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唯物史觀之後，他們就運用這一學說去說明宗教問題。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石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論構成，主要包括宗教的本質、宗教的社會作用、宗教產生演變的歷史規律、宗教的意識形態特質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策略，等等。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中，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內容比較豐富，理論上也比較系統。相比之下，他們對歷史宗教學的研究卻相對薄弱。宗教史學已成為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一個“弱項”。恩格斯晚年已經十分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1890年8月5日，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特別強調指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點成績。”
因此，為增強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歷史感”，改變宗教史學的研究空白，恩格斯晚年在一系列著作中，如《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啟示錄》（1883年）、《費爾巴哈論》（1886年）、《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1892年）、《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1894年），等等，對宗教，特別是早期基督教歷史起源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從而拓寬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歷史內涵，使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具有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
一、德國的聖經批判和鮑威爾的原始基督教觀
1882年4月13日，布魯諾•鮑威爾在柏林逝世。恩格斯為此撰寫了《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這篇悼念文章，對鮑威爾的宗教研究，尤其是在早期基督教歷史研究方面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恩格斯認為，在鮑威爾的全部思想和學術活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早期基督教歷史所做的富有價值的研究。他的著作曾在無數德國知識分子中引起巨大的興趣。但多年來，他幾乎已被人們遺忘，只是偶爾作為“文壇怪人”還吸引著公眾的注意。官方的神學家公然剽竊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卻一直默然不提他的名子。這對於曾經在德國思想界產生較大影響的鮑威爾來說顯然是不公正的。恩格斯明確指出，與官方的神學家和歷史學家相比，鮑威爾“比所有這些人更有價值，而且在一個我們社會主義者也關切的問題上，即在基督教歷史起源問題上，他比所有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為了說明鮑威爾研究早期基督教歷史的思想背景，恩格斯首先對德國的聖經批判進行了歷史的回顧。
恩格斯指出，從中世紀的自由思想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普遍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都是騙子手的捏造。但是，自從黑格爾向哲學提出了以理性說明歷史發展的任務之後，上述觀點便再也不能令人滿意了。繼黑格爾之後，德國的聖經批判按照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方向是杜賓根學派；另一個方向，只有一個代表人物，即布魯諾•鮑威爾。
所謂“聖經批判”，就是超越傳統“解經學”的重重限制而對《聖經》進行“不帶先決條件”的考證研究。
自從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取得國教統治地位之後，《聖經》在歐洲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一直是最高權威。聖經詞句在法庭中具有法律的效力。這種神聖權威在歐洲中世紀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對天主教會進行了猛烈的衝擊，卻始終把《聖經》作為最神聖的權威來標榜，提出“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的權威”的口號。在德國，從虔誠派運動興起後，這一口號更加突出。到了19世紀初葉，公開對《聖經》進行分析批判依然是極為罕見的事情。
