘儉、諸葛誕等人張目。
事實上，後來鍾會誣陷他，一條重要罪狀就是“康欲助毋丘儉”。
在這種欲言不能，報國無門的黑暗時代裡，以逃避現實為其宗旨的莊子哲學引起士大夫的強烈共鳴，治世而建功立業，亂世而隱，在嵇康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反映了古代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
既然在這個爾虞我詐的政治環境中達不到這一點，人人都在那裡不得不虛偽遮掩，也就只能是尋找自己的人格獨立，避居林下了。
但是，嵇康等人哪裡會想到，敏感多疑嗜殺是司馬家族陰狠遺傳特點，人不為我所用，必予除之而快是西晉最鮮明的殺戮特徵。嵇康冷淡鍾會，是轟動朝野的大事件。竹林成了一個崇尚自由的象徵符號，士人嚮往，朝廷尷尬。
鍾會到處收集嵇康的言論，不時報告給司馬昭。鍾會對司馬昭進讒言：嵇康是條臥龍，日後要掀大浪，您須防著他。
諸葛亮人稱臥龍，出山輔佐劉備，威脅曹魏幾十年。鍾會把嵇康比作諸葛亮，用意明顯。
恰巧此時嵇康的友人呂安被其兄誣以不孝下獄，嵇康出面為呂安辯護，鍾會說正好借呂安之案將嵇康牽連進去，既可殺之，又不會施人以柄，豈不妙哉。
於是，在一些仇視嵇康的小人的誹謗和唆使下，公元262年，司馬昭下令查辦嵇康。為了遮人耳目，不治嵇康的言論罪，卻說他有過謀反的意圖——幾年前一個叫母丘儉的軍人反叛朝廷，嵇康欲響應，被山濤阻止了。
這是誣陷，但罪名成立。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謀反是可能的。司馬昭下令將嵇康處以死刑。
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到太學做老師，這正是向社會昭示了嵇康的學術地位和人格魅力。但這種“無理要求”，司馬昭自然不會同意，他正想借嵇康的人頭，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面對斬立決的判決，走向刑場的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飛揚的生命即將終止，卻是一首美妙絕倫的音樂後繼無人。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三國演義裡面的兩個人，曹操和司馬懿，堪稱奸雄。配稱這個稱號，得有過人的絕技。奸雄之人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敏感多疑，嗜好殺戮。
曹操的左右銘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曹操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等人皆是如此心態。
司馬懿這個人《晉書》中說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他每臨關鍵時刻就裝風癱，而且裝得絕對以假亂真，矇騙所有人。
奸雄相遇，還是曹操技高一籌，他逐漸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心裡始終忌憚。他曾對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為臣下的人，必會干預我們的家族之事。但曹丕愣是不聽，反而一直奉其為座上賓。後來，曹家打下的江山果然改姓司馬。
這兩個奸雄連篡權方式都幾乎相同，司馬家族的篡權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曹家奪權的翻版。但司馬家狠毒更勝一籌。篡魏後，大開殺戒，曹爽家族、曹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全都被連坐誅三族。
更厲害的是，按照古代的法律，已經出嫁的女子算是夫家人，不連坐。但司馬懿連這些女子都誅殺了。世人感嘆，西晉建立時“天下名士減半”。後人說起這件事時，還覺得心寒。
獅子一樣的凶殘，狐狸一樣的狡猾，是司馬家族篡權的真實寫照，司馬篡魏開了個壞頭，以後的東晉南北朝時代，朝臣篡政頻發，皇親國戚宗室相互殘殺的血腥程度令人髮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俗語的流傳，是司馬氏父子謀求篡位自代後殺氣騰騰、緊鑼密鼓地誅鋤異己黑暗恐怖時代來臨的最好詮釋。
司馬昭篡權登基後，不但對反對者不合作者實行高壓屠戮，還延續了漢末清議之士慘烈的黨錮之禍，大肆屠殺政治上異己人物，對言論自由的嚴厲限制，使士大夫階層有識之士不敢議論朝政，一時社會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魏志·李通傳》注引《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必玄運，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當時士大夫的噤若寒蟬，他們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危機四伏的社會，為了證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司馬昭此時迫切需要籠絡和安撫人心，一來二去，司馬昭瞄上了嵇康，企圖利用嵇康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響，威逼利誘其作為改朝換代、穩固統治的幫凶。
