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改變得太慢了。”
2016年，賈樟柯說，他開始對知識精英無止境的內耗感到疲倦。
那年底，他離開北京，回到故鄉汾陽。他希望這樣的距離能夠讓自己獲得認識這個世界新的維度。
這種改變不僅在“更新”一個藝術家的創造力，同時也在重塑一個知識分子的行動力。賈樟柯不再僅僅滿足於用“電影”的視角觀察這個時代，他選擇躍入其中，成為被自己觀察的一部分。
2017年，由賈樟柯發起的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開幕。
2019年，首屆呂梁文學季在汾陽啟航。作家莫言、餘華、蘇童等齊聚賈家莊。
與此同時，賈家莊作家村、賈樟柯藝術中心、種子影院揭幕。
賈樟柯宣佈，最新電影《一個村莊的文學》開機。
“快50歲了，回到故鄉，我把電影和文學帶回來。”他說。
北青藝評：還挺好奇你會怎麼去拍《一個村莊的文學》的。
賈樟柯：《一個村莊的文學》我覺得它既是一個蓄謀已久的電影又是一個意外。為什麼說蓄謀已久呢？我大概是在2005至2006年開始連續地拍了兩個關於藝術家的作品紀錄片，一個是關於劉小東的《東》，一個是關於服裝設計師馬可的《無用》。其實我原來對藝術家不感興趣，我對拍藝術家也不感興趣。但是我逐漸發現一個問題，如果我把藝術家當作是一個知識群體的話，他們對於時代做出的回答、迴應，其實有非常多精彩的東西。但是這些精彩的東西，因為人們已經不愛聽他們說話了而變成越來越小眾的話語。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首先我有了解的渴望，因為雖然我喜歡藝術，但是並沒有機會很深入地去跟他們交流。通過一個電影去了解他們，把他們對於時代的迴應，通過電影傳遞出來，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那時候我連續拍了兩部，一直想拍第三部。做導演都想拍“三部曲”，可能是有這個情結，但是第三部拍什麼呢？我一開始因為想很快完成，就想拍建築師，因為我們的人居環境和建築對建構人際關係非常重要，但是這些建築師，特別是我想拍那種小城市的建築師，他們是怎麼考慮這些事情的，他們有沒有考慮這些事情，我覺得特別有趣。
但是到後來這個就沒有拍，我一直覺得我有個東西沒有完成。但它又是一個意外，我一直籌備呂梁文學季，都沒有想到要拍片。因為我知道，已經夠忙了，不可能做別的事，也從來沒動過拍片子的理念。但是我看到最後節目單出來之後，我開始想象一個8天的流水席，中國最重要的思想者，來來去去，集中在一個地方。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超現實的圖景，突然在這個地方大家都在流動，我覺得那麼多優秀的作家在一起，好像應該去拍一個片子。我才想到去拍一個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叫《一個村莊的文學》，它實際上從敘事上來說，是從一個鄉村的文學聚會開始的，由這個文學聚會，帶出了我所關注的一些人，包括像餘華、包括像梁鴻，還有別的人物，但是在拍的過程中，還會發現新的人物，他們又是不同年齡段，不同生長背景的作家。每個人的作品史都是個人經驗的精神歷程。它跟個人密切相關，因為他寫這些作品的過程，也是經歷這些心境，這些情感的過程。所以我會將作家個人的個體經驗和他文學中的情感經驗會聚在一起，它從結構上可能最終會形成一個最近這幾十年的一個精神的歷史。我其實不是在拍鄉土作家，而是說因為鄉村的文學聚會，帶來的這樣一個文學與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圖景。
北青藝評：它其實是一個時代的作家群像，背後所呈現的是一部精神史，而這一切又是從鄉村出發。現在還沒有完全想好拍哪些人嗎？
賈樟柯：我們現在在拍餘華、梁鴻，馬上會拍賈平凹，其他人物也還在考慮，這三個是我相對來說更瞭解的。但是因為紀錄片會有很多意外，在這個基礎構思上，肯定會有很多新的人物，新的角度出現，慢慢地讓它豐富起來。
北青藝評：這些年，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和故鄉有關，特別是這次在村莊裡建電影院、藝術中心，搞呂梁文學季，做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麼？
賈樟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北京，也長期地回到山西，所以我有兩地的經驗。兩地的經驗就比較容易看出一個落差，這個落差就是像北京這樣的千萬級人口的城市，文化資源相對來說是非常集中的。北京的電影放映會，讀書會，演講，幾乎可能每天要趕場都趕不過來。但是在中小城市，它就變成一個稀缺的資源。
