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關注的那些中國文人，在20世紀初陸續走進基督教教會學校，或者以各種途徑開始陸續接觸基督教，他們的精神、性格、知識、修養等等，就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完成。這個世紀的實際狀況，決定著他們不會與他們的前輩相同，也不會與他們的後代相同，在與基督教的關係上，他們是特殊的一代。
同時，他們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況，不同的性格，又使他們彼此之間各有差異，歷史與文化的豐富與複雜，就在這樣一些差異中表現出來。一切因宗教而發生，卻又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從年齡上說也許分屬兩代人）也得以形成，他們的存在，有時讓歷史現象顯得撲朔迷離，有時卻又讓歷史變得更有意味。——李輝
我所關注的那些中國文人，在20世紀初陸續走進基督教教會學校，或者以各種途徑開始陸續接觸基督教，他們的精神、性格、知識、修養等等，就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完成。這個世紀的實際狀況，決定著他們不會與他們的前輩相同，也不會與他們的後代相同，在與基督教的關係上，他們是特殊的一代。
同時，他們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況，不同的性格，又使他們彼此之間各有差異，歷史與文化的豐富與複雜，就在這樣一些差異中表現出來。一切因宗教而發生，卻又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從年齡上說也許分屬兩代人）也得以形成，他們的存在，有時讓歷史現象顯得撲朔迷離，有時卻又讓歷史變得更有意味。——李輝
（許地山）
在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許地山的身影最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詣，使他既不容易為人忘記，又使他讓人感到他顯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獨，彷彿只有他一個人真正在擁抱耶穌基督。
1941年許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與他相熟的牧師撰文紀念他。這位牧師當然是將他視為一個基督教徒而予以頌揚，這證明了許地山與基督教的特殊關係。
牧師說：“他斌性和藹，對物、對事、對人，不輕易下批評，惟對於基督教，則多所創例，他似乎不滿於現代教會固執的教義，和傳統的儀文。他要自由，他是純粹民主性。他以為基督教育由希臘哲學借來的‘原質觀念’的神學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許先生眼中的歷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復活’‘預言應驗’等說，而發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現的神格，更使人興起無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穌說‘你罪赦了’，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釋重負，這種奇事和能力，固較‘水變為酒’‘履海不沉’‘化少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蹟了。”
對於這位牧師的概括是否準確，我無從瞭解。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許地山在生命的最後一些日子裡，常常去這位牧師的教堂聽佈道，和牧師探討基督教。牧師的話，可以看作對一個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來，和別的曾經受過基督教的影響的文人相比，大概只有這個人最有資格稱得上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這不在於他早在十來歲時，就在家鄉福建受到洗禮成了教徒，也不在於他在燕京大學神學院系統地接受和研究過基督教，而在於他和別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種責任（或者可以說是一種使命感），這就是修正、豐富和傳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現代文人中，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次次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對基督教的理解，並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
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簡潔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親之口頌揚一種踏實質樸的生活態度，然而，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種牧師佈道式的寓言。
讀它，語氣平緩、言簡意賅的風格，讓人想到《聖經》。
“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它才知道。”他難道僅僅是在說明一個生活道理？顯然不是。
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戀宗教比較研究的時候，他寫出了這些文字。是否在告訴人們他所經歷的故事？是否期待著人們如他一樣，去接近那棵“落花生”？雖然他也寫過一些貫穿著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對宗教研究的一個補充方式，而基督教對於他無疑是最為主要最為持久的。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許地山，他選擇了“落華生”這樣一個筆名。成為作家，寫小說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學相比，他顯然更偏愛宗教。
