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貫廣東新會，生於日本東京，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保護，是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和建築師。
樑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參與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等作品的設計。
樑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識，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樑再冰）一子（樑從誡）；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識，1962年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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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牆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偶讀瑞典學者奧斯瓦爾德.喜仁龍在他1924年撰寫的《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書中形象的描述：“內城城垣，雄偉壯觀，初看起來，它們也許不像宮殿、寺廟和店鋪、牌樓那樣賞心悅目，當你漸漸熟悉這座城市以後，就會覺得這些城牆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蹟---幅員廣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
遺憾的是我和許多北京人一樣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存廢之爭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牆是保留還是毀滅的爭論結果永久地改變了古都北京的歷史風貌。
一種觀點斷定，城牆是古代防禦的工事，現今已完全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並正在日益阻礙和限制著城市交通的發展。
另一種觀點，則是專家學者的聲音。
著名建築專家樑思成和其學生羅哲文和留英建築專家陳佔祥提出了"樑陳方案"。該方案建議，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長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擔，挑起北京新舊二城，新城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舊城則是古代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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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安市於1983年開始將古城牆建為一座具有古都風光的大型環城公園時，有關"建於明代的西安城牆，是迄今我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古城之垣。他們不僅要保護好這一中華民族的瑰寶，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的見地，不知是否使當年毀滅北京城牆的決策者們有所後悔。
倖存的遺蹟
如今，當中外遊客探索古都北京的城市歷史時，這裡僅餘倖存的遺蹟：在今廣安門外的鳳凰嘴村一帶還保留了一點金代中都城的城牆的殘跡;
元大都城的城牆即上城已被列為北京市重點古建文物保護單位，並已建成為"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
明北京內城西城牆南端遺蹟也進行了修復。
此外，正陽門、箭樓、德勝門箭樓和東南角樓經過整修之後，也總算為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許實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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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牆拆除始末
(1)北京城的損毀早在清末就開始了。
1900年6月16日義和團火燒正陽門外老德記洋藥房，火延正陽門外大片商鋪，正陽門箭樓及東、西荷包巷被焚。
1900年8月14日，同年八國聯軍炮火摧毀正陽門箭樓，城樓受損，
1900年9月27日，正陽門城樓，因隸屬英軍之印度兵在樓內燃火，被全部焚燬。
1901年崇文門甕城被拆除。
