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開始變乾淨，嵇康一生愛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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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瀏覽網頁，一眼看到沈巍先生變得乾淨，在辦身份證的消息，絲毫沒有意外。早猜想他會逐漸迴歸社會，做出某種調整。
這或者也是早有的一種希望，因為一個人能夠將心的潔淨與外形的潔淨合二為一，畢竟是可喜之事。惟願沈先生能夠有所堅守，不致捲入滾滾紅塵，被一眾屑小帶偏、帶走。
這陣子很多人在提到沈巍的時候，喜歡將他稱為隱士，這使我未免對隱士這種生存方式，做了一點思考。
仕與隱，這是古代文人最常見的二種選擇，其對立，大概以魏晉亂世為極端。魏晉風度雖然不能認為只是一種隱逸之風，但畢竟是根基於老莊，所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賢，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原中散大夫，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賢的領軍人物，魏晉間最頂尖的大名士之一，他的才華與品行萬世景仰，從古到今，人們對他的描述車載斗量。
魏晉人好風姿，身高七尺八寸的嵇康據說是龍章鳳姿，“蕭蕭肅肅，爽朗清舉”，“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世說新語》中引山濤之言，還曾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這再加上他的死敵鍾會，都會對司馬昭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也。”就算將嵇康的神采、風貌、影響力整個顯現。
這足以令人浮想聯翩，為之神往。
而至於今天寫嵇康的文人，我認為只有餘秋雨抓住真髓，寫出了那種迷人的神韻，他以《遙遠的絕響》為題，已經不同凡響，他還看透了竹林人物身陷的困境與掙扎。
他曾說，他們是艱難跋涉在“生命的邊界線”的人物，“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這真是太精當了。
但是相比之下，我最愛的還是他寫嵇康之死的那一句：“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還有太陽。”
太陽底下有黑暗，陽光之下有凶猛，明暗交錯的人間，生命與生命、文化與文化的碰撞，這些，其實並不足以道盡這句話的意味，所以我堅定地認為，這種句子若無特殊的人文情懷、關懷和素養，是絕對寫不出來的，那些只尋找餘秋雨縫隙，而不見其獨到的人，實在太過偏狹，不足道哉。
嵇康當年若非木秀於林，暗風太疾，只見其黑，或不致死。
2
魏晉間名士的優遊隱逸狀態，是中國歷史上最獨特、奇特的一章，它的形成，頗不同於以往。
那是一個亂得不能再亂的世道，人生尤其無常，生命尤其短暫，人心尤其無所寄託，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身心的特殊追尋，一種看似荒誕，實則張力無限的行為方式。
之前的漢代，是儒學一統天下的時代，儒士所崇尚的佳士，便是班固眼中的那種：志行高潔，規行矩步，以克己為最高美德。
這種克己曾經到達無是非的地步，便如卓茂，人家說他的馬是人家的，他就任人拉走。儒家的美德在克己守禮之外，便是安貧樂道，當時所謂的在朝為循吏，在野則安貧樂道，自然來自儒家倫理道德和禮儀的約束與虔誠信仰，所以後者也可以說是儒家隱士的狀態。
這些，以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條件來看，當然是有相當的合理性和益處的，然而，它的根本卻在對情的制約與規範。人都是有情感的，總會有，於是這就總會表現為劇烈的衝突與不斷地作偽。