《晉書·嵇康傳》是這樣說他的：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所以，史稱“嵇中散”。
嵇康是曹操集團的人，父親嵇昭、哥哥嵇喜官職顯赫，他本人“龍章鳳質”，相貌才華都是超一流。本指望追隨父兄一展鴻志，不幸碰上司馬昭篡政，真可謂生不逢時。
由戰國時代屈原開啟的傳統人格的悲劇選擇，為他以後朝代的文人被動多重效仿，由此而積演為幾乎成型的悲劇人格模式，越是被執政皇權排斥、被疏遠、被迫害、反而內心越發耿介，越是不能拯救憂患對象，越是滿足於憂患，越是達不到目的，越是執著激烈地追求。
自覺的憂患與被動的毀滅，內心痛苦與外在溶跡交織成憂患抑鬱的情態，往往在當事人胸膛裡鬱結化解不開的塊磊，在生命之火徹底熄滅之前，人格尊嚴必須正視它、撫慰它，想出種種辦法來調節他、緩衝它。
它要達到目的無非是：既不放棄憂患以降志辱身，也要在這黑暗世界裡生存下來，顯示人格的價值。因此無奈選擇走向大自然山水，走向恬淡、虛靜抑或坐忘的境界，這就形成了一種深情兼智、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
竹林七賢是魏晉風度的精神代表和縮影。嵇康又是精神領袖，面對司馬家族擅權高壓，這些魏晉名士只能採取消極沉醉的方式。
沉醉就是不得已的躲進山林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採取蔑視時政環境，拒棄法度、意志鬆懈、率性而為的生活方式，諸如沉醉於聲色，沉醉於山林，沉醉於酒盞。
雖然竹林七賢共同認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莊子哲學觀，其實他們共同面對敏感多疑、風聲鶴唳的時代，這些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子人人都有難以言說的傷痛，外表風光，內心鬱結痛苦。
嵇康作為一代名士，很清楚自己面臨的處境：司馬家族篡政，自己身為曹魏宗室成員，要麼做殉道者，要麼依附權力，但熟讀史書的嵇康自小就認定立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大夫志向，不肯趨附。
嵇康不願意在司馬昭手下做官，拒絕進入權力階層，他無奈敷衍司馬昭的威逼，擔任的中散大夫是個閒職，俸祿有限；他打鐵掙錢，既補貼家用，又為朋友們聚會買酒喝。
他不打兵器，專打農具。史稱他“性絕巧而好鍛”，是生活中的能工巧匠，類似製造木牛流馬的諸葛孔明。
看看史書上此時的嵇康，他崇尚老莊，曾說：“老莊，吾之師也！”講求養生服食之道。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讚美古代隱者達士的事蹟，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還常修煉養性服食內丹之事。
後來，他決心與司馬家族分道揚鑣，棄官歸隱，逃入山林，與志趣相投的朋友相與邀遊，過著一種優遊林下的名士生活。上山採藥，下水摸魚，冬天以長髮蓋臉，夏天編草為衣裳，“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三五同好，彈琴吟詩，相互唱和，雖然清苦了些，卻也是自由自在。
嵇康與長樂亭主育有一兒一女，自我滿足。司馬昭的寵臣司隸校尉鍾會盛禮前去拜訪，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離開選官之職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堅決拒絕為官。
剖析嵇康這些所作所為，聯繫西晉盛行的士族門閥制度不難發現，魏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時，已經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極端扭曲社會制度。這種門閥制度，對大批有志於“兼濟天下”而又無進身之階的文人學士，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傷害和殘酷的扼殺。
九品中正制的黑暗，魏時就有人指出《魏志·杜畿傳》載杜恕上疏雲：近司隸校尉孔羨闢大將軍狂迅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嵇康孤芳自賞的性情，還表現為他對名教、禮法的批判。當時司馬氏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大力標榜提倡禮法，用所謂“人倫有理、朝廷有法”來羈縻一些士子。
嵇康則在一系列文章中強調道家的“自然”，揭露禮法和“禮法之士”的虛偽本質。嵇康“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種非毀先王的作法，實際上是要否定“今王”──司馬氏。
另外嵇康對司馬氏的蔑視，在他另一些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管蔡論》一文，為歷來被說成是“頑惡顯著”的管叔、蔡叔翻案，說他們本來是“服教殉義、忠誠自然”的，只是由於武王死後，周公攝政，“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
當時司馬昭曾以周公自居，而魏末又屢次發生大臣舉兵抗命、反對司馬氏的事變，所以此文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作者是在為反對司馬氏的毋丘儉、諸葛誕等人張目。