1902年11月26日，清政府修復正陽門城樓和箭樓，開工三年完工，於1906年5月竣工。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陽門被八國聯軍焚燬，慈禧太后等回到北京之後，很想修復正陽門。但是沒有錢，後來慈禧下令：“計全國二十一行省，大省報效二萬，小省報效一萬。門樓為中外觀瞻所繫，急須修建。”才湊得三十萬兩銀子開工修建。直隸總督袁世凱、順天府府尹陳璧給皇帝寫的《修正陽門工程奏摺》記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工，三年完工，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全部報齊。”其中用去費用：大樓(城樓)工料價足銀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兩四錢二分，箭樓工料價足銀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兩八錢七分，兩項共計工料價足銀四十二萬九千九百一兩二錢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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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時期，主要出於便利交通的考慮，歷屆政府對北京的城牆，城樓作了一些拆改建。
1915年6月6日，朱啟鈐手持銀鎬，刨下了改造正陽門城牆的第一鎬，拉開了正陽門改造的歷史帷幕。
1915年，因修環城鐵路，拆除了朝陽、德勝、東直、安定四門的甕城。正陽門的甕城也因妨礙交通被拆毀。
1915年為改善內、外城交通，政府委託德國人羅思凱格爾改建正陽門箭樓，添建水泥平座護欄和箭窗的弧形遮簷，月牆斷面增添西洋圖案花飾，
1916年竣工。改建後，正陽門甕城月牆及東西閘門被拆除。
“民國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為解決正陽門交通堵塞問題，聘請德國建築師羅克格?凱爾設計改建正陽門道路，拆除正陽門甕城及東西兩座閘樓，在城樓東、西兩側城牆各開闢兩個洞子門，拆除甕城並改造正陽門箭樓，在箭樓抱廈北側加築月臺，月臺前建兩側“之”字形蹬道，箭樓四周加築水泥挑簷及護欄，用作箭樓之環形通道及眺臺，原箭樓與甕城銜接處塑補半月形西式圖案，箭樓第一、二層箭窗加水泥遮陽，廡座兩側各增加四個箭窗，故今箭樓箭窗即成為94孔。所有箭窗均改裝成玻璃窗，箭樓內也有很大改動。原本箭樓沒有匾額，這次修時加上了“正陽門”匾額。”
1920年拆毀了宣武門的箭樓，
1921年拆毀了崇文門的箭樓，同年德勝門的城樓被拆毀。
1926年，北洋軍閥政府批准在宣武門與前門之間打了兩個洞，北京人稱之為和平門。
1927年東直門箭樓被拆除。
1935年阜城門箭樓被拆除。
日寇統治時期，曾在內城東西城牆與東、西長安街的延長線的交接點上各開了一個豁口，東單以東的名叫長安門，西單以西的叫啟明門。
抗日戰爭勝利，北京光復之後，人們又將：
長安門改名為建國門，
啟明門改名為復興門
因為當時正是戰爭剛剛結束，百廢待興之際，復興、建國為當時的兩大任務。至於和平門的命名，大概與北京人反對軍閥混戰、渴望和平的心情有關。
和平門，建國門和復興門雖然與內城九門、外城七門同樣叫做“門”，但是這三門既沒有城樓、箭樓，也沒有甕城，只是在城牆上打了兩個門洞，以便上下行的車輛、行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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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直到解放前夕，北京城的內城還是基本完整的。
1948年冬，北京城已經被人民解放軍圍得水洩不通，當時攻城部隊曾派一名幹部密訪建築學家樑思成，向他請教城裡有哪些著名建築和文物古蹟需要保護，以便攻城時避開。樑思把北京重點文物的位置準確地標在了北平軍事地圖上，據說毛澤東曾要求攻城部隊注意保護古蹟，對照這幅地圖進行精確的攻擊練習。
“王軍：1948年年底的時候，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毛主席曾經給前方做出指示，要妥善保護文物。甚至要繪製地圖，讓前方戰士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保護，不能炸燬的。”
1949年初，傅作義投誠，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倖免於戰火的摧殘，得以完整地迎接新中國成立。
50多位原國民政府的大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後留在了北京，為新政府出謀劃策，這其中就包括變法鬥士梁啟超的長子建築大師樑思成。
這位中國現代建築學的奠基人，畢生致力於文物古蹟保護。
抗日戰爭時期，他甚至繪製了一張重點保護文物地圖，交給美國援華的飛行員，希望他們在轟炸時避開這些古蹟。也正因為對文物古蹟的熱愛，1948年年底，樑思成與共產黨結緣。
然而，費盡周折倖免於戰火的北京城，
在和平建設時期卻受到了更大的破壞。
幾年內，北京外城的牆被全部拆除，內城的牆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1953年5月，為改善交通決定把朝陽門和阜成門的城樓及甕城拆掉，交通取直線通過。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黨委決定，“要打破舊的格局給與我們的限制和束縛”，明確指出行政區域要設在舊城中心，並且要在北京首先發展工業。