一面是道貌岸然，一面是男盜女娼，這正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也是無數達官貴人的雙重性格。這種狀態久而久之，自然令人厭絕，於是大亂之世到來，士人們身心越發飄零無寄之時，真性情下的避世與反叛，自然就滾滾而來。
避世不只是避世，名士的高標與縱情不只是反叛，那也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獨立人格、高度自我的覺醒與表現，所以當時以高潔人格獨立世間，無所希求，以至於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郭林宗這類，就成了一代文人效仿的典範。
其實早年隱居的諸葛亮，以及避不出仕的司馬懿，也都可說是受其影響。當然，這裡面有些人也會以此為策略。因為當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的榜樣，也著實不少，這叫做以奇行名動士林。
但是像郭林宗、嵇康、阮籍這類，卻肯定不是。尤其是後者。嵇康他們不只是對朝政失望，企圖與政權疏離，以其高潔汙穢朝廷、高官，他們遠比儒家的郭林宗等人，更加崇尚自然簡易，有自覺意識。
那時所謂的尚通脫，其實就這個意思。這乾脆就是帝王之門不入，儒家經典拋棄，禮教統統打倒，一切隨便，一切都以我為轉移，一切皆隨我之所適。
生命的歡脫就由此開始。
3
漢末以來，不但諸侯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其時隨著儒家倫理道德約束的大大減弱，士人們日益從皓首窮經、規行矩步中掙脫，其隱逸之風也越刮越烈，席捲天下。
寫此文之前，我看到我前面寫的那篇《流浪大師沈巍，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下面，有一位朋友誤會了我的意思，給我在同名公號下留言，說“幾天不洗臉不做事地思考人生，真的很爽。你沒得過神經病，不知道那種流浪的暢快”，曾經很想贊他並回復，但因為不知道怎麼說好，便終於沒回。
這事隻言片語講不清楚，正好在此一併作答。
這位朋友說的沒錯，那的確是一種美妙的體驗，當時的士人們經歷的也是這種體驗，只是這絕對與我那篇文章的題旨無關。
忽然間，一切桎梏擺脫，身心獲得解放，士人們猛然發現，自己原來還有如此豐富的內心世界，人間居然還有這麼多歡悅，其驚喜自然難以言說，他們卻就是因此，順著這條路飛馳而下的。
人性覺醒了，山水之間的盡情縱樂，行為規範的大肆改變，使他們越發感受到生命的可貴，於是這之後，一些大師級的人物，就開始了系統的思考、闡述、立說與執行。
縱樂，無非也代表了對人生的眷戀，越放縱，越眷戀，所以那時的嵇康，就對養生之道特別關注起來。他用養生學來闡述他的隱逸思想、人生美學。
嵇康一直是以駭人聽聞的越名教任自然而卓立，因此他養生學中的去欲，就不是儒家名教那一套，而是老莊思想。
也即，不是要去掉一切情感慾望，而是要把它們降低到人生最低的需要水平，不要讓情慾害生。這就像他講孝一樣，我不是不要孝，而是不要形式的孝，要自然親愛，發自內心的孝。
他總之是貴我貴生命，強烈反對儒家那種壓抑自然本性的仁義、孝悌、生活，對詐偽尤其深惡痛絕。
後世文人對於嵇康的隱逸思想與行為，一般很喜歡從政治上找原因，這其實是一個錯誤方向。
嵇康名為曹魏宗親，其實一直遠離權力中心，他的反名教任自然，並不是因為曹氏與司馬氏。人們這樣看，顯然就小看了嵇康的獨立意識，和竹林時代傾向的意義。
嵇康在曹魏時，也在優遊山林，他的隱逸並非簡單的避世，而是性情與活法的有意選擇。
嵇康的朋友們都曾說過，嵇康天性恬靜寡慾，喜歡超然自適的生活，而他在選擇這種生活時，恰恰還曾做過最全面的思考、比較和分析。
嵇康曾經寫過一篇《卜疑》，他在那裡面羅列了二十八種人生，幾乎把大框架下的人生狀態全部囊括，他的選擇，正是在這種入世、出世、遊戲的對比中，完成的。
這就是說，他的一切都來自思想、自覺，而非形式、被動，同樣的蝨子，在他身上，絕對不是阿Q的蝨子，我們的蝨子。
總的來說，嵇康的隱逸思想根基於老莊，卻又與老莊有很大的不同。老莊是萬象俱空，我以為是什麼就是什麼，而嵇康卻是一切真實，一切從真實出發，整個系統既是精神世界，也是人間世界。