1833年，德國詩人亨利希•海涅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中指出，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從對宗教的批判開始的，“因為在德國目前還需要消解宗教的勢力。……也就是說基督教和舊政權結成了不可分解的同盟。只要基督教對人民群眾還發生影響，那麼舊政權就不可能被打碎”。海涅這一看法，道明瞭19世紀初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出發點和鬥爭的意識形態特質。
當時的德國資產階級，在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早已奪取政權多年之後，才剛剛從政治的冬眠狀態甦醒過來。它雖然在哲學和文學領域贏得了充分的榮譽，卻從來沒有像英國資產階級那樣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像法國資產階級那樣敢用鐵拳利刃進行戰鬥的政治激情。這既是它光榮，也是它的不幸。由於這個特點，使它在社會革命道路上同英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英國，革命首先發軔於經濟領域；在法國，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則主要表現為政治革命。而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沿著一條“純粹”意識形態的路線進行。換言之，革命的內容首先被賦予了意識形態的形式。當時的德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有實踐意義的，只有宗教和政治。政治既然是一個荊棘叢生的領域，所以主要鬥爭就轉為反宗教的鬥爭。於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第一次衝突便是以宗教為發端。
1835年，大衛•施特勞斯《耶穌傳》的出版，揭開了“聖經批判”的序幕。這部長達1500頁的輝煌鉅著，以其對史料的詳盡佔有，使早期基督教的歷史和神學教條，突然成為可以自由批判的對象，從而使一門新的學科——“從歷史學和語言學的角度批判聖經”（恩格斯語）的學科出現了。施特勞斯強調，他這部書的宗旨是要以新的、更科學的基督教起源理論代替以往陳舊而不能自圓其說的神學教條。他指出：“人和一切屬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歷史地發展起來的。”施特勞斯根據這種觀點，在《耶穌傳》中首次提出了“福音”神話的思想。他宣稱，基督教是一種歷史現象，耶穌是歷史上的人而不是神；《聖經》中有關耶穌種種超自然神蹟的描述，不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只不過是人為編撰的神話故事，是早期基督教團體無意識的產物。這樣一來，就使從文藝復興以來許多啟蒙思想家對基督教的批判，不再囿於哲學家的主觀推理，而是歷史學家詳盡考證得來的實證結論。恩格斯認為，杜賓根學派在對《聖經》的批判研究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個神學派別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恩格斯同時指出，這一派別一方面批判福音史中的矛盾和歷史謬誤，但另一方面又把《聖經》中許多神蹟作為歷史事實肯定下來，“這就非常清楚地顯示出它的神學家學派的性質。”儘管如此，就當時德國的情況來說，對《聖經》所進行的批判，無論是理論上的勇氣還是批判本身所帶來的社會影響，都有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基督教國家，施特勞斯用哲學批判的方式評判基督教，使《聖經》的權威受到破壞，為德國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打開缺口，在思想理論上對德國資產階級革命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德國的聖經批判另一個發展方向是由鮑威爾開創的。與施特勞斯不同，鮑威爾對神學和福音史的批判，不僅懷疑神的存在，而且直接否定了福音故事的歷史可靠性和耶穌其人的真實存在。在他看來，以往的宗教批判只是指出宗教觀念的缺陷，是形式和方法的批判。而現在的批判則是應該證明任何宗教都是荒謬的，是內容的批判。因此，鮑威爾把主要精力放在否定宗教本身。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鮑威爾把德國聖經批判運動引向深入的歷史功績：“按照施特勞斯含糊的神話論，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書的記述當作歷史的記述，鮑威爾徹底揭露了這種理論的非科學性。既然福音書的全部內容，幾乎絕對沒有一件事情是歷史事實，那就可以說明連耶穌基督在歷史上是否實有其人也成問題，這樣，鮑威爾就掃清了解決下述問題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種體系的那些觀念和思想，是從那裡來的，而且是怎樣取得世界統治地位的。”可見，鮑威爾不僅把聖經批判向更加徹底的方向推進，而且還進一步為解決基督教形成問題掃清了前進的路障。