“林沫：樑思成不能接受這個意見，他覺得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呢?他(樑思成)的想法是綠化，排除汙染，控制人口，不能使交通有堵塞什麼的，這樣一些想法。但這個就和最高領導的一些規劃思想吧，並不能溝通。”繼續沿用北京古城為單一中心，將舊城改造成新城的方案確定後，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城牆、牌樓，和其它一些古建築。古老的北京城，在工業革命般的熱情中，開始了第一次蛻變。
1954年，中軸線上的地安門被拆除。
1955年，必須加蓋中國式的“大屋頂”，希望通過實現“中國建築的輪廓”，來保全老城的面貌。但是樑思成卻因此而進一步飽受爭議，一場討伐“大屋頂”引發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思想”造成建設中的浪費現象的論戰，愈演愈烈，樑思成終於病倒了。
1956年，永定門城樓周圍城牆被拆掉，
1957年，永定門城樓箭樓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礙交通”。
1957年，因“樑陳方案”陳佔祥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樑思成因彭真的提前保護，才免遭厄運。
1958年，大躍進結束之後，北京老城牆外城全部拆完，內城只剩下了一半。而老城中明清時期的古牌樓，也在三年裡因為妨礙交通的理由，一一消失。
1959年，修建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工程中，中軸線上的中華門被拆除。
“1964年，也就是人們猛烈批判“樑陳方案”的這一年，世界各國的建築師聚會威尼斯，通過了著名的《威尼斯憲章》，明確把文物的環境，納入文物保護範疇。而這些思想的精華，是樑思成和陳佔祥在15年前的“樑陳方案”裡，早就提出來的。(周瑛琦：語)”
1965年7月，地鐵工程開始動工，內城城牆的拆除工作也隨即展開。
1969年，內城城牆在修建地鐵和備戰備荒中被徹底拆除，城磚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廣積糧”的全民工程設施上。
2005年，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發展模式，以此代替建國之後一直沿用的單中心模式，這無疑也暗合了50年前“樑陳方案”的思想。
八百年功名塵與土，五十里城牆雲和月
半個多世紀以來，舊城改造工程一直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北京的城市建設勢不可擋、大踏步向前。然而朝氣蓬勃的新北京，很快就遭遇了現代都市的各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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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城支配著中國的大段歷史：
它是明成祖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而成
他容納過中國五個朝代的都城，
它目睹過八個世紀的皇朝更替，
它曾抵禦蒙古瓦剌部族的烽火，
它也曾無語於義和團拳民與八國聯軍的腳步，
它是史上規劃最為完備的古城之一，迄今已有八百多年曆史。它被視為中國古代城市建設最重要、最恢宏，也是最後一個經典之作。它的興與廢，讓一位建築大師夜半泣血，遺憾終身;
樑思成於貧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彌留之際，總在重複這樣的話：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汙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只是在細部上，還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決的問題。
現在北京僅存的一段明代城牆，(原北京內城的南城牆東南角)2003年，北京市政府在這裡建成了明城牆遺址公園，而在50年前，樑思成正是將整個北京老城牆，設計成了一個環城公園。
當你憧憬：“如果這個城牆保留了，而且今天確實是改造成了一個城上公園，東西南北城的人，就近都可以夏天的傍晚可以到城牆上去遛彎，抬頭就可以看見西山。(樑從誡語)”
當你回眸：北京的環城道路像一個大停車場時，當你感悟：經常的令人窒息的霧霾時。(霧霾未必都是汽車尾氣造成)想一想。樑思成怎樣為保護自己祖國的古都而呼籲：在世界上封建時代名都大邑中，北京城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來的。所以對它的保留具有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
他建議，把寬闊的城牆頂部開闢為登高遊覽的地方，同時把牆外的護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對兩岸進行綠化。這樣就可以把北京舊城的周圍形成一個具有極大特色的環城立體公園。
他斷言：如果拆掉北京城牆，五十年後一定要後悔!