對於中小城市來說，我們逐漸地會有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就認為中小城市的居民，特別是年輕人不需要這些，或者是不歡迎不接受這些東西，然後逐漸地形成了一種在誤解之下的惡性循環。因為我自己是在這樣的地方長大的，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不僅是我自己，我身邊的很多同學，其實成長過程中都有很強烈的閱讀的慾望和講述的慾望。
閱讀的經驗，它來自於對世界的不瞭解，比如說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孤獨感，它是很需要通過閱讀來結交朋友。如果每一個作家是一個朋友的話，他是有這樣一個精神需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寫，我覺得寫這種生活，大概會滋生出人的表達慾望。無論是讀還是寫，都有很強的需求。但是很多寫作者，無論是在初中還是在高中開始寫作的人，可能逐漸地就不寫了，或者說這個表達就停頓了，或者說閱讀也越來越減少了，我們說的閱讀是系統性的閱讀，是純文學的閱讀。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想做一些資源流動的事情。
我很不喜歡那種所謂基層文化，弄幾個民歌，認為農村就是窗花、剪紙，它其實已經無法滿足現在的精神需要了，不要說現在，80年代的我都滿足不了，怎麼滿足2019年的當代人呢？所以拿電影來說，像我們的農村院線，我們在城裡面看的電影院，都是2K的影像，影像很好的。但是農村院線是1.2K的，少了0.8K。我就覺得不平等在裡面。
北青藝評：文化上的不平等。
賈樟柯：對，這很不平等，為什麼給鄉下人看，給小城市的人看就可以是影像質量比較差的作品？我正好是山西人，就選擇在平遙做電影節，在呂梁做一個文學季。
北青藝評：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給一些外來務工人員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她發現《安娜·卡列尼娜》有很多工人都很喜歡。
賈樟柯：我們小城裡文學素養高的人很多。這個確實不能這樣去理解。文學素養文學感受敏感的人大有人在。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現在網絡化的時代，任何的活動都有直播，目前它是有區別的。就是一個人在直播上分享一些來自遠方的信息跟近在咫尺，面對面的這種交流，對於一箇中小城市的愛好者來說，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北青藝評：對鄉村的迴歸讓我想到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梁漱溟他們說， 為什麼中國文化要從鄉村中著手建設呢？因為“鄉村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有形的根”。他的思路是創造新文化，建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您有想那麼多嗎？
賈樟柯：我以前講過一個觀點，就是我對共識越來越不感興趣，它並不是說共識不重要，而是對於一個個體的感受而言。大量的時間整個文化討論的都是陳舊的問題，那些問題或許能找到答案，或許不能。我們一直糾纏在一些老問題上，它會讓我個人覺得疲倦。今年在討論的問題，可能80年代已經討論過很多回了。
最近幾年，我想去實際做一些事情。我的公共發言在減少，寫作也在減少，但是做的事情在增加。在諸多的事情裡面，我覺得創建平臺很重要，也就是創建某座廣場。如果說平遙電影展是一個關於電影的廣場的話，呂梁文學季是一個關於文學的廣場，讓眾多的聲音能有一種交匯、碰撞的機遇。特別是我們在用辦電影節的方法在做文學季，就是把精英的思想成果，很好地轉化為公共資源，介紹給公眾。
廣場的效應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很注重節目的編排，公共傳播的可能性，它是一個由線下的公眾參與互動到線上的一個立體模式，特別是八天的時間，它能形成某種聚光燈效應。當然不一定能夠改變，但是我總覺得在我的成長階段，閱讀是一個非常愉悅的事情，閱讀是我們最主要的娛樂方法。我覺得為什麼今天會認為閱讀是一個很沉重，很累的事情，這是對閱讀的妖魔化。我覺得如果能夠重新提升人們對閱讀的興趣，這可能是呂梁文學季想做的事情。
北青藝評：談到鄉村建設這個問題，現在各地也有很多模式，各種民間力量也在參與，這個過程中可能涉及多方的合作，政府、企業，你是怎麼考慮的？
