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新

我與先生的情緣

要想真正懂得葉聖陶先生，必須關注一個關鍵詞：教育。

從18歲做小學教師開始，葉聖陶一生幾乎沒有離開過教育，從事教育工作近80個春秋。他對教育的摯愛之熾和思慮之深，堪稱教育工作者的楷模。無論是在甪直吳縣第五高等小學的青春年華，還是在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誌和編寫系列國語教材時的激情歲月，無論是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間對教材國家隊的建設，還是主政中國民主促進會時對一線老師的關懷……

在漫長的教育生涯中，葉聖陶提煉出了“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養成好習慣”“學校教育應當使受教育者一輩子受用”等觀點。這些觀點來自火熱的教育生活，又經過他的提煉，一經提出便膾炙人口。

如果僅僅如此，葉先生於我而言，可能也只是從文字裡學習討教的教育大家。但是，因為一份特別的情緣，葉聖陶變成了我的“唯一”。

在我蘇州居所對面有一所草橋小學，前身就是葉聖陶曾經就讀過的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每個清晨，聽到孩子們琅琅讀書聲，推窗從樓上眺望孩子們在操場嬉戲追逐，有時我不由得會遐想，就在這葉聖陶曾經讀書嬉戲的地方，是否又有“小小葉聖陶”正在悄然成長著？從草橋小學門前的小巷往前不到100米，就是蘇州市第一中學，它的前身則是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草橋中學），葉聖陶從這裡畢業後，就因家境貧寒而直接走上了教學崗位。早晨或者晚間跑步，我經常會路過這裡，看著葉聖陶親筆題寫的校名，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象著，當年他的青蔥歲月，與顧頡剛、王伯祥等在這裡是如何激揚文字。

不僅如此，在葉聖陶先生和我的情緣之中，還有另一關鍵詞：民進。

我是1988年4月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那年2月，葉聖陶剛剛離開我們。新華社消息稱：“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國人民的一個重大損失。哲人已萎，典範永存。”那時，葉先生的名字，已經永遠與中國民主促進會澆鑄到了一起。

民進於1945年1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當時葉聖陶並不在上海。不過，他於1946年回到上海後不久就擔任了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和中學教育研究會的顧問，而這兩個組織的領導人都是民進會員。同時，他通過編輯雜誌、撰寫文章、發表演講，揭露和抨擊當局內戰、獨裁、賣國的罪行，與民進的文化界、教育界同人一起投入到民主愛國的運動中。所以，他雖然在1962年才正式加入民進，但早已是民進之友。1979年，他當選為民進中央副主席，1984年，他出任繼馬敘倫、周建人之後的第三任民進中央主席。

在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機關的大廳，矗立著葉聖陶的塑像。先生面容溫和，目光睿智，每天上班都會看到他親切的微笑，心中油然而生的敬意總在繼續催生著責任。

“只有做學生的學生，才能做學生的先生”

1912年，18歲的葉聖陶從草橋中學畢業，心懷“立國之本、首在教育”的理想，來到了言子廟小學當教師。學校設施簡陋，功課只有國文、算術和修身三門，課堂三間，教師三人，只好採用複式教學。葉聖陶沒有受過專業的師範教育訓練，初為人師的他對於教師職業還是忐忑不安的，情緒也不太穩定。

在《言子廟》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有時候，葉聖陶為學生的進步歡欣鼓舞，如在算術課上，他看到學生“稍有進步”，就覺得“大增興趣”，並且感悟到“學生與教師之精神固互相提攜互相競進者也”。有時候，他為教學次序混亂而沮喪不安，當他的課堂出現“囂亂不堪”“次序雜亂已極”的情況時，就深深自責，感到“汗顏”和“深為之悲”。

但是，葉聖陶一開始就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教育風格。他的日記記錄和批評了當時學校的弊端，如省視學來校視察，轉了幾分鐘就走了。他說：腳都沒站穩，什麼都不看，怎能算是視察？再如學校為了保護花草，禁止學生入園。他說：學生不能親近自然，即使沒有一花一葉損壞，又有何用？在課堂上，他給學生講述魯濱遜孤島漂流的故事以釋“獨立”，講美國總統林肯的故事以揚“民主”，講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以引導學生關心國事。1914年，有點另類的他被學校以縮減班次為由解聘。

