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鶚，是紅學史上比較有意思的一個人物。
他稀裡糊塗走上了紅壇。有一段時間，新華書店銷售的《紅樓夢》封面上，高鶚和曹雪芹並駕齊驅，高高在上，被列為《紅樓夢》的共同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的。
起因是新紅學祖師爺胡適等人，經過多年考證，說《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因此高鶚被紅學泰斗周汝昌等人罵的狗血噴頭，一度認為高鶚是大貪官和珅、和中堂的走狗，受乾隆老兒等人派遣，對《紅樓夢》動了很多手腳，嚴重破壞了文學名著《紅樓夢》完整性和革命性等等。
但是現在，高鶚又莫名其妙被趕下了紅壇，只承認他只是《紅樓夢》一書編輯了，和程偉元一樣，是整理者。但《紅樓夢》作者除了曹雪芹，還有續書人，是“無名氏”。儘管高鶚不是續書人，但是“有功”，貢獻很大，保全了《紅樓夢》，為《紅樓夢》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不用再捱罵了。
你看看，這事好玩吧？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這就是紅學家們百年考證成果！作為文學名著《紅樓夢》續書人和編輯，地位和作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前後評價差距居然這麼大，這是為什麼呢？真是什麼了狗了！請原諒，這裡不允許說髒話。
按照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高鶚是乾隆六十年進士，接著做了內閣中書，後來做典籍、侍讀，嘉慶六年（1801），高鶚以內閣侍讀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嘉慶十三年，高鶚被嘉慶皇帝提拔，做了記名御史（《嘉慶實錄》有記載）。嘉慶十四年，高鶚由侍讀考選都察院江南道監察御史。嘉慶十八年（1813），高鶚升刑科給事中。
對於《紅樓夢》和高鶚的關係，記載比較早的，是嘉慶道光時期河道總督完顏麟慶家族。對此，我們有必要給予足夠重視。胡適對高鶚和《紅樓夢》的考證，比完顏家族晚了100年左右，按照這個時間算起來，新紅學祖師爺胡適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們看看當時記載吧。麟慶在《鴻雪因緣圖記》（據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中有三則關於高鶚的資料。第一：餘之官中書也，尋兼充文淵閣檢閱、國史館分校，因得讀中祕之書。每入直，在典籍廳辦事。廳前有芍藥，年久枯萎，壬申（1812年）四月忽發數枝。沈春皋前輩濡筆作圖，邀高蘭墅侍讀（名鶚，漢軍進士，後官給事中）、蔣雲簪、李洊庭、桂一山三舍人及餘賦詩。即席成二律，尋都城傳為韻事。
這個記載是不對的，嘉慶壬申（1812年）年，就是嘉慶十七年，這個時候高鶚早就不是侍讀了，而是都察院江南道監察御史了，一般來說，同僚之間，官場上，應該稱呼最高職務，而不是低的職務，應該稱呼新職務，而不是舊的職務。麟慶和高鶚非常熟悉，是忘年交，怎麼能把職務搞錯了呢？如同本該稱呼廳長，卻稱呼人家處長，人家本來是檢察長，卻稱呼人家祕書，這分明看不起人啊，非常不尊重他的老朋友高鶚啊。
第二：高鶚能詩文， 善繪畫， 他贈送麟慶繪有“揚州紅橋修禊圖” 的摺扇， 扇面上“繪公官揚州司李， 邀諸名士紅橋修禊， 賦冶春詞故事”。
很多紅學資料對此解釋說，麟慶在內閣為官時，高鶚贈給他一把扇子，上面繪有王文簡公（王引之）在揚州邀請眾名士紅橋雅集作春遊詩的故事。此事大錯特錯。王文簡公不是江蘇王引之，而是山東王漁洋。“揚州司李”是王漁洋中進士後擔任的官職。雖然二王后來都有諡號“文簡”，但是兩人不能混為一談。
