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澎湃新聞「有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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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錄電影《二十二》裡，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懷的是這樣一個場景——當日本年輕女孩米田麻衣拿著已經老去的日本軍人照片給一位曾經的「慰安婦」看時，米田麻衣說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鬍子也沒有了，以前是有鬍子的。」
這和我以為的不一樣。想象中老人應該是情緒激動，或者憤怒或者難受，甚至只是看著照片落寞地長久說不出話來。但都沒有，老人只是笑了。
——這一點都不藝術。
其實相比於郭柯導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夠藝術。
《三十二》雖然名義上是說的到2012年為止中國大陸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婦」，但其實它只選取了其中韋紹蘭的故事。韋紹蘭曾經被日軍搶走後當過一段時間的「慰安婦」，在逃回家時卻懷上了日軍的孩子，《三十二》講述的便是韋紹蘭和她的「混血兒」兒子羅善學的故事。
當羅善學講述著由於自己的身份帶來的一生悲慘事情時，觀眾們被感染了，在彈幕裡他們留下了「你是中國人」、「你是我們的同胞」的話。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攝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韋紹蘭和羅善學的故事講清楚了，打光、配樂、鏡頭都讓整部紀錄片瀰漫著悲傷的情緒，觀眾為之憤怒、為之悲愴。
兩年後，當郭柯再次記錄同一題材時，以上種種都消失了。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對劇情的敘述、放棄了對鏡頭的美學要求，那麼在這部紀錄電影裡我們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沒有義憤填膺也沒有正義凜然，沒有了藝術加工。
不夠藝術了，那麼剩下了什麼？剩下了真實。
當你看到了韋紹蘭和羅善學的事情後，你覺得他們的生活情況是什麼樣呢？無論如何，你所覺得的都只是一種建構，是帶著你固有觀念進行的建構，但也許真實情況你是想不到的。
韋紹蘭拿著很少的低保，觀眾都會擔心她這麼多怎麼維持生活時，她說的是：「會用就夠了。」
當我們以為韋紹蘭會絕望、會感慨人生對她不公時，她說的是：「這世界這麼好，現在我都沒想死，這世界紅紅火火的，會想死嗎？沒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裡面的畫面，《二十二》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特點。真實。
我們想要看到的，和這一切真實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嗎？當我們回憶起被迫淪為「慰安婦」的約二十萬中國女性時，我們腦海中只剩下了慘、怒、悲，這源於我們的固有印象，於是在我們的想象建構中，她們應該是控訴、應該是要我們不能忘記歷史。
但我們卻忘記了，她們自己才是歷史的見證人。
於是在《二十二》裡，儘管通過瑣碎的剪輯我們也許無法記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麼特點，哪些話具體是哪個老人說的，但有些話我們一定會記得，因為活到現在的老人們，大都是說著同樣的話。
「他們（採訪的記者）每次問我的那些問題，我都不跟他們說真話。」
「自從十七歲之後，我就再沒有提過這些事了，沒有、沒有，我想把它們帶走。」
「這麼大年紀有什麼說頭啊？過去就過去了。」
……
她們生活得並不好，年紀也大了，幾乎都在鄉村，每次有人來村子裡採訪、送東西時，村裡人都會指指點點，但她們還是活著。我們也不必去讚頌她們在堅強地活著。堅強地活著是因為心裡苦卻咬咬牙，但她們也許並不需要很堅強才能活下去。
在紀錄片裡，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裡，吃的東西也不好，但她養了好幾只野貓。據她女兒說，這些貓本來都是流浪貓，但她看見了就不忍心了，於是有時寧可自己吃不飽也要讓貓先吃。
在紀錄片裡，還有一位老人，當影片裡拍攝的工作人員到她家時，沒有和她聊有關「慰安婦」的話題，而是看著老人美滋滋地做著午飯，她一會兒攪動著鍋，一會兒往火堆裡扔玉米，充滿幹勁。
在紀錄片裡，還有一位老人，當她進入鏡頭時，不是在陳述也沒有任何動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靜靜地、全神貫注地看著電視，電視裡放的是86版《西遊記》，當孫悟空化身蓬萊山神仙騙得了銀角大王兩個蠢手下的寶貝時，老人開心地笑了。
