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曉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人口紅利原本是經濟學使用的一個概念，現在成為普及程度很高的詞彙了。各方面人士提出政策建議，希望提高出生率，有效增加人口，於是“人口紅利”與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以及呼籲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輿論聯繫在一起，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人口紅利首先是指人口多有利於刺激市場消費，如果沒有眾多的人口，消費市場也就很難發展起來。中國經濟增長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現在決策層越來越希望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為出口和投資都面臨不少困難，但如果年輕人口迅速減少，消費增長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其次，人口也是勞動力的保障，中國在20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人口高速增長，勞動力供應充分，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很大。如果勞動力越來越少，經濟持續增長也就很難實現。再次，由於出生率下降，中國出現了未富先老的現象，人口老齡化增加養老的困難。
長期以來，決策層將人口的快速增長看成是一個大問題，所以中國採取了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是計劃生育帶來的直接後果之一。現在我們認識到，人口形勢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必須儘快調整人口政策，“人口紅利”的概念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了理論基礎。
但是要看到，並非所有勞動力年齡的人口都是紅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勞動力和增加消費。1949年以後，隨著常年戰爭的結束，中國人口迅速增長，但是年輕人口並沒有成為人口紅利，大多數勞動力滯留在農業內部，與老年農民搶奪有限的土地資源。在就業異常困難時期，大量城市青年也被下放到農村，與農民爭奪有限的資源。在那種背景下，人口與資源的關係非常緊張，限制人口增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年輕人口才帶來了人口紅利，這種轉變至少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改革開放以後形成了廣闊的非農就業市場。隨著農村工業的發展和大量外來資本的進入，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大量農村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創造了十分可觀的價值。第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普及了小學教育，通過最基本的小學教育，年輕的勞動力至少可以識字，從而具備了裝配線上就業的最基本技能。如果沒有這兩個因素，人口紅利也就無從實現。
現在人們談論人口紅利的時候，更多地從人口數量上說，較少關注人口質量。如果有大量進入勞動力年齡的人口，但是沒有相應的就業崗位，或者就業崗位與就業人口的結構存在巨大差距，那麼過剩的勞動力就可能造成一些問題，這種情況下，人口就不是紅利，而成了“負利”。
比如，一些遠離雙親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適當的社會化，不僅沒有掌握必要的技能，也沒有掌握社會生活的規範，因而成為問題兒童，這些問題兒童經常成為家庭和社會的“負利”。又比如，有些人花費大量資金將孩子送出國，但是回來以後不能適應就業市場需求，與其受教育的支出相比，就是收不抵支，這種年輕人對社會來說也許不是“負利”，但是對家庭來說的確算是“負利”。
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時期，對勞動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要保持和增加人口紅利，不是簡單地放開生育政策，或者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更重要的是增加教育和培訓，使人口能夠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從人口紅利的角度看，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當然可以研究，但同時也應當研究如何把現有年輕人的教育和培訓問題解決好。國家如果要用真金白銀去鼓勵和獎勵生育，那也應當有針對性地抓好現在的教育。放開二孩政策以後，並沒有出現大量的生育，這裡面原因很多，包括生活方式的轉變、價值觀念的轉變等，但在許多家庭看來，生育二孩可能不是帶來“紅利”，而可能是帶來“負利”，培養孩子的支出要高於獲得，生育意願自然會下降。
如果完善和強化教育和培訓，使新增人口能夠更好地適應就業市場的需求，讓生育為家庭帶來紅利，那麼生育意願可能會有所提高。如果降低了生育和養育的成本，同時提高了孩子未來收入的預期，也就增加了家庭的“人口紅利”預期，相應地也就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人口紅利預期。
所以，單純的人口增加並非必然帶來人口紅利的增加，鼓勵乃至直接獎勵生育也意味著生育水平的提高。眼下尤其需要解決好年輕人的教育和培訓問題，才能提高多數家庭的生育意願，並使穩定增加的人口繼續創造出人口紅利。（王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