1917年3月，葉聖陶受同學吳賓若的邀請，來到蘇州城郊的甪直鎮的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任教。他在這裡如魚得水，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諸實踐。他自編國文教材，進行語文教學的改革；他重視課外實踐，帶領學生開出一片荒地辦起了“生生農場”，捐款在學校辦起了博覽室和利群書店；他重視藝術教育，建戲臺、編劇本，把課文改編成話劇、戲劇，師生一起排演；他重視家校合作，在“懇親會”上為學生父母展示孩子們的習作、試卷、字畫、雕刻，以及種植的瓜豆蔬菜，觀看孩子們的表演團體操和戲劇。

前後八年左右的從教生涯中，葉聖陶對教育的理解，對教師的認識不斷深化。他明確提出教師問題是教育問題的關鍵，把師範教育看作是“推進和革新教育事業的根本”。他說：“沒有教師，教育無從實施；沒有教師，受教育者無從向人去受教育。”因為教師的重要，培養教師的師範教育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他殷切地希望師範生都去從教當老師，“為學校裡的太陽，代替以前昏暗不明的爝火”。

他認為教師應該不斷學習，不斷成長，尤其要向自己的教育對象學習：“只有做學生的學生，才能做學生的先生”。在《如果我當教師》這篇文章中，葉聖陶用假想的方式，對理想中的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和大學教師進行了激情澎湃、酣暢淋漓的詩意表述。

他說，如果他當小學老師，一定不會把兒童當做討厭的小傢伙、煩心的小魔王，無論聰明還是愚蠢，乾淨還是骯髒，他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他要從最細微處培養他們的好習慣。

他說，如果他當中學老師，他會努力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他不會把忠孝仁愛等抽象的徳目往學生的頭腦裡死灌，不會叫學生做有名無實的事。

他說，如果他當大學老師，他不會照本宣科，不會用“禁遏的辦法”對待學生，而是儘可能把自己的心得與學生分享，儘可能做學生的朋友。他說，無論自己當小學、中學或者大學老師，都會時時記住，自己面前的學生“都是準備參加建國事業的人”，事業有大有小，都是平等的。對所有的孩子，也應該是平等的。

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期間，只要有教師來信，葉聖陶一定會親筆作復，而且專用毛筆，恭楷書寫。1957年6月8日，他與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聽取大家對教育部的意見。一位編輯講述了他們調研農村小學時發生的故事：晚上住的地方沒有廁所，學校備了尿盆，第二天早上，校長頤指氣使地命令一位小學老師給調研人員倒尿盆。前一天他們還在與這些老師座談，旁聽課程，敬佩這些老師在艱苦的條件中教書育人，現在看到他們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心中很是氣憤。葉聖陶聽了彙報，當場失聲痛哭。

“學好語文就是學好聽、說、讀、寫四項本領”

在甪直從教期間，葉聖陶就開始自編國文課本，每篇選文後均附有題解、作者傳略、註釋、練習等，數篇選文後有一篇關於文章欣賞和習作指導的“文話”，非常受學生的歡迎。從此，他一生與語文教材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2年，葉聖陶主持開明出版社不久，就開始集中精力編寫《開明國語課本》。他用一年的時間創作了400餘篇課文，由豐子愷配畫。這些課文均為原創或改編，“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抄來的”。有文章介紹說，由於全力以赴工作，葉聖陶一年裡“未聽到蟬鳴，未看到荷花”。但是，他讓孩子們在教材中聽到了蟬鳴，看到了荷花。

1949年以前，小學的語文課程一般稱為“國語”，因為小學階段是讓學生掌握國家的語言為主。中學階段的語文課程則稱為“國文”，因為中學階段是讓學生掌握國家的文字為主。1949年以後，葉聖陶主持草擬《小學語文課程標準》及《中學語文課程標準》，第一次使用“語文”作為學科名稱。

葉聖陶對於語文教育非常重視。他認為，語文教育對於兒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兒童非常需要的學科，也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學科”，“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

葉聖陶認為，語文教育的重要任務，是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聽說讀寫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聽和讀，說和寫。“有了聽和讀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東西，化為己有。有了說和寫的能力，就能表達自己的心意，讓人家完全明曉。”這四種能力相輔相成。