然而，決策者們沒有聽從學者們的忠告。就算1949年的圍城期間一再與國民黨守軍談判的目的之一就是爭取不用戰爭毀滅一個歷史悠久的完好古城，但古城牆完好地留下來了，古城牆卻又緊接著被人為地拆毀了。
五十年光陰似水流過，古城牆早已灰飛煙滅。西直門、東直門、宣武門、安定門、永定門一路拆過去，47座城門城樓、箭樓和角樓，如今僅有3座殘存。
建國以來半個多世紀城市規劃中的頑疾，越來越直白的刻在了北京城的臉上，這讓有些人不禁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有一位建築大師，他在半個世紀前有關北京城市規劃的憂思，在今天已經被許多現實所驗證。
樑思成繪聖彼得大教堂立面圖
1 繪本
《圖像中國建築史》是著名建築學家樑思成先生的一部學術名著，抗戰期間以中英文在四川李莊寫成，書中附有大量精美的古建築測繪圖。
1947年樑思成訪美，將書稿交給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夫婦保管，準備在美國出版。因為政局動盪，書稿一度不知所蹤，經費正清夫人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多方尋找，終於失而復得，於1984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英文版，當年獲“全美最優秀出版物”稱號。
國內的中國建工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和三聯書店分別出版過此書的中文版。2015年讀庫得到授權，把其中的59幅插圖單獨印成線裝大開本的《樑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手繪圖》，極受讀者歡迎，好評如潮。
《圖像中國建築史》插圖
一位在其他機構做編輯工作的讀者看到這本手繪圖，欣賞之餘，寫了一篇博文，題目叫“看了樑思成的手繪，我覺得‘再別康橋’一點兒都不浪漫了”。文中對樑先生和那些精美的圖紙大誇特誇，結尾一句話與標題呼應：“我現在明白，為什麼林徽因會選擇靠譜的樑思成，而不是會寫詩的徐志摩了。”
很顯然，這位讀者從徐志摩情敵的角度來看樑思成，覺得這些嚴謹細緻的圖紙比那首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更有價值，樑思成踏實穩重的人品也勝過瀟灑不羈的徐志摩。
作為清華建築學院的畢業生，我非常感謝這位朋友對祖師爺的讚美。不過需要稍稍解釋一下的是，《圖像中國建築史》的插圖數量眾多，並非樑先生一人所繪，其中有一部分出自樑先生的助手莫宗江先生之手。《再別康橋》是徐志摩的個人單篇詩作，別無幫手。二者一為精密的科學制圖，一為抒情的文學作品，並無可比性。
2 選課
如果一定要與徐志摩在遊歐歸途中吟唱的詩篇相對應，那麼可以看看樑思成在美國留學時期親筆所繪的另一批圖稿。
1923年，22歲的樑思成從清華學校畢業，19歲的林徽音（1935年更名“林徽因”）從培華女子中學畢業，二人在一年前已有婚約，計劃一同赴美留學。林徽音立志要學建築，樑思成受她影響，也決定選擇建築專業。不料當年5月樑思成遭遇車禍，左腿骨折，未能馬上成行。
1924年春天新月社成立，4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北京文化界熱鬧一時，5月8日為了慶賀泰翁生日，林徽音和父親林長民以及徐志摩共同在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參演泰戈爾詩劇《齊德拉》，樑思成負責設計舞臺佈景。
當年6月，樑思成、林徽音同往美國，先在康奈爾大學短暫學習，9月一起來到費城，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樑思成如願進入建築系，但林徽音卻只能進美術系。
原因倒不是歧視女性，而是因為當時建築系學生需要上人體寫生課，保守的系領導覺得男女生一同面對裸體模特會感到很尷尬，因此不願招收女生。這個禁忌實際在下一年就被打破了，林徽音運氣不太好，沒趕上，但她可以選修建築系的其他課程。
樑思成在賓大的學籍卡及與同學陳植合影
很多關於樑思成的傳記和回憶錄都提到，樑先生上學後不久就對古代建築史發生濃厚興趣，一年級即提前選修二年級才開設的建築歷史課程。
這個說法不太準確。
中國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制是8年，相當於現在的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2年，畢業生赴美留學，大多直接入三年級。賓大檔案證明，樑思成一入學就註冊於三年級，從未上過一年級，而學習建築史課始於1925年9月，當時他已經升入四年級——因此不是提前選修這門課，而是補修。
樑思成為什麼要補修建築史？具體原因現在已經無從查考。一個可能的誘因是這一年他父親梁啟超從萬里之外寄來一部重刊的北宋建築典籍《營造法式》，樑思成得書大喜，但隨即陷入莫大的失望與苦惱——他發現這部漂亮精美的鉅著竟如天書一般，完全無法看懂。這也許成為他開始關注建築史的一個重要的契機。
3 作圖