賈樟柯：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鄉村建設你是參與不了的，因為它是在一個行政管理中，它一直被認為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在現在的經濟模式之下，變得有可能。比如說我一個朋友專門做鄉村廁所的，他徹底改造鄉村人居環境裡面廁所的情況。也有人會著重於社區結構，如何建立保護傳統的社區結構，比如說從農村的社區結構到城市單元，小區的社區結構，裡面是有變化的。過去親族、宗族、朋友、街坊鄰居，那樣的一種社區結構跟單元樓裡彼此不認識的社區結構，它們之間是有共性的。很多做鄉村建設的，在理解鄉村的社區結構，通過建築通過規劃來保護這種社區結構，讓人際結構不被居住和環境的改變所改變。也有人在做文化的項目，在鄉村做書店，在鄉村做文化設施。
我關注的角度在於文化方面的雙向流動。這個雙向的流動，首先就是鄉村它不單單是作為一個懷舊的存在，不單單是作為一個美化的田園存在，而鄉村首先作為一種現實，怎麼樣在這個現實的情況下，人們能夠注意它，或者是身體雙腳能夠再踏足鄉村。這裡面，文化的吸引力就比較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鄉村的與中小城市的人怎麼樣去接觸到新的資源，用新的資源帶來新的觀念。呂梁文學季，它的作用遠遠不是說具體我能帶來多少人來到這個地方，為期八天的活動，能夠產生多少的流量，這個不重要。我覺得重要的就是說雙向的流動交匯在這個地方。在書齋裡寫作的大作家、編輯可以流動到一個最現實的生活場景裡面，來討論客觀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鄉村問題。在中小城市生活的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來接受外來的目光或新的觀點的一種衝擊，這種雙向的流動，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說賣幾本書，或者說放幾場電影能夠取代的，它是一種經驗的流動，我也說不太清楚，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場景，這個場景的意義，不應該遠遠侷限在此地，它應該有一種示範效應，讓它可能會被髮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北青藝評：在這個過程裡，資本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很多人對資本充滿了警惕。
賈樟柯：因為我們接觸資本沒有經驗，資本它可以帶來某種巨大的能量能力，相對來說資本的摧毀性也確實很大。這種對資本的警惕跟劃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為資本的能力很大，所以它的建設性也非常巨大。目前的人類結構就靠商業來連接的，大到國家小到人和人之間，我們幾乎都是在商業原則裡面生活，商業在組織我們，你是逃不開商業的。所以怎樣善用資本，在跟資本共處的時候，保持你的專業性跟獨立性，你去影響資本，引導資本，當然也包括資本擁有者的見識跟他們的文化心態逐漸地合理化，這是問題的所在。所以資本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它既不貶義也不褒義。
北青藝評：它是一箇中性詞。
賈樟柯：它是一個能量，這個能量你可以把它變成負能量，也可以把它變成正能量。但我曾經說過，這個時候需要一些強悍的人，能夠與社會的各個層面來共舞。這裡面就包括了對資本的態度，你如果有一種意志力，有一種專業性，能夠讓資本發生相應的良性建設作用，那是非常重要的屬性。鄉村的諸多瓶頸裡面，當然資金的瓶頸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北青藝評：確實很多很好的項目都夭折了，由於各種原因。所以需要不斷探索一種新的模式。
賈樟柯：目前在短暫的初期的階段，鄉村的建設主要還得靠情懷。因為真的沒有太好的商業模式。在商業的邏輯裡面，在短視的商業邏輯裡面，目前沒有太好的方法跟形態能夠成為一個良性的商業模式。但是它需要開始，它需要摸索。它需要一個種子讓它生長。
北青藝評：就像我們的種子影院。
賈樟柯：對。我們的運營部門測算下來，三十年都收不回成本。但是它確實就是應該做的事情。
北青藝評：你曾經說，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離開這麼久以後的迴歸，對故鄉汾陽有什麼新的感受和理解？
賈樟柯：因為城市越來越強大，所以鄉村的概念才越來越清晰，它們看起來是反義詞，但是城市是因為鄉村而存在的，城市這個概念，還是個美學概念，不單是一個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一種精神的概念，它是相對於鄉村而言的。所以“從鄉村出發寫作”，中心詞是“鄉村”，但是它是一個更寬泛的觀念。
我總是做一個比喻，14億中國人如果都在趕路的話，每個人其實都拎著一個行李，這個行李都是從鄉村帶來的，鄉村是一個可以攜帶的概念。它有你的生活方法，它有你的倫理，有你的浸入到骨血裡面的文化記憶。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