鮑威爾對早期基督教歷史的研究早在1836年他創辦的《思辨神學雜誌》就開始了。1838年，他在《啟示的歷史批判》一書的導言裡，已經論及了基督教同猶太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的關係，並明確指出對後三種文化的糅合與吸納促成基督教教義的形成。1840年，鮑威爾出版了《約翰福音史批判》，1841年至1842年又出版了《對福音和約翰福音史批判》。鮑威爾這項研究工作前後進行了幾十年沒有間斷，直到1874年發表的《斐洛、施特勞斯、勒南與原始基督教》及1877年發表的《基督與羅馬帝國•基督教起源於羅馬的希臘文化》還在做這項工作。因此，恩格斯認為鮑威爾傾注畢生心血於早基督教問題的研究。
恩格斯認為，鮑威爾在早期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主要功績，不僅在於他對福音書和使徒書給予無情的批判，而且還在於他第一個認真研究了使基督教成為世界宗教的道路。在鮑威爾以前，傳統的看法認為基督教是從猶太教派生出來的，而且已經具有了完備的形態，即從巴勒斯坦出發就帶著基本上已經確定的教義和倫理思想來征服世界。但是，這種說法從鮑威爾起再也站住腳了。鮑威爾認為，斐洛學派和希臘羅馬通俗哲學——柏拉圖學派，尤其是斯多葛學派哲學是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構成要素，這些思想觀念對在君士坦丁時代成為國教的基督教以巨大的影響。恩格斯認為鮑威爾從兩個方面釐清了早期基督教發生、發展的基本脈絡：一方面是東西方思想的糅合，這些經過東西方文化相互滲透的觀點和學說最初在社會底層的窮人中傳播；另一方面是羅馬帝國的扶持，基督教最終得到羅馬官方的垂青。經過鮑威爾這樣的研究，整個基督教的基本輪廓已經形成，“他基本上證明了基督教不是從外面、從猶太輸入而強加給羅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為世界宗教時的狀況而言——是這個世界最道地的產物。”
恩格斯在闡明鮑威爾研究早期基督教歷史方面的功績的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鮑威爾的缺陷：其一，鮑威爾為了說明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對基督教形成的影響，為了確定新約作者抄襲斐洛和塞涅卡的學說，硬是把基督教產生的時間推遲了半個世紀。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反映出鮑威爾對歷史事實的主觀隨意性；其二，鮑威爾把研究“福音史”的重點放在“思想與觀念”的發展上，即尋找基督教的產生同希臘、羅馬哲學思想發展的關係，至於基督教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卻全然不在他的視野之中；其三，鮑威爾認為基督教的誕生地不是加利利（在巴勒斯坦北部）和耶路撒冷，而是亞里山大里亞和羅馬，恩格斯認為這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
恩格斯最後總結道，關於基督教取得勝利和世界統治地位的原因，鮑威爾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但是這位德國哲學家的唯心主義妨礙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觀察和精確的說明。往往在緊要關頭，不得不用空話來代替事實。所以，我們與其逐條研討鮑威爾的見解，倒不如談談我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的根據，不僅有鮑威爾的著作，而且還有自己的獨立研究。”
因此，對早期基督教歷史的起源問題，恩格斯在分析了鮑威爾的成就與缺陷之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系統闡明瞭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獨到見解。
二、基督教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精神氛圍
基督教誕生之際，地中海沿岸各國已處於羅馬帝國統治下。公元前30年，奧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征服了希臘化世界的最後一個國家——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後，逐步突破了城邦體制狹小的範圍，將地中海世界統一於嚴厲的法制體系和政治秩序之中，羅馬帝國從此步入鼎盛時期。古羅馬著名歷史學家阿庇安在他的《羅馬史》一書中生動地描述道：“羅馬帝國的疆域從日落處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和幼發拉底河，通過埃及上大埃塞俄比亞和通過阿拉伯遠達東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東至太陽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陽神降臨的海洋；同時他們統治了所有地中海島嶼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顛。”