他願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們通過他的筆，瞭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也許存在於現實之中，也許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讀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並非是現實的刺激，而是顯而易見的說教意味，並隨時可以觸摸到一種浪漫情調。他的人物，徘徊於現實背景和理念之間，有時你彷彿感受到他們的體溫、氣息，但忽然又虛無縹緲，閃動在一個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裡面。
這裡，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許地山一同在北京參加一位牧師組織的“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禮。
我所關注的那些中國文人，在20世紀初陸續走進基督教教會學校，或者以各種途徑開始陸續接觸基督教，他們的精神、性格、知識、修養等等，就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完成。這個世紀的實際狀況，決定著他們不會與他們的前輩相同，也不會與他們的後代相同，在與基督教的關係上，他們是特殊的一代。
同時，他們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況，不同的性格，又使他們彼此之間各有差異，歷史與文化的豐富與複雜，就在這樣一些差異中表現出來。一切因宗教而發生，卻又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從年齡上說也許分屬兩代人）也得以形成，他們的存在，有時讓歷史現象顯得撲朔迷離，有時卻又讓歷史變得更有意味。——李輝
（許地山）
在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許地山的身影最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詣，使他既不容易為人忘記，又使他讓人感到他顯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獨，彷彿只有他一個人真正在擁抱耶穌基督。
1941年許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與他相熟的牧師撰文紀念他。這位牧師當然是將他視為一個基督教徒而予以頌揚，這證明了許地山與基督教的特殊關係。
牧師說：“他斌性和藹，對物、對事、對人，不輕易下批評，惟對於基督教，則多所創例，他似乎不滿於現代教會固執的教義，和傳統的儀文。他要自由，他是純粹民主性。他以為基督教育由希臘哲學借來的‘原質觀念’的神學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許先生眼中的歷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復活’‘預言應驗’等說，而發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現的神格，更使人興起無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穌說‘你罪赦了’，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釋重負，這種奇事和能力，固較‘水變為酒’‘履海不沉’‘化少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蹟了。”
對於這位牧師的概括是否準確，我無從瞭解。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許地山在生命的最後一些日子裡，常常去這位牧師的教堂聽佈道，和牧師探討基督教。牧師的話，可以看作對一個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來，和別的曾經受過基督教的影響的文人相比，大概只有這個人最有資格稱得上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這不在於他早在十來歲時，就在家鄉福建受到洗禮成了教徒，也不在於他在燕京大學神學院系統地接受和研究過基督教，而在於他和別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種責任（或者可以說是一種使命感），這就是修正、豐富和傳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現代文人中，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次次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對基督教的理解，並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
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簡潔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親之口頌揚一種踏實質樸的生活態度，然而，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種牧師佈道式的寓言。
讀它，語氣平緩、言簡意賅的風格，讓人想到《聖經》。
“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它才知道。”他難道僅僅是在說明一個生活道理？顯然不是。
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戀宗教比較研究的時候，他寫出了這些文字。是否在告訴人們他所經歷的故事？是否期待著人們如他一樣，去接近那棵“落花生”？雖然他也寫過一些貫穿著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對宗教研究的一個補充方式，而基督教對於他無疑是最為主要最為持久的。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許地山，他選擇了“落華生”這樣一個筆名。成為作家，寫小說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學相比，他顯然更偏愛宗教。