當時在賓大主講建築歷史課的教授名叫阿爾弗雷德·H.·古梅爾（Alfred H. Gumaer），課程編號為“建築44”。樑思成聽課認真，課後將筆記全部整理成英文打字稿，至今尚存35講，時間是1925年9月28日至1926年3月22日。
樑思成先生《建築歷史》課堂筆記首頁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建築學教育與巴黎美術學院淵源極深，屬於典型的“鮑扎”體系，非常重視古典訓練和建築史修養的培育。按照課程要求，學生需要在課後摹畫經典建築的圖像，與課堂筆記一同交老師批閱。
樑思成用一種不透明的活頁紙來畫，尺寸比A4紙略小，顏色泛黃。作業上有教授用鉛筆打的分數，有一些還加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黑色印章。樑思成自己有時候在圖上鈐印楷書“樑”字或行書“樑思成”紅色名章。
當時賓大建築系作業評分採用5分制，最高分為①分，依次遞減。樑思成當年帶有評分的作業現存38幅，其中34幅均為最高分①，3幅得②，得③分者僅有1幅。課堂筆記則全部記為①分。當年成績之優異，可見一斑。
除了指定的作業之外，樑思成又臨摹了許多其他建築圖，並另作讀書筆記，還經常在筆記文字空白處插入一些小圖，以作示意。
樑思成手書讀書筆記
這些圖稿均以徒手繪製而成，大多為鋼筆圖，少數為鉛筆圖，分別屬於建築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透視圖和細部詳圖，還有兩幅意大利歷史地圖。絕大多數圖均以線描方式繪製，部分立面圖和透視圖添加陰影。
梳理其內容，可見這批圖稿涉及古埃及、古代西亞和歐洲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羅曼式、哥特、文藝復興、巴洛克、新古典主義等不同時期的建築，以文藝復興建築所佔比重最高。當時賓大建築史教學對於文藝復興時期最為看重，相關繪圖訓練最多。
古埃及埃德夫神廟立面圖
圖上均注有英文建築名稱標題，有時夾雜意大利文和法文原詞，部分註明原圖出處——主要依據書籍插圖臨摹而得，少數參考照片繪成。其中提到的書名有《弗萊切爾建築史》、《建築》、《雕塑藝術》、《宮殿建築》、《意大利藝術》等，還有一張《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透視圖》源自學校的一份印刷品。有一張圖繪有古埃及埃德夫神廟立面，樑思成特意在圖紙下方標註了一句話：“補第一週摹圖”。
皮恩查主教堂平立剖面圖
究其性質，所有圖稿皆為“圖”而非“畫”（儘管部分透視圖筆法接近速寫），其目的在於輔助學習建築史而非美術創作，大多描繪準確細緻，一筆不苟，個別圖上附有比例尺。一些鋼筆圖仍清晰保留鉛筆底稿的痕跡，可見作者在繪圖時曾經先打草稿。現存圖稿中有8頁紙以鉛筆潦草繪有若干建築圖像，似為試筆的底稿，或為作者集中默畫之稿，與其他圖稿風格迥異。
聖索菲亞大教堂透視圖
對於若干重要實例，作者往往分別繪有平面、立面、剖面圖，甚至不同方向的立面與剖面，不厭其煩。樑先生習慣在圖上簡單標註一些要點，如《帕維亞聖米歇爾教堂透視圖》注：“代表意大利羅曼式，倫巴第學派”，《曼圖亞聖安德烈教堂門廊立面圖》注：“受羅馬凱旋門啟發，阿爾伯蒂-建築師”，《斯托羅茲宮立面上的窗戶大樣圖》注：“文藝復興早期最流行之窗式”,《米蘭聖洛倫佐教堂平面圖》注：“伯拉孟特設計聖彼得大教堂時曾受其啟發”，提綱挈領，一目瞭然。
樑思成在賓大的同窗好友陳植先生回憶：“除建築設計外，思成對建築史及古典裝飾饒有興趣，課餘常在圖書館翻資料、作筆記、臨插圖，在掩卷之餘，發思古之幽情。”可以推測，樑先生如此認真投入，除了雅興幽情之外，可能更希望通過系統的學習和嚴格的訓練打下紮實的基礎，為日後投入尚屬空白的中國建築史研究作準備。
在美術系就讀的林徽音同樣成績優異，教授稱讚她畫的建築圖“棒極了”，建築系居然特聘這個年輕女生為兼職助教，不久還升為講師。可惜林徽音的圖稿現在已經見不到了，否則當可與樑思成的手跡相互輝映。
4 教學
1927年，樑思成和林徽音雙雙在賓大結束學業，分別獲得建築碩士和美術學士學位。
1928年3月21日，兩人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婚後去歐洲蜜月旅行，歷經英國、德國、瑞士、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樑思成第一次親眼看到許多上學時畫過的那些西方歷史建築。8月夫妻倆乘火車繞道西伯利亞回國，開始傳奇般的學術生涯。
樑思成林徽音在歐洲旅行時留影
同年徐志摩去英國，重遊當年求學的劍橋大學，11月6日在回國的船上寫下《再別康橋》。三年之後，林徽音在當年為泰戈爾祝壽演劇的協和小禮堂用英語為外國駐華使節講解中國建築藝術，徐志摩從南京趕來旁聽，不幸因飛機失事而罹難。
回國之初，樑思成先去瀋陽擔任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林徽音也同去任教。樑思成親自開設“西洋建築史”課程，當年的學生林宣先生回憶：“樑先生的講課是十分生動的。……其特點所在就是高度的‘視覺化’。表現在：樑先生講課，言語少，畫圖多。幾乎每個典型實例都在黑板上畫一遍。”同時學生需依循賓大的教學方式完成建築史繪圖作業：“在課堂上我們用最快速度來記筆記，跟著樑先生黑板圖畫一遍之後，課下各自找一本屬於不同版本的原圖來細描一遍，然後連同整理的筆記一同呈閱。樑先生認真批改，隨堂發還。”