羅馬帝國之所以相當成功地統治不同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建立了統一的羅馬法律和強有力的政治秩序。恩格斯指出：“羅馬的佔領，在所有被徵的國家，首先直接破壞了過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間接破壞了舊有的社會生活條件。”這種破壞作用主要通過三種方法來實現：第一，以羅馬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單間區別，代替了從前的等級劃分（奴隸制度除外）；第二，在經濟上以國家的名義對社會各階層實行嚴厲的稅收制度，這種以充實國庫而日益煩苛的賦稅，對舊有的社會性生活的破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第三，在法律上到處都由羅馬法官根據羅馬法進行判決，從而使各民族、各地方的法律都被宣佈無效，羅馬法成為帝國規範社會秩序的唯一準則。在恩格斯看來，這三種手段對過去城邦和氏族公社傳統的社會生活條件產生了蕩平一切的作用。在奧古斯都之後200餘年的帝政時代，羅馬政權超越了狹隘的政治框架，創立了一個將地中海世界的不同民族合為一體的世界國家，克服了城邦意識的侷限性，建立了一種在整個帝國範圍內通用的法律和公民制度，即“萬民法”。羅馬統治者逐漸消除了羅馬公民與拉丁公民、外邦公民之間的種族差別，淡化了狹隘的民族情結，在客觀上逐步孕育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意識，即“世界主義”，而正是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主義”，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文化背景。
疆土統一和政治統一在帝國意識形態上也必然呼喚精神文化上的統一。羅馬帝國對地中海沿岸各國、部落和民族的征服，不僅直接破壞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方式，同時也破壞了他們傳統的精神生活方式。“羅馬帝國在消滅各民族政治和社會獨特性的同時，也消滅了他們獨特的宗教。”根據這一思想，恩格斯進一步闡述了古代宗教的消亡和基督教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古代社會的一切宗教都是自發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們在各民族自身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中產生和演變，一旦宗教存在的這些社會基礎遭到破壞，長期沿襲的社會形式、政治結構和民族獨立一旦遭到毀滅，與之相應的宗教必然趨於崩潰。原來各個民族只承認和供奉本民族的神，隨著羅馬帝國對地中海沿岸的征服，在帝國內形成了民族雜居的局面，不同民族的宗教同時並存，相互滲透、相互排斥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強大的帝國面前，人們不僅承認其他民族神的存在，而且認為那些強大的民族，他們的神也是強大的，也是值得崇拜的。於是人們不僅供奉本民族的神，而且還供奉其他民族的神。羅統治者把被征服的各民族神祗都置於羅馬神廟之中，從屬於羅馬的大神，讓各民族的宗教為鞏固羅馬帝國的統治服務。這種多元宗教共生並存的發展趨勢，為世界宗教的產生提供了政治與信仰上的雙重需要。
一種世界宗教的出現，除了充分的社會政治條件外，與其相適應的精神狀態和社會心理氣氛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進一步詳盡分析了基督教產生的精神氛圍和社會階層思想情緒的普遍特徵。
羅馬的武力征服雖然使帝國的疆土得到擴展，但專制的統治又使帝國內部孕育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不堪忍受專制統治的奴隸和被征服民族，掀起了連綿不斷的起義的民族獨立鬥爭。這些鬥爭雖然在一定程式度上打擊了羅馬帝國的獨裁統治，但是，帝國強大的軍事鎮壓和政治專制所產生的蕩平一切的作用，使所有的反抗鬥爭都歸於失敗。被征服民族不得不把憤怒和絕望埋在心裡。與這種普遍無權地位和無力改善現狀的絕望境地相適應，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頹廢。從自由民到奴隸，包括那個時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大部分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懷有強烈的憤怒，現狀不堪忍受，沒有任何出路，悲觀絕望，甚至從最下流的肉體滿足中尋求暫時的解脫。既然對物質上解放感到絕望，就必然追尋精神上的慰藉來代替。而在當時能夠提供這種精神慰藉的既不是斯多葛派，也不是伊壁鳩魯派，這種慰藉是不能以哲學的形式出現的，因為哲學是不能滿足普通民眾的精神需求，更何況這兩個學派門徒放蕩的生活方式，把他們的學說搞得聲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學，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在當時情況下，出路只能從宗教領域內尋找。