最能表現嵇康綜合思想的，是他當年寫給山濤的那篇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而嵇康被殺的原因，也正深埋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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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寫這封信，表面上是為拒絕出仕，其實更多是為宣揚他的思想主張。這就像餘秋雨說的那樣，他並非是為與山濤絕交，真要絕交完全不必這樣長篇大論。
嵇康與名教的對立，遠不像他後面的粉絲那樣，只有狂放、放誕，而是非常嚴肅、傲然的，實際上正始時代、竹林時代的名士，都不同於西晉。他們於放達中有憂憤，在自覺獨立的生命意識下，也有特殊的家國關照。
晉朝之人若非只學得皮毛，也不至於流離亂亡。
嵇康在這封絕交信中，曾說了他很多理由，我們且擇取其中一段，看看他是怎樣一個人，名士們愛的是什麼。
我有七件事情不能忍受，兩件事情無論如何不能不這樣做。
第一，我很懶，喜歡睡懶覺，一旦做官，差役就會叫我起來。
第二，我喜歡抱著琴隨意走動，邊走邊唱，或者到郊外射鳥打魚，做官後，就不能了。
第三，做官要端坐辦公，腿腳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動，我身上有很多蝨子，要不斷撓癢，很不方便。再說還得穿官服，太講究。
第四，我不喜歡寫信，做官後公文信札一大堆，人間俗事一大堆，不應酬，就觸犯禮教、禮儀，勉強應酬，我又做不來。
第五，我不喜歡出去弔喪，但世俗卻對這事太重視，我這種行為會招人怨恨，被人中傷。我知道我的毛病，但本性難移，而且違背本性做事，我不願意。做官後，我做不到像現在這樣，既不被人罵，也不被人贊。
第六，我不喜歡俗人，一旦做官，就得天天跟他們一起，整天處在吵吵鬧鬧的汙濁環境，看各種千奇百怪的花招伎倆。我不愛看。
第七，我生性不耐煩，做官後公事雜務纏繞，世俗交往要浪費很多精力。
此外：
我經常要非難成湯、周武王、周公、孔子這些聖人，要是做官後也這樣，一定為世俗禮教所不容，但這是我第一件無論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我生性倔強，說話輕率直率，最恨壞人壞事，遇到看不慣的事就會發飆，這是我第二件無論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綜上所述，我做不得官，你作為朋友居然不瞭解我，非要讓我出來做官，所以我就得跟你絕交。
名利不求，一切都在自由自在，隨心適意，生活樂趣，這就是隱逸者嚮往的理想境界，他們的最愛。
魏晉間，就連懶散、不洗澡、渾身蝨子，都是名士的標配，後來一代名相王猛的捫蝨而談，其實就來自這種遺風，而嵇康這類，就更有些極端。
嵇康之懶，卻是到了一個月十五天不洗澡，不渾身癢不洗，為了睡懶覺，要小便非忍到無可再忍的地步的。
談及魏晉間的蝨子，人們常常說，那是因為服食五石散，皮膚易傷，不得不寬袍大袖，不得不穿鬆軟的舊衣，又長久不洗澡的緣故，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
服食五石散，本就為追求精神的逍遙與快感，而不洗澡、懶散之類，實則與其一致。我們就是要反禮儀，反人文，反世俗，拋棄一切刻意人為，迴歸最原始的狀態，去做狂人、野人。拋棄一切人為，進“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以精神統御形體，甚至無形體，這正是莊子的思想。
嵇康難道真的懶？他的業餘愛好之一，恰恰是打鐵。他打，向秀拉風箱，兩個大名士可以說話也可以不說話，一句“何所以來，何所以去”，就足以把顯赫的鐘會打發。
此外，嵇康最愛乾的事，就是寫寫公號，發發微博，藏否人事，做在野派，反對黨，這加起來，是何等愜意？
魏晉名士的崇尚自然適意，疏放簡曠，已到了極端的地步，它代表的其實是塵濁與京華，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你想這樣的一個嵇康，他怎肯妥協，怎肯出去做官？
但是大家既然都是放浪不羈的名士，為什麼阮籍那些就可活著，而嵇康卻不行呢？這首先自然是因為他太率直，太高傲，有兩大不可不做，但真要細說，卻又並不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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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從《易經》的生死順逆無常，當有進有退以來，本來最大的特色就是“時中”、避世，像阮咸、劉伶那種，乾脆就是對世事不聞不問，這一點，嵇康顯然是無法做到的。