1931年樑思成夫婦受朱啟鈐先生邀請，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盟中國營造學社，全力投入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工作，率領團隊四處測繪，留下大量水準極高的圖紙。抗戰爆發後，很多圖紙和其他資料一起存在天津一家銀行，不料因為水災而遭到浸毀。《圖像中國建築史》中的插圖重繪於李莊。從繪製風格來看，這些先後完成的圖紙都依稀可見昔日賓大圖稿的影子。
1946年樑思成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多位前輩學長回憶，當年樑先生講授外國建築史課程時，不僅語言生動精彩，而且可以隨時在黑板上默畫出所述建築的圖形，形態、比例幾無誤差，令學生們十分驚佩。如此深刻的記憶和高超的技法，當然也與昔日在賓大所下的功夫密切相關。
囿於當時的情勢，建築史教學的圖像資料十分匱乏，樑先生曾經一度將這些圖稿和筆記一起交給清華建築系資料室收藏，供師生們學習外國建築史參考或臨摹之用，後來不知怎麼混入舊書堆中。
據五十年代在資料室任職的林洙老師回憶：“（1958年）一天，我在一大堆廢書籍中發現了幾個筆記本，它們的封面已弄得很髒，看不出模樣，打開一看竟全是英文打字的文稿，而且每隔幾頁就有一小幅精美的小鋼筆畫。我驚呆了，再仔細一看，在畫的一旁往往有一個鋼印，上面寫著‘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學院’的字樣。賓夕法尼亞大學不正是樑先生的母校嗎？於是我拿著這幾個筆記本找到樑公，請他看看是否是他的東西。樑公接過來一看，臉上微微露出一副難以捉摸的表情，輕聲地說：‘是的，這是我學西方建築史時做的筆記。’我說：‘您是否要收回呢？’他笑了笑說：‘既然現在在你處，那就交給你吧！’我聽罷如獲至寶，從此我便常常翻閱這些筆記。那些精美的小畫是怎樣畫出來的呢？一門課就畫了一百多幅畫，使我肅然起敬。”
古希臘雅典獎盃亭透視圖
林洙老師用這些圖稿在系裡搞了一次展覽，引起不小的轟動。高亦蘭先生回憶：“系裡又展出了一批樑先生在賓州大學學習時的建築史小鋼筆作業……比例嚴格，線條流暢，對細部都有交待，十分過硬。畫面說明作者是為了做學問而畫的，毫無譁眾取寵之態。”說的就是這批圖。之後圖稿和筆記本都由林洙老師保存。
林徽因先生已經於1955年逝世。1962年林洙成為樑思成第二任妻子。文革期間，他們幾次被抄家，圖稿和筆記本都曾經被抄沒，後來又發還，有所散失。
2014年林洙老師將114幅圖稿與筆記本捐獻給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5 餘話
對於建築工作者來說，建築史的學習是一個艱苦積累的過程，其中對於經典建築作品的圖像感知和記憶是重要的環節。徒手描繪，再現其形，揣摩其意，有利於直接把握其構圖、比例之精髓，確實是單純欣賞圖紙、照片甚至現場參觀都無法替代的有效方式。樑思成先生一向主張專業訓練要“下笨功夫”，當年的這些圖稿正是最好的註腳。
在今天的網絡時代，建築圖像信息極為豐富，直接現場考察建築實物的機會也大大多於以往，學子們研讀建築史，很少再下這樣的笨功夫，雖日閱千圖，方便快捷，卻往往僅得模糊印象，且筆頭功夫孱弱，與前輩差距甚大，需要反思。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批圖稿雖然都是圖而不是畫，卻同樣具有很高的美術價值。樑思成先生少年時即喜歡繪畫，可惜所繪建築畫大多不存，這批圖稿作為其早期作品，依然顯示出良好的功底。
吳良鏞先生曾以“嚴謹、守拙、簡練”三詞概括樑先生建築畫的特點。張錦秋院士回憶樑思成曾經說自己喜歡那種豪放、有“帥”勁的書畫風格，而他自己的字和畫工整有餘，“帥”味不足。他給《人民日報》寫專欄，自稱“拙匠”。
詩文、字畫都能反映作者的個人氣質，就風格而言，本無所謂優劣，正如《史記》與《漢書》，李白與杜甫，米開朗琪羅與拉斐爾，各有絕勝之處。樑思成本質上是一個嚴謹的學者，假如他寫詩，大概也會走端莊工穩、守拙內斂的路子，絕非《再別康橋》的格調。
前輩當年的情史無須再提。徐志摩寫詩屬於抒發個人情感的文學創作，樑思成作圖是為了治學，形式不同，目的迥異，難以比較。平心而論，樑思成留學時代的這些圖稿與浪漫無關，但我們確實可以從中看到一個“靠譜”的樑思成，值得所有人欣賞。
當大家都在討論雄安新區之時，我們還欠樑思成一個道歉
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設立雄安新區。新華社形容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的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也就是說，北京這個有著2000多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除了要將行政副中心搬到通州，還要將產業轉移到雄安新區，讓北京真正專注於大國首都的功能。