從當時羅馬帝國傳播的幾種宗教來看，無論是東方盛行宗教戒律還是猶太人的民族宗教，無論是希臘的“眾神世界”還是羅馬的萬神殿，都不能成為被壓迫生靈的普遍慰藉。東方宗教在儀式上的煩瑣性，猶太教在觀念上的狹隘性，使它們不可能在不同階層、不同民族的內心中喚起信仰的共鳴。而古希臘羅馬的“眾神世界”，其神話傳說遍佈地中海沿岸，並對歐洲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它浪漫主義精神卻不能滿足廣大被壓迫生靈宗教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出現了，它沒有民族間相互排斥的儀式，沒有古代宗教特有煩瑣祭祀，它在觀念和儀式上毫無差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它認真思考了彼岸世界的報償和懲罰，在信仰世界為人們構設了天國和地獄兩種境界，找到了一條把受苦受難的人從苦難的塵世引入永恆天堂的出路。基督教正是在彼岸世界裡，為人們渴求擺脫苦難世界獲取內心得救，提供了人人易解的方式。因此，正是在人們抱怨時代墮落、物質貧困和和道德淪亡的時候，正是在經濟、政治、道德和信仰的全面解體的境況下，“基督教撥動的琴絃，必然會在無數人的心胸中喚起共鳴”。
三、原始基督教的特徵和性質
恩格斯對早期基督教歷史起源的研究，始終關注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基督教的初期形態。在恩格斯看來，釐清這個問題，不僅有助於理解基督教世界化的過程和成因，而且對於把握原始基督教的性質，闡明早期基督教與“現代社會主義”的同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原始基督教在教義上處於萌芽狀態，尚不具備完備的理論形態，最初基督徒的階級構成是以社會下層民眾為主體；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性質更多是以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是一種近現代意義上帶有政治性質的革命運動。這是恩格斯對基督教初期形態勾畫出的一個基本輪廓。
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同尼西亞宗教會議時期的基督教有很大的不同。公元325年尼西亞宗教會議是第一次基督教會世界性主教會議。會議通過了一切基督教必須遵守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信條，制定了教會法規，加強了主教權力，為基督教的世界化發展提供了組織上和理論上的準備。尼西亞宗教會議是一個重要標誌，在此之前的原始基督教，如《約翰啟示錄》所記載的，不但沒有神聖的三位一體，而且也沒有因信稱義和原罪之說，更沒有記述基督教的禮儀系統，至於洗禮和聖餐禮，啟示錄的作者同樣一無所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還不曾有自我意識的基督教，同後來的尼西亞宗教會議上用教條固定下來的那種世界宗教，是有天淵之別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從後者很難認出前者。它既沒有後世基督教的教義，也沒有後世基督教的倫理。”
儘管如此，恩格斯依然認識到，這種尚處在萌芽狀態的基督教，已經孕育著之後成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根據《約翰啟示錄》的記載，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後復活，他作為為世界贖罪而獻身的“羔羊”，各民族的信徒都因此在神面獲得解脫。原始基督教這種贖罪觀念，蘊含著普遍的世界意義。恩格斯強調指出，從這裡我們看到了早期基督教後來得以發展成世界宗教的那種根本觀念。原始基督教在廣大信徒中傳播著這樣一種信念，即任何時代、任何人的罪惡，都可以通過一箇中間人的一次偉大犧牲而永久贖掉。這樣一來，古代宗教中的許多煩瑣禮儀也就失去了普遍意義，而擺脫這些妨礙或禁止與異教徒交往的禮儀，則是世界宗教必備的重要條件。
關於原始基督教的性質，恩格斯認為，原始基督教蘊含著革命因素，這種革命性集中體現在它的信奉者“主要是來自屬於人民最下層的‘受苦受難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也把早期基督教稱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除此之外，恩格斯並沒有賦予原始基督教更多政治含義，更沒有把它看作是近、現代意義上帶有政治性質的革命運動。在恩格斯看來，原始基督教首先是一種宗教，雖然它在教義、禮儀、組織方面尚不完備，但卻已經具備了成為世界宗教的一切可能性和現實條件。它“代表著宗教發展的嶄新階段，即行將成為人類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階段。”毫無疑問，原始基督教的“最革命因素”主要體現在宗教意義層面，而且往往是以宗教的方式表現出來。