事實上，後來鍾會誣陷他，一條重要罪狀就是“康欲助毋丘儉”。
在這種欲言不能，報國無門的黑暗時代裡，以逃避現實為其宗旨的莊子哲學引起士大夫的強烈共鳴，治世而建功立業，亂世而隱，在嵇康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反映了古代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
既然在這個爾虞我詐的政治環境中達不到這一點，人人都在那裡不得不虛偽遮掩，也就只能是尋找自己的人格獨立，避居林下了。
但是，嵇康等人哪裡會想到，敏感多疑嗜殺是司馬家族陰狠遺傳特點，人不為我所用，必予除之而快是西晉最鮮明的殺戮特徵。嵇康冷淡鍾會，是轟動朝野的大事件。竹林成了一個崇尚自由的象徵符號，士人嚮往，朝廷尷尬。
鍾會到處收集嵇康的言論，不時報告給司馬昭。鍾會對司馬昭進讒言：嵇康是條臥龍，日後要掀大浪，您須防著他。
諸葛亮人稱臥龍，出山輔佐劉備，威脅曹魏幾十年。鍾會把嵇康比作諸葛亮，用意明顯。
恰巧此時嵇康的友人呂安被其兄誣以不孝下獄，嵇康出面為呂安辯護，鍾會說正好借呂安之案將嵇康牽連進去，既可殺之，又不會施人以柄，豈不妙哉。
於是，在一些仇視嵇康的小人的誹謗和唆使下，公元262年，司馬昭下令查辦嵇康。為了遮人耳目，不治嵇康的言論罪，卻說他有過謀反的意圖——幾年前一個叫母丘儉的軍人反叛朝廷，嵇康欲響應，被山濤阻止了。
這是誣陷，但罪名成立。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謀反是可能的。司馬昭下令將嵇康處以死刑。
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到太學做老師，這正是向社會昭示了嵇康的學術地位和人格魅力。但這種“無理要求”，司馬昭自然不會同意，他正想借嵇康的人頭，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面對斬立決的判決，走向刑場的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飛揚的生命即將終止，卻是一首美妙絕倫的音樂後繼無人。
嵇康神色不變，如同平常一般。執行這天，嵇康破例穿得很漂亮：一襲絲質的草綠色長袍，盡顯他的“龍章鳳質”。腳穿著厚厚的木屐，走動響聲清脆，富於節奏感。他本來就高大挺拔，穿長袍與木屐，氣質越發顯得瀟灑從容。
魏晉名士風度，被嵇康走向斷頭臺時推向了極致。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史料說超過一萬人，名士太學生三千……
嵇康顧看了日影，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便向兄長嵇喜要來平時愛用的琴。
他有一張非常名貴的琴，為了這張琴，他賣去了東陽舊業，還向尚書令討了一塊河輪祝玉，截成薄片鑲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則是用玉簾巾單、縮絲製成，此琴可謂價值連城。有一次，其友山濤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脅，才使此琴免遭大禍。
嵇康創作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4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與蔡邕創作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是我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隋煬帝曾把彈奏《九弄》作為取士的條件之一，足見其影響之大、成就之高。
嵇康視《廣陵散》為聖物，在刑場上從容彈奏。《廣陵散》韻律高亢激烈，抒情處婉轉低迴，錚錚的琴聲，神祕的曲調，迴盪在刑場上空，絲絲入扣沁進了每個人的心裡，令人情不自禁地動容。
彈曲畢，嵇康把琴放下，嘆息道：“從前袁孝尼（袁準）曾跟我學習《廣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廣陵散》現在要失傳了。”
嵇康從容地引首就戳，時年僅三十九歲。海內的士人，沒有不痛惜的。王夫之後來痛惜評說：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
當嵇康將被斬下高傲的頭顱時，他奏響了《廣陵散》，這是最悲壯的死亡，也是最震撼人心、最詩意的死亡。嵇康是中國文人的一個情結，他的風骨成為中國文人推崇的精神，他的為人成為後世賢達者效法的榜樣。
他性格外露，憤世嫉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面對屠刀，神情自若，撫琴而歌，引頸就戮，使從容赴死成為一種境界。
他選擇了死亡，卻又遠遠地超越了死亡。他解脫了悲劇痛苦的人生，卻又為後人展示出一條更具有悲劇更為痛苦的人生旅程。
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也成為嵇康以後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他們的高傲不羈成就了魏晉風格。魏晉有他們，又是這個時代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