讓首都專注於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載其他功能。這一城市規劃建設思路，早在6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提出過建議，只是，這一建議非但沒有被採納，提出建議的人還遭到了嚴厲的批判。
提出這個的人，叫樑思成。
今天，我們在慶祝設立雄安新區的時候，還欠這個人一聲道歉。
【一】
北京的城市歷史，幾乎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秦漢以來，北京一直是中國北方重鎮，自春秋戰國時期被燕國立為國都始，先後稱薊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順天府等。遼、金、元、明、清等帝統時代，及民國北洋政府時期至1949年後，北京均為都城。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皇家古建、四合院、衚衕、京劇、特色小吃……讓北京為世界留下自己的獨有面孔。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北平城內是駐守的20萬國民黨軍隊，解放北平的戰爭一觸即發。後來，出於對保護古都北平的考慮，傅作義放棄了抵抗，解放軍和平接收了北京。
建政之初，樑思成除了繼續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還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這位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保護的建築學家，在飽經戰亂和流離之苦後，對北京古城的保護充滿了期待。
對於怎樣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的首都，樑思成提出要完整保留古城的規劃，建議在完整保護舊城的基礎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設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為獨立又相互聯繫的幾個功能區，讓古城和新城交相輝映。
根據費慰梅（費正清夫人）所著的《林徽因與樑思成》，樑思成當年對北京的城市規劃提出過五點建議：
1 北京應該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 限制城區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汙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築城城牆城樓。
4 限制舊城內新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
5 在城西建設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今天的人們，當看到樑思成當年提出的這一科學規劃，再看看今天的“大城市病”纏身的北京城時，不禁會感慨萬千。
北京古城
【二】
對於樑思成提出的這五條建議，只有第三條，即保護紫禁城被接受。
樑思成認為，如果在城西沿著南北軸向建設政府的行政中心，既能進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壞古城原有的中軸線。在留學英國的城市規劃專家陳佔祥的幫助下，樑思成把他的計劃寫成了建議書，還發表了題為《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眾的支持。
當年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天安門為中心，他們希望擴建天安門廣場，為中國建造一個翻版的克里姆林宮及紅場，好用於公眾集會和遊行。
當局決定拆掉古城牆和城門樓的理由是：這些城牆是封建帝國防禦工事，現在已經毫無用處，又阻礙交通並限制了城市的發展，拆掉它們，建造房屋和或鋪設馬路又有了很好的磚頭來源。
……
1953年，左安門被毀；1954年，慶壽寺雙塔被毀；1956年，中華門被毀；1957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毀；1958年，右安門被毀；1965年至1969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被毀。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了蹤跡。迄今惟有正陽門、德勝門、鐘樓得以部份保存。
城牆被拆了、牌樓倒下了、護城河不見了，元、明、清三代首都的輪廓，基本消失殆盡……這座經歷了多年戰火，八國聯軍沒有被拆，日本侵華沒有被拆的偉大古城，最終毀在了自己人的手裡。