在葉聖陶看來，小學語文偏重“語”，應該“把訓練兒童說話這件事看得極其重要”。而且，兒童的說話訓練不但是語文學科和語文老師的事情，應該是各科教學和全體老師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認為，所謂善於說話，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口齒伶俐、虛文繳繞，而是“要修養到一言片語都合於論理，都出於至誠”。具體說，就是要精於思想，善於情感和工於表達。說話的訓練，關鍵有兩條，一是儘可能給學生說話的機會，二是老師的說話要成為學生的典範。

葉聖陶明確指出，閱讀是教育的核心與關鍵。離開學校以後，學生的成長主要是通過閱讀來實現的。所以“不待老師教，自己能閱讀”，是學生在學校期間必須形成的能力。他主張給學生閱讀的自由空間，曾經嚴厲批評了一些學校取締學生閱讀課外書報的現象，認為這樣做其實是“把學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學生的思想範圍在狹小的圈子裡，聽不見遠處的風聲唱著什麼曲調，看不見四圍的花木顯著什麼顏色，“這樣寂寞和焦躁是會逼得人發瘋的”。他建議加強閱讀的指導，認為閱讀指導如同給走路的人指點某一條路怎麼走，按照這個指點，走路的人不但不會走冤枉路，而且會“見得廣，懂得多，心曠神怡”。

葉聖陶指出，“寫文章跟說話是一回事兒。用嘴說話叫做說話，用筆說話叫做寫文章。嘴裡說的是一串包含著種種意思的聲音，筆下寫的是一串包含著種種意思的文字”。所以，寫文章絕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話來寫在紙上，只不過是把要說的話用文字寫出來而已。也就是說，思想、語言、文字，三樣其實是一樣。“思想是腦子裡在說話——說那不出聲的話，如果說出來，就是語言，如果寫出來，就是文字。”

既然寫作就是說話，那麼，怎樣才算把話說好呢？葉聖陶認為，關鍵是做到四個不：即不花言巧語，言不由衷；不認是為非，將虛作實；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顛三倒四，嚕裡嚕囌。前面兩個是說老實，後面兩個是說明確。說不老實的話，寫不老實的文章，無非是想自欺欺人；說不明確的話，寫不明確的文章，在自己是等於說了白說，在人家則是聽了莫名其妙。當然，寫作雖然是說話，但是畢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口頭說話。要讓自己說的話老實而明確，就要鍛鍊我們的語言習慣。同時，也要了解文章與語言兩樣的地方，如說話有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的幫助，文章則沒有；說話可以天南海北，不講究開頭結尾，文章則需要講究；說話可以沒有題目，文章則需要；說話可以用方言土語，文章則不能過多采用。

葉聖陶對於教師的寫作和寫作教學也非常重視，強調教師應該帶頭寫“下水作文”，希望老師深知作文的甘苦，對取材佈局、遣詞造句能夠“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練，具有敏感，幾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對學生的指導才是“最有益的啟發，最切用的經驗，學生只要用心領會，努力實踐，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進步”。

葉聖陶認為，寫作教學不是為了讓學生個個成為作家、文學家，而只是因為在現代社會，“寫作已經同衣食一樣，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所以，一方面要關注寫作的兩個重要基礎，閱讀與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進寫作教學，如題目要儘可能讓學生有話可說，讓學生養成自己檢查修改的習慣，學生共改和教師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寫作教學方法。

“在各項教育裡，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項”

1911年，葉聖陶發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論文《兒童之觀念》，呼喚尊重兒童。在女兒出生不久，他曾經以女兒的口吻寫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散文《啼聲》，批評了當時的人們不傾聽兒童的心聲，把孩子當玩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等問題。

葉聖陶特別重視家庭教育。他認為，“在各項教育裡，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項”。家庭教育的作用甚至遠遠超過學校教育，因為“家庭久而學校暫”，孩子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家庭中度過的。家庭教育的作用，與兒童“先入為主”的心理效應分不開，因為兒童年幼時接觸的東西、閱讀的材料，能夠“印其腦中深鏤而不可拔”。他認為，教育子女本身是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作為一個成人的基本義務和責任。“做了父母就註定應該負教育子女的責任”，如果放棄了這個責任，“就是不愛自己的子女，就是不應當有子女”。如果父母自覺缺乏教育子女的能力時，不妨先不要忙著生孩子。與其讓孩子不能夠得到合適的教育，還不如先不要讓他來到這個世界。這也是對孩子的深愛。