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在他不同的論著都有明確一致的表述。《反杜林論》中寫道：“基督教只承認一切人的一種平等，即原罪的平等，這同它曾經作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是完全適合的。”很顯然，原始基督教作為“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在這裡是同它主張的原罪平等教義直接聯繫的。“被壓迫者的宗教”，是被壓迫心靈對無情世界的一種嘆息和抗議，這種嘆息和抗議常常借肋宗教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旦脫離了這種方式，也就無所謂“被壓迫者的宗教”的存在。同樣的思想在《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一文中也有明晰的表述。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面對羅馬帝國的強權統治，被壓迫者對苦難世界的任何抗爭都是徒勞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彼岸世界的永恆天堂。
不僅如此，恩格斯還通過對原始基督教與“現代社會主義”的同異對比研究，進一步闡明瞭原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質性區別。
恩格斯認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徵是，第一，成員大都有是被羅馬帝國征服的弱小民族的下層民眾；第二，依然保持著濃厚的民族特色；第三，神學、禮儀、組織尚未不繫統；第四，具有強烈的反民族壓迫和社會壓迫的反抗意識；第五，常過集體宗教生活，注重虔誠、勤儉、和善、誠信，認為世人皆兄弟姐妹。原始基督教的這些特點使它同現代社會主義運動有許多可比性：這兩場偉大的運動都不是領袖和先知們創造，而是群眾運動；這兩場運動都是受苦的被壓迫者的運動，他們的成員都被當權者剝奪了應有的權利，受到排擠和迫害；二者都堅信不久的將來會從奴役和貧困中解放出來，為自由解放鬥爭開闢前進的道路。恩格斯甚至還引用了法國曆史學家勒南的話：“如果你想知道最初的基督教共同體是怎樣的面貌，只要去看一看國際工人協會的當地支部就可以了。”
儘管二者有許多相近之處，但是本質上的區別也是非常明顯的：基督教的幸福樂園是人們死後的彼岸世界，而社會主義運動追求則是現實的解放與幸福。正是在這一點上，集中表現出社會主義運動與早期基督教的原則區別。恩格斯寫道：“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解脫奴役和貧困；基督教是在死後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尋求這種解脫，而社會主義則是在這個世界裡，在社會改造中尋求這種解脫。”
原始基督教作為特定時期“被壓迫者的宗教”，由於它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信仰中所包含的某些具有革命因素的教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必然表現出宗教意義上革命性和反對羅馬帝國強權統治的政治意義，它在教義上主張平等、鄙視富人、預言“千年王國”，體現了對統治者的憎惡和對理想社會的嚮往，這是宗教信仰所包含的革命因素的體現和流露。但是，這種“革命因素”把希望寄託在彼岸世界，具有明顯的“空想”和“虛幻”色彩，這說明它是一種宗教信仰，而不是一種變革現實社會的政治理念。這同社會主義爭取現實解放鬥爭有著本質的不同，二者的世界觀性質和社會職能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因此，那種把耶穌描寫成革命領袖，把原始基督教描繪成是一種社會革命運動，把初期教會說成是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的觀點（卡爾•考茨基在其1908年出版的《基督教之基礎》一書中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把宗教問題政治化的傾向，顯然是不符合恩格斯關於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四、基督教世界化的成因
關於基督教取得勝利和世界統治地位的原因，是恩格斯晚年研究早期基督教歷史起源的一箇中心問題，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回答，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的。