在紀錄片裡，還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韓國人，後來逃難來到了中國，在影片裡，她溫情地唱起了朝鮮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喲！我的郎君翻山過嶺，路途遙遠，那邊的那座山便是白頭山吧，冬至臘月也有花兒綻放！」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謠》：「桔梗喲，桔梗喲，桔梗喲，白白的桔梗喲，長滿山野，只要挖出一兩棵，就可以滿滿地裝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喲，艾嗨艾嗨喲，艾嗨喲，多麼美麗喲，多麼可愛喲，這也是我們的勞動生產。」
她們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樂。不要去開上帝視角看別人、要求別人。
在紀錄片裡還有著這樣一個情節，終於老人開始主動說起了自己的事，說著當時的經歷、說著逃回家後丈夫的安慰、說著父母的難過。
然而到最後，幾乎每個老人都會這麼說：「我說完了，不說了，我說得不舒服。」
是啊，誰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她們比我們更清楚發生了什麼，作為旁觀者的我們都會生氣都會痛哭，更何況她們？
但是她們並不想讓自己生氣、想讓自己痛哭，也不想讓別人這樣。
作為一部本該沉痛的紀錄電影，我們看到的、聽到的大都是老人們的笑容和笑聲。
我愕然，然後我莞爾。
導演也許就沒想賺你眼淚。因為你是中國人，所以你會天生對這個題材敏感，無論質量如何只要涉及到這個題材，只要看到悲慘的情狀，你的淚腺都會遏制不住。但導演不想這麼做。
因為對老人們來說，陷入過去並不是她們生活的主旋律。我們可以一哭了事然後繼續做其它事情，但老人們的生活是她們自己一天一小時一分鐘一秒鐘地在度過的，她們必須找到活下去、並且是開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後，引用的是「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張雙兵說的一句話。
1982年的秋天，當張雙兵帶著學生在校外活動時，他看到一個顫顫巍巍的老人在谷地裡行走，當他上去幫忙後，老人笑了，然後和張雙兵建立起了長久的聯繫。通過聊天得知，這位老人曾經兩度被日軍抓去當過慰安婦。當時的張雙兵想的是，多記錄下這段歷史，於是他經常在聊天時把話題引向那段經歷。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這麼說：「不說了，說出來讓人笑話。」
直到1992年，張雙兵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民間對日索賠的報道後，興奮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幫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賠償。老人想了很久，終於開口，據張雙兵回憶，老人講了很多次，斷斷續續的，本來開開心心的老人每次講到這個都是以淚洗面，然後講不下去。
這之後，第二個、第三個……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予賠償。理由一，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張雙兵後悔了。
在《二十二》電影的最後，引用的就是張雙兵後悔時說的一句話：「可是到頭來，一分錢賠償、一句道歉也沒有。反而通過這種方式，讓全村甚至全國的人都知道了她們的身份。」
她們如果太較真，那麼在遭受苦難的第一天就會「死去」。所以真實人生中，她們永遠有著溫馨、有著希望、有著美好、有著歌聲。
較真的不該是她們，我們也不該逼著她們表現出較真。——但較真的應該是我們。
截至今天，中國大陸只剩下了八名「慰安婦」。
（在幾日前撰文時，這個數字還是「九」，然而08月12日傳來消息，當日21點，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黃有良阿婆含恨去世，終年90歲。）
寫得很瑣碎，就像紀錄片那樣瑣碎。但我們不必從中去提煉出什麼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憤慨也不必強調說什麼要銘記歷史，我們只需要去陪著她們，看看她們真實的生活是什麼樣。
我們不必從她們身上去提取意義，但我們應該知道我們該做的事情。
電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誰都清楚這個日子意味著什麼。陳歌辛有一首歌是這麼唱的：「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盡頭，真是好的消息，溫暖的春風，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長夜過去，聽到一聲雞啼。經過多少困難，歷經多少磨練，多少心兒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如果你知道這首歌的誕生背景，你會被感動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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