北京古城
【三】
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還是忍不住設想，如果當年樑思成的建議能被採納，大家今天看到的北京，將是全世界都為之震撼的中國古建築和城市博物館，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水泥鋼筋。
可惜，剛剛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剛從農村進城的領導層，心裡更迫切的想法，是如何趕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大力發展工業，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
至於這些古城，在很多人的眼裡更是“封建的象徵”，是要被打倒和推翻的東西。當時的領導人很明確地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專欄作家馬鼎盛曾經撰文稱，當年，北京市長彭真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樑思成說：“毛主席希望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這讓樑思成大吃一驚，他認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應該發展工業。最好像華盛頓那樣，成為政治文化中心。
據說，同樣反對除老北京建築的樑思成夫人林徽因，當年直接闖進彭真的辦公室與其爭辯，不懂建築也不懂美學的彭真只好抬出毛澤東：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
林徽因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籐，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當然，林徽因的這些建議也不會被採納。
樑思成和夫人林徽因
【四】
樑思成對保護北京古城和傳統的呼籲，讓他多次遭受批判。
1953年5月，北京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林徽因當面指著吳晗的鼻子怒斥。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嘶啞，但其神情與真心令在場者動容。林徽因還對彭真說：“你們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
原中國文物研究所所長羅哲文曾說：“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
二戰美軍轟炸日本時，向樑思成請教，那些地方需要保護不能炸燬。樑劃出京都、奈良和大阪，標出古蹟的方位，說這是人家的古城，別炸。於是京都三千宮殿寺廟，大大小小至今完好。
可惜可嘆的是，建築大師樑思成救得了日本的京都，卻救不了北京的老城。
樑思成設想中的北京古城
【五】
當年，在與彭真爭論北京的規劃問題時，樑思成曾痛心疾首地說：“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如今，六十多年轉眼過去了，不幸的是，樑先生一語成讖。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乾涸、地下水枯竭、陰霾沙塵蔽日、交通令人絕望、人口畸形膨脹，古蹟大量減少，文化不斷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後人來到這裡，幾乎已認不出父輩口中的家鄉。
上個世紀80年代，臺灣人文學者龍應臺訪問北京後頗為惆悵：“新建築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毫無個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溫馨、傳統的氛圍破壞了，使老北京蕩然無存。這些古蹟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也屬於我。我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好像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把它毀掉了。”
1972年，為保護中國古建築耗盡一生心血的樑思成先生，在貧病之中撒手人寰。生命彌留之際，他還重複著這樣的話：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汙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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