第一，羅馬帝國摧毀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為基督教的產生和世界化的發展奠定了社會歷史基礎。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各國，摧毀了舊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條件，促使各民族宗教趨勢於沒落。“羅馬帝國在消滅各民族政治和社會獨特性的同時，也消滅了他們獨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發的部落宗教和後來的民族宗教，它們從各民族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中產生，並和它們一起生長。宗教的這些基礎一旦遭到破壞，沿襲的社會形式、繼承的政治結構和民族獨立一旦遭受到毀滅，那末與之相適應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潰。”舊世界的解體和強大帝國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意識和狹隘的民族界限，在客觀上孕育著一種“普世意識”的誕生，這就為基督教的產生和世界化的發展奠定了社會歷史基礎。所以恩格斯說，基督教是從“舊世界解體過程所解放出來的……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這一解體過程（因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產物）從而得以保存下來並不斷成長起來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則只不過是短命蜉蝣而已”。
第二，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頹廢的社會心理，為基督教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一種理想的宗教氛圍。羅馬政權的荒淫殘暴，橫徵暴斂，不但廣大奴隸處於痛苦不堪的狀態，連城市平民亦處於日益窮困潦倒的境地。現實的苦難不堪忍受，反抗鬥爭又無濟於事，塵世生活沒有一點樂趣，沒有一點希望，人們甚至從最下流的肉體滿足中尋求暫時的解脫。一切都糟透了，這一代人無望，下一代也無力脫離苦海。悲觀絕望，消極厭世，意志消沉，精神頹廢，成為瀰漫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這就為基督教的傳播和流行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宗教氛圍。與此同時，原始基督教的罪孽意識和贖罪觀念，為那些渴求擺脫苦難世界而獲得靈魂得救的人，提供了一個人人易解的信仰方式。
第三，原始基督教在信仰上的世界性特質，是它戰勝猶太教和其他民族宗教、發展成為世界宗教的內在原因。這種世界性特質主要體現在：其一，基督教繼承猶太教的一神論觀念，卻打破猶太教狹隘的民族意識。基督教不分種族、不分民族、不分貴濺，倡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人類信仰理念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民族的狹隘性，消除上帝“選民”的民族界限，創造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世界神”的原型；其二，基督教倡導一種普世的平等思想，首次提出在宗教信仰上人人平等的原則。在這一原則之下，一貫高居於各民族之上的羅馬公民的特權被取消了，帝國內所有的民族，不論出身和種族，在宗教信仰上第一次取得平等權利。基督教所以能在羅馬社會迅速傳播和發展，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毫無差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個可行的世界宗教。猶太教及其新的萬能的神，原也有成為世界宗教的趨勢。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禮的人中，依然保持著貴族身分。連基督教也必須先打破關於猶太人基督徒的優越地位的觀念（這種觀念在所謂約翰啟示錄中早已有了），才能變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其三，基督教擯棄了古代宗教的糟粕，簡化了宗教儀式，使人們的信仰方式日益走上規範化的道路。基督教由一神論取代多神崇拜，是人類思維超越有限存在對宇宙無限整體的抽象把握，是人類理性思維能力提高在宗教信仰對象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在宗教信仰方式上，基督教用耶穌的一次性贖罪結束了獻祭時代，用內心祈禱代替了落後的巫術，使宗教活動趨向規範，從而使基督教在信仰方式上更具備普世的意義。
第四，廣泛吸收和繼承古典文化的思想養料，對基督教世界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種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用皇帝的敕令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人神學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葛派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恩格斯這一論斷，不僅肯定古代思想材料對基督教建立系統神學教義的重要意義，而且具體指明瞭基督教至少從三個方面吸收了古典文化的思想養料。其一，東方宗教。羅馬帝國對世界的征服，使古代埃及、敘利亞及小亞細亞等地流行的宗教思想在羅馬帝國時期開始傳播。