他願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們通過他的筆，瞭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也許存在於現實之中，也許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讀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並非是現實的刺激，而是顯而易見的說教意味，並隨時可以觸摸到一種浪漫情調。他的人物，徘徊於現實背景和理念之間，有時你彷彿感受到他們的體溫、氣息，但忽然又虛無縹緲，閃動在一個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裡面。
這裡，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許地山一同在北京參加一位牧師組織的“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禮。
（青年時期的老舍）
不能忽略許地山對老舍的影響，因為早在這之前，許地山就受過了洗禮，並在燕京大學任教，可以說是一個頗有造詣的教徒。
而他們相識時，老舍還沒有密切接觸過基督教，二十三歲的老舍，在基督教堂夜校裡學習英語之後，才開始成為一名基督教徒。一個成熟的青年選擇自己的信仰，顯然是受到不同方面的綜合影響才能如此。
這裡，教義、牧師、教友等的作用，都不可忽視，而許地山就在其中。這時，他們有機會一同吟誦《聖經》，一同以青年的熱情聆聽那教堂的歌聲。
這段經歷對於老舍來說並不算短，其間他也做過許多與教會有關的重要事情，譬如擔任缸瓦市基督教會主日學主任，起草該教會的《現行規約》，翻譯牧師的作品，宣講《聖經》。
但是，老舍從來沒有離開他所生活的空間，從來沒有像許地山那樣敢於教義的思索，更沒有那種濃烈的宗教情懷。他最感興趣的，依然還是衚衕裡每日變化著的人與事，他的腳，並不是踏著聖歌前行，更多的時候，也許是徘徊於市井的叫賣聲，或者廟會上的喧鬧、衚衕裡的瑣碎之間。
這可能是決定性的區別。於是，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許地山，在某一時期有著相似之處，但當生活一日日過去，小說家的老舍和小說家的許地山，自然而然顯出了不同。
老舍開始文學創作仍然與許地山有關。1924年他們差不多同時抵達英國，還一起住過一段時間。正是受到已經成為作家的許地山的鼓勵，老舍開始了小說創作，並經許地山介紹向國內投稿，還參加“文學研究會”。
但老舍從一開始，就走著和許地山完全不一樣的路。他的小說，沒有教義的說教，沒有理念的影子，他熱衷的是生活的故事，是食人間煙火的人，即使《貓城記》這類作品，仍然是想象力生活觀察力的另外一種形式的結合，而非其他。讀他的作品，看他的舉止，我們看不到多少與許地山相似的影子。
於是，友誼繼續著，但教堂的歌聲在各自心中的迴響已然不同。
我所關注的那些中國文人，在20世紀初陸續走進基督教教會學校，或者以各種途徑開始陸續接觸基督教，他們的精神、性格、知識、修養等等，就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完成。這個世紀的實際狀況，決定著他們不會與他們的前輩相同，也不會與他們的後代相同，在與基督教的關係上，他們是特殊的一代。
同時，他們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況，不同的性格，又使他們彼此之間各有差異，歷史與文化的豐富與複雜，就在這樣一些差異中表現出來。一切因宗教而發生，卻又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得以碰撞，一代文人（從年齡上說也許分屬兩代人）也得以形成，他們的存在，有時讓歷史現象顯得撲朔迷離，有時卻又讓歷史變得更有意味。——李輝
（許地山）
在諸多文人之中，基督徒許地山的身影最為突出。他的行止，他的宗教造詣，使他既不容易為人忘記，又使他讓人感到他顯得多少有些寂寞和孤獨，彷彿只有他一個人真正在擁抱耶穌基督。
1941年許地山在香港逝世，一位與他相熟的牧師撰文紀念他。這位牧師當然是將他視為一個基督教徒而予以頌揚，這證明了許地山與基督教的特殊關係。
牧師說：“他斌性和藹，對物、對事、對人，不輕易下批評，惟對於基督教，則多所創例，他似乎不滿於現代教會固執的教義，和傳統的儀文。他要自由，他是純粹民主性。他以為基督教育由希臘哲學借來的‘原質觀念’的神學思想，是走不通的。……固許先生眼中的歷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復活’‘預言應驗’等說，而發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現的神格，更使人興起無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譬如耶穌說‘你罪赦了’，馬上便使受者良心快慰，如釋重負，這種奇事和能力，固較‘水變為酒’‘履海不沉’‘化少為多’的能力更大，更奇蹟了。”
對於這位牧師的概括是否準確，我無從瞭解。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許地山在生命的最後一些日子裡，常常去這位牧師的教堂聽佈道，和牧師探討基督教。牧師的話，可以看作對一個基督教徒的由衷敬仰。
在我看來，和別的曾經受過基督教的影響的文人相比，大概只有這個人最有資格稱得上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這不在於他早在十來歲時，就在家鄉福建受到洗禮成了教徒，也不在於他在燕京大學神學院系統地接受和研究過基督教，而在於他和別人不同，他常常感到一種責任（或者可以說是一種使命感），這就是修正、豐富和傳播他所信奉的宗教。
現代文人中，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次次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對基督教的理解，並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探索生命的形式。
一篇短短的《落花生》，似乎是在用簡潔的文字，描述童年生活片段，借父親之口頌揚一種踏實質樸的生活態度，然而，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種牧師佈道式的寓言。
讀它，語氣平緩、言簡意賅的風格，讓人想到《聖經》。
“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它才知道。”他難道僅僅是在說明一個生活道理？顯然不是。