光自己高潔，這在他絕對不行，他還見不得世俗汙濁。他的任自然，其實還是剛性的一種任自然，他就因此成了名教、世俗的敵人，也成了政治的敵人。
阮籍也不可謂不真，但他是明智的。他雖然思想上反名教，行為也放浪不羈，但卻從不議論政治，藏否人物。他是一面禮教豈為我輩所設，一面沉默，沉默，沉默，實在不行了，就哭，大哭。
他為鄰家早逝的女子哭，也為驅車荒野，前面無路而哭。
他熱愛一切生命，珍惜一切生命，惋惜一切生命，他其實也是為自己哭。
這世上其實並無一個理想世界，可以讓他自由高潔地活著，所以阮籍的放達就只是一個表象，他的生命裡瀰漫著濃重的無奈與悲哀。
試想，同樣放不下世界，同樣在崇仰大人先生，反對偽飾、偽君子的阮籍，不但不激烈，還小心翼翼，連鍾會都找不到他縫隙，而嵇康簡直就是剛烈，他的反名教最終怎可能不變成與現有政權的對立，他的存在怎可能不成為名教偽飾的刺激，為政權和名教中人所不容？
殺嵇康，就是打擊所有名士的對立情緒，警告所有反對勢力，所以嵇康這樣的人，就必須死。
另外，像山濤那種，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看不清形勢決不行動，阮籍代表的是夢想，山濤代表的是妥協，大名士中只有他嵇康是率性而為，切實實行，這也讓他活不得。
另外，三千太學生的集體求情，只有讓鍾會之言更加確切，讓嵇康更加犯忌，更加必死。
嵇康本是可以有大鵬之逍遙的，至少可以如燕雀棲於一枝，但是他卻偏偏不但要直面自己的人生，也要直面社會，直面矛盾，用自然之性，自然之情，自然之行去影響時代，這真是無奈。
一個老莊思想的發揮者，貫徹者而已，本身只是循著本性、自然而為，既無意去依附任何一方，也沒想專門去針對誰，得罪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嵇康真正是因此而死。但是他也正因為此，就有了不同於一般名士，一般優遊隱逸者的絕唱，黃鐘大呂，永世不衰。
行刑之日，年僅四十歲的嵇康態度從容，他見時間還早，竟操琴在手，彈奏了一曲。這才是真正的窺破生死、自然之性，真正的生命高華。
廣陵散從此絕矣！嵇康的生命定格於此，歷史定格於此，中國文化史最光輝的一章掀開，但也“孔融死而士氣衰，嵇康死而清議絕”，西晉之後，士人們於名教、自然，出世、入世間，打開了一條和中、實用的安全通道，只剩下圓通、荒唐、亂亡，再無真正的天真爛漫純真。
西晉之後無嵇康，嵇康之後無廣陵散。
毋庸置疑，嵇康的隱逸是一種思想，一種意識，一種清醒，一種決然，一種自然，一種高標，一種芳華，他的剛性也來自於此。但是大家儘管形式不同，卻也不能不說，阮籍、阮咸、劉伶等的那種隱逸思想、生存方式，其實也來自生命覺醒、獨立意識，和自主選擇。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現代的沈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隱士。他是不得不，而後才有了某種類似於隱士的狀態。他本身更沒有將自己的活法，賦予隱士之類的意義。這一切都如他的大師之名，是好事者贈與的。
隱士並非人生的必然選擇，這個時代更無這種剛需，這完全無可厚非，只是人們的這種呼喚，卻明顯道出，人們心中存在某種渴望，隱士們身上表現出的某種生存意象，具有永恆的意義。
最好的生命選擇，不該是逼出來的，某種程度上很接近隱士狀態的沈巍，以及我們這些在某個方面嚮往沈巍的人，該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取得生命平衡？我想，這應該也是沈巍大熱的原因之一。
活著不易，人心都既想逃離，又想圓滿，我很期待接下來的沈巍，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多思考，甚至答案。
文 | 九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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