這些宗教在信仰理念上具有救世性質，注重宗教儀式，宣揚死後復活、升入天堂等觀念。早期基督教教義的發展，從東方宗教中吸納了許多相關的思想。《新約》中的許多故事，如聖靈降孕於貞女生下耶穌，耶穌種種神蹟以及受難復活、靈魂不死等，實際上是東方宗教思想的翻版。甚至連基督教的節日（如聖誕、受難、復活和禮拜等）都是對地中海地區古老宗教習俗的因襲。其二，猶太教教義。基督教直接繼承了猶太教的許多重要觀念，如“一神論”、“救世主”、“先知”、“啟示”、“摩西十戒”等，這些觀念直接成為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內容。此外，基督教還繼承了猶太教的全部經典，將之作為《聖經》中的《舊約》部分，將安息日演變為“禮拜日”，將逾越節演變為“復活節”，並承襲了猶太教的教會組織形式及其祈禱、唱詩、讀經、講道等禮拜儀式。其三，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從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希臘哲學。基督教只有藉助古典哲學，才能形成系統的神學教義，才能贏得羅馬官方的承認。因為希臘哲學是古典文化的基礎，它不僅在有教養的羅馬人當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而且庸俗化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葛派哲學，在羅馬社會廣泛流傳。正如恩格斯所說：“斐洛的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希臘羅馬庸俗哲學——柏拉圖派的，特別是斯多葛派的——給予在君士坦丁時代成為國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響。”在基督教興起時，希臘哲學已經表現出大眾化、庸俗化的趨勢。斯多葛派的禁慾主義和神祕主義色彩，使哲學宗教化趨向更加明顯。而真正把希臘哲學引入宗教教義的關鍵性人物是斐洛（約公元前25年—公元40年）和塞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斐洛本人並不是一個基督徒，相反，他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猶太教徒。他把柏拉圖哲學的“超然理念”解釋為上帝創造萬物的原型觀念，把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理解為神人中介，是可以下凡人間幫助人們獲得解脫的上帝之子。斐洛這些思想後來成為基督教關於“上帝創造萬物”和“救世主”教義的基礎。塞涅卡則宣揚宗教神祕主義和禁慾主義，主張拋棄人生各種樂趣，虔誠信仰，對現實生活採取恬淡寡欲的態度。這種禁慾主義思想後來成為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則之一。
第五，羅馬政權的扶植，使基督教的世界化發展由可能變為現實。基督教在羅帝國最終取得勝利，除羅馬帝國的社會條件、宗教氣氛和精神狀態等相適應的社會條件外，帝國政權的政治需要，是基督教實現世界化的現實基礎。羅馬政權對待基督教的政策經歷了從殘酷鎮壓到大力扶持的過程。從公元2世紀起，羅馬帝國不斷為內憂外患所困擾，而當時的基督教已經遍佈羅馬世界，擁有大量的信仰群眾。羅馬政權最先採取高壓政策，但經過200多年的殘酷鎮壓，基督教不但沒有被消滅，而且越來越強大。君士坦丁時期，羅馬政權對基督教的政策由一味鎮壓轉向積極扶持。當時羅馬政權執政難題之一，就是如何建立與政體相適應的思想信仰上的統一。既然基督教的發展已經具備這樣影響和勢力，那麼在政策上積極扶持基督教的發展，使其成為帝國控制社會的精神支柱，就成為羅馬統治者鞏固政權的必然選擇。正如恩格斯所說：“這種企圖清楚地表現了拿一種世界宗教來充實世界帝國的需要。”
公元313年君坦丁頒佈了著名的《米蘭敕令》，公開宣佈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合法地位。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親自召開約有300名主教參加的尼西亞宗教會議，為基督教制定了統一的信條和教會法規。公元341年和公元346年，羅馬政權又先後發佈敕令禁止一切異教崇拜和祭祀，並強行關閉所有異教神廟。公元375年羅馬當局下令禁止向羅馬神廟獻祭，並宣佈帝國皇帝從此不再充當神廟的“至高祭司”。這樣一來，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地開始確立。公元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公佈法律，禁止任何場所向異教神祗獻祭，同時規定基督教為惟一合法的宗教。因此，這一年被史學界看作是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開始。從此以後，基督教結束了幾百年備受迫害的歷史，獲取羅馬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並從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宗教發展成為影響深遠的世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