如何愛孩子才是真正的愛，葉聖陶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作為父親，葉聖陶也面臨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學校的問題。1930年，他在《做了父親》一文中就寫道：“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學才把兒女送去，無異看兒女作特別珍貴特別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裝著暖氣管的玻璃花房裡。特別珍貴麼，除了有些國家的華胄貴族，誰也不肯對兒女做這樣的誇大口吻。特別柔弱麼，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擋得風雨，經歷得霜雪，這才可喜。我現在作這樣想，自笑以前的憂慮殊屬無謂。”

基於這樣的思考，他的3個兒女不僅沒有上好的小學、好的中學，兩個兒子甚至連大學的門也沒有進過。在葉聖陶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時，他的孫子孫女，也沒上北京的名校，而是在離家最近的學校讀書。葉聖陶的孫女葉小沫回憶說：“在我們兄妹幾個成長的過程中，爺爺和爸爸從來都沒有規定過我們必須看什麼書，背什麼文章；沒有要求我們的成績一定要排在班上的第幾名，一定要考上什麼初中、什麼高中；也沒有要求我們一定要學會哪種技能；更沒有因為什麼事情非常嚴厲地批評過我們。相對成績來說，他們更願意聽我們說說發生在身邊和學校裡的事情，我們正在參加的那些活動，正在看的課外書、看的電影。談話中他們提出的一個個問題和建議，會引導我們多看、多想、多實踐。”

教育就是培養良好的習慣，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這是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他在家庭教育中一直堅持的做法。其中，培養習慣是關鍵。葉聖陶的孫子葉永和曾經說起一件往事：他小時候有一次著急出去，隨手一甩，西屋的門在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他意識到這違反了爺爺的規矩，趕忙往姑奶奶房間躲，沒想爺爺還是追到北屋，把他拽了回來，讓他重新關門。葉小沫回憶說，爺爺一直要求她搬東西要輕拿輕放，但畢竟是小孩子，還是常常會把這些道理忘在腦後。她就多次被爺爺叫住，讓她把椅子搬起來重放，把門打開來重關，反覆練習，直到養成了習慣。她說，自己的有些好習慣，正是在爺爺不厭其煩的督促下養成的，至今受益匪淺。

葉聖陶關於教育的思考是全面而系統的，以上只是截取了三個斷面作簡要介紹。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探索，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直面當時當下的教育問題。1981年10月，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來自中學生的呼聲》的調查報告，希望葉聖陶發表評論。老人家請孩子念給他聽，結果，唸的人越來越哽咽，聽的人越來越難受。其後，他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我呼籲》。

在這篇文章中，葉聖陶希望教育部的領導拿出比說話更加有效的實際行動；希望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局的領導不要用摧殘學生的身心來換取本地區的虛譽；希望高校的領導千萬不要招收那些“死記硬背的東西太多，缺乏獨立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力”的學生；希望小學的領導不要從小就開始應試教育。尤其希望中學的領導要頂住上級領導、父母、輿論的壓力，不要害怕“剃光頭”；希望中學的老師處處為學生著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們明白進大學是成才的一條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體的編輯不要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希望出版社的編輯不要印行高考試題解答之類的書。葉聖陶在文章的結尾誠懇地寫道：“愛護後代就是愛護祖國的未來。中學生在高考的重壓下已經喘不過氣來了，解救他們已經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事，懇請大家切勿等閒視之。”可以說，這是一篇批評應試教育的檄文，也是一聲迎接素質教育的號角。

2014年，我曾經選編了一本《葉聖陶教育名篇選》。我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說，教育是人類用來認識自我、確立自我的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與踐行。我相信，當文字讓我們穿越時空阻隔，得以與葉聖陶先生在教育路上並肩同行，一定會給我們的行走增添新的智慧與動力。

希望有更多的人走進葉聖陶的教育世界，汲取先生的智慧和激情，建設今天的教育世界。

作者：朱永新，1958年8月生，江蘇大豐人，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葉聖陶研究會副會長兼祕書長，新教育實驗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