第三：道光癸未（1823年）、癸巳（1833年）麟慶奉安先考妣事畢，作宦江南，今十載矣。悲愴罔極。過酒仙橋。憶曾遇瑞丈培齋（名生，滿洲舉人，官四川道）於此，出對曰：“跨鶴酒仙應入座。”餘適見一人策蹇來，因對曰：“騎驢詩客或題橋。”近視之，高蘭墅也，相與大笑。今均宿草離離矣，因書楹帖，懸以志感。
回憶故事，這個時間不是很清楚，也不好斷定。高鶚是否騎驢而來，暫時存疑。
完顏麟慶之母，常州武進人惲珠女士所編《國朝閨秀正始集》 （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刊本），於其第二十卷中，高儀鳳字秀芝，漢軍人，給事中鶚女。按鶚字蘭墅，別號紅樓外史，乾隆乙卯進士，與大兒麟慶同官中書，為忘年交，贈句有云：“終賈暫教遲侍從，絲綸原不負文章。真靈位業依然在，愧我頭顱鬢已霜。”嘉慶甲戌大兒為餘刻《紅香館集》，蘭墅曾制序焉（有人論述，高鶚其女高儀風詩前小傳，竟三易其稿，最早版本是：“高儀鳳，字秀芝，漢軍人，給事中鶚女。按，鶚字蘭墅，乾隆乙卯進士。曾偕詩人曹雪芹撰《紅樓夢》，因自號‘紅樓外史’，與大兒麟慶同官中書，為忘年交，嘉慶甲戌大兒為餘刻《紅香館集》，蘭墅曾制序焉。”這個說法不得不令人深思：高鶚不是續書人，和曹雪芹是《紅樓夢》的共同作者）。
其實，書中兩句“與大兒麟慶同官中書，為忘年交”、“嘉慶甲戌大兒為餘刻《紅香館集》，蘭墅曾制序焉”，這兩句話都有問題。
“同官中書”說法不對，起碼有歧義。麟慶是嘉慶十四年進士，做了內閣中書，高鶚此時早就不是內閣中書，為侍讀，為御史，根本不可能“同官中書”。正常理解這四個字，就是“同時任職中書”。很多紅學家也是這麼認為的。如果硬要說成“同樣做過中書”，也是說得過去的。不過應該換幾個字，“同官中書”為“先後官中書“或”曾官中書”。不過就文章內容分析，看來惲珠所要表達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嘉慶甲戌大兒為餘刻《紅香館集》，蘭墅曾制序焉”，歷史背景有問題。嘉慶甲戌年，是嘉慶十九年，高鶚在嘉慶十八年任刑科給事中不久，即因失察八卦教教首林清謀反案而受到降三級調用的懲罰，正是走麥城的時候，有無閒情逸致寫序先暫且不論。甲戌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新紅學三大基石版本，第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就是現在所說的“甲戌本”，不知道兩個“甲戌”時間，之間是否相互影響。《附《紅香館詩草序》（嘉慶二十一年刊本）：餘與麟見亭為忘年交。其太夫人以江南名族，歸曙墀先生，二十餘年，事親以孝，教子有方，貞靜幽嫻，無慚四德，至善畫工詩，乃其餘事。餘內親多稱之者。則夫人固以德重者也。區區一集，又奚足增夫人之品價哉？今秋見亭出此帙示餘。餘學殖久落，豈敢率爾點定，然披讀一過，老眼頓明。見集中如《除夜》諸作，孝思肫摯；《示兒》一律，議論深純；其他即景抒情，徵題賦物，麗而能清，華而不耨，非繪句絺章者比。吾於是而知夫人之遐福未有艾也，吾於是而益信見亭之爾雅溫文其來有自。甲戌之秋八月既望鐵嶺高鶚序。》
據《京察二等官員冊》，嘉慶六年，高鶚任內閣中書；嘉慶九年、十二年，高鶚任內閣典籍；嘉慶十五年、十八年，高鶚任都察院江南道監察御史。其中，嘉慶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朝廷對高鶚的評語皆為“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長，年力壯。”，考語皆為“勤職”。嘉慶二十年（1815），高鶚卒，享年57歲。
惲珠說，高鶚“與大兒麟慶同官中書，為忘年交”，高鶚也說“餘與麟見亭為忘年交。”麟慶和高鶚關係更不用說，三次回憶和高鶚交往往事，感慨頗多。按說對於稱呼應該不會錯，可是為何都錯了呢？這個家族值得相信嗎？這很值得深思和研究。（吳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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