正是在皈依基督教、迷戀宗教比較研究的時候，他寫出了這些文字。是否在告訴人們他所經歷的故事？是否期待著人們如他一樣，去接近那棵“落花生”？雖然他也寫過一些貫穿著佛教思想的作品，但那是他對宗教研究的一個補充方式，而基督教對於他無疑是最為主要最為持久的。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許地山，他選擇了“落華生”這樣一個筆名。成為作家，寫小說等等，肯定不是他的目的，和文學相比，他顯然更偏愛宗教。
他願意自己就是一棵“落花生”，他希望人們通過他的筆，瞭解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也許存在於現實之中，也許完全出自精神的描述。
因此，讀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的並非是現實的刺激，而是顯而易見的說教意味，並隨時可以觸摸到一種浪漫情調。他的人物，徘徊於現實背景和理念之間，有時你彷彿感受到他們的體溫、氣息，但忽然又虛無縹緲，閃動在一個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裡面。
這裡，我想到了老舍。1921年，老舍和許地山一同在北京參加一位牧師組織的“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第二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禮。
（青年時期的老舍）
不能忽略許地山對老舍的影響，因為早在這之前，許地山就受過了洗禮，並在燕京大學任教，可以說是一個頗有造詣的教徒。
而他們相識時，老舍還沒有密切接觸過基督教，二十三歲的老舍，在基督教堂夜校裡學習英語之後，才開始成為一名基督教徒。一個成熟的青年選擇自己的信仰，顯然是受到不同方面的綜合影響才能如此。
這裡，教義、牧師、教友等的作用，都不可忽視，而許地山就在其中。這時，他們有機會一同吟誦《聖經》，一同以青年的熱情聆聽那教堂的歌聲。
這段經歷對於老舍來說並不算短，其間他也做過許多與教會有關的重要事情，譬如擔任缸瓦市基督教會主日學主任，起草該教會的《現行規約》，翻譯牧師的作品，宣講《聖經》。
但是，老舍從來沒有離開他所生活的空間，從來沒有像許地山那樣敢於教義的思索，更沒有那種濃烈的宗教情懷。他最感興趣的，依然還是衚衕裡每日變化著的人與事，他的腳，並不是踏著聖歌前行，更多的時候，也許是徘徊於市井的叫賣聲，或者廟會上的喧鬧、衚衕裡的瑣碎之間。
這可能是決定性的區別。於是，同是教徒的老舍和許地山，在某一時期有著相似之處，但當生活一日日過去，小說家的老舍和小說家的許地山，自然而然顯出了不同。
老舍開始文學創作仍然與許地山有關。1924年他們差不多同時抵達英國，還一起住過一段時間。正是受到已經成為作家的許地山的鼓勵，老舍開始了小說創作，並經許地山介紹向國內投稿，還參加“文學研究會”。
但老舍從一開始，就走著和許地山完全不一樣的路。他的小說，沒有教義的說教，沒有理念的影子，他熱衷的是生活的故事，是食人間煙火的人，即使《貓城記》這類作品，仍然是想象力生活觀察力的另外一種形式的結合，而非其他。讀他的作品，看他的舉止，我們看不到多少與許地山相似的影子。
於是，友誼繼續著，但教堂的歌聲在各自心中的迴響已然不同。
長老會牧師的兒子林語堂也聆聽著教堂的歌聲。
他比誰都有資格、都有可能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一降生，就生活在宗教的搖籃裡，他的啼哭，伴隨著教堂唱詩班的歌聲。
他回憶，他的家就安在教堂裡，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住在樓上。父親是一個熱心、善良的基督徒，從小就留給他深刻的、美好的印象，而傳教士們在他的眼裡，也與一些人的看法不同，並非凶煞魔鬼，卻是可親可敬的“洋人”。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童年時他便入了教，隨後，他進了教會學校，在當時中國最為著名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完成學業。這是一個標準的教徒成長過程。
他也的確一時間熱衷於父親獻身的事業，並願意將自己獻身基督。他覺得自己有很深的宗教體驗。他不能設想有一個無神的世界，甚至覺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人類、整個宇宙就將毀滅。
然而，林語堂最終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許地山。可以說，即使有著如此便利的環境與條件，他也從來沒有沉溺於所謂的教義、神學之中。
相反，正是那些神奇傳說、繁瑣條文，乃至禮儀，讓他感到困惑，感到厭倦。在神學院裡，愈是研究神學，他的神學信念愈是減少。
林語堂記述過這樣一件往事。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他自動負責一個星期日聖經班，但種種聖誕故事、神學條文愈來愈讓他感到荒誕而不可信，多年來形成的宗教信念令他苦惱。這時，他和一個同事有了這樣一次交談：
“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
“為什麼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
林語堂說，當年就是這樣一句答語，“驟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後的一線關係剪斷了”。
這顯然是一種誇張表述，因為許多年後，晚年的他在50年代又宣佈最終皈依基督教，認為經過一生的追尋，他才發現基督教符合自己的理想。他說這樣做他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不過，我寧願將這看作一個老人疲乏的心靈找到一處歇息地，而非真正的宗教意識與追求。
摘自《舊夢重溫時》李輝 著，九州出版社
所謂舊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們不能忘卻的噩夢。
書中所寫的這些人物，從胡風、馮雪峰、巴金、蕭乾、趙樹理，到丁聰、吳冠中、王世襄、黃苗子、鬱風等，個別人在大時代中被吞噬，大部分則樂觀、堅韌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過來，從而他們才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創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