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41年，江陰的經濟社會成就用“令人驚豔”來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陰在全國縣域經濟和綜合發展中實現了“十六連冠”，是“中國製造業第一縣”和“中國資本第一縣”，年度 GDP總額超越了全國近80%的地級市。
“令人驚豔”的背後，更值得探尋的是“為什麼”——
為什麼江陰在“強勢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導下，市場經濟依然活力勃發，企業生態萬物生長？
為什麼江陰數十年改革基業常青，在每一個艱難時刻總是能夠從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礪前行的新動能？
為什麼在泡沫與投機潮起潮落的當下，江陰的企業家們卻笑看風雲，篤守本業與本土，實體經濟花開滿天？
為什麼江陰沒有迷失於GDP情結，也沒有醉心於速度和財富增長，而始終牢記人民幸福才是發展的根本？
江陰之問，同樣是中國改革之問。
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歷時兩個月，兩次踏訪調研，力求用事實與故事及其內在邏輯，解答江陰“為什麼”。本組系列報道共四篇，以下是“改革篇”。
江陰市景
日前，由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主辦的2018年度“中國鋼鐵工業產品開發市場開拓獎”公佈獲獎名單，中信泰富特鋼集團旗下的興澄特鋼等兩家企業的產品獲得殊榮。
中信泰富特鋼集團是全球範圍內規模最大、產品規格最全的專業化特鋼生產企業。兩年前，出於管理便利和提升工作效能的需要，集團決定將總部從外地一座大城市遷至企業前身江陰鋼廠和子公司興澄特鋼的所在地——江蘇無錫江陰市。
“搬遷總部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僅僅為解決交叉持股問題，企業就專門成立了重組小組，對下屬十多家公司進行股權變更。事項環環緊扣，手續複雜繁多。”中信泰富特鋼集團董事長俞亞鵬告訴澎湃新聞，所幸江陰市相關審批部門全力配合，通過簡化流程、上門服務、並聯審核等方式，將在其他地方或許需要審批一兩年的大量市場準入事項在三個月內就完成了，堪稱“江陰效率”。
事實上，在江陰這座縣域經濟領跑全國的小城，高效不僅體現在行政審批領域，基層治理、綜合執法、民生保障、環保監測、城鄉融合等多個維度都在釋放這個地區探索系統性、集成化改革的成果和紅利。
作為全國唯一一個縣級改革試點，已如火如荼推進了一年多的集成改革，正成為江陰乃至江蘇在改革領域的“金字招牌”。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江陰之所以能扛起探索縣域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大旗，正是得益於其浸入血脈的強大改革基因。改革開放41年來，江陰的發展從以“草根”為主的鄉鎮企業起步，在政企同心的催生下，藉由資本市場的強勁東風，倒逼企業變革產權，從而全面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規範管理、提升競爭力，並由此形成政府扶持企業，企業反哺財政，稅收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環。江陰也在屢積跬步、層層遞進的改革歷程中躋身全國百強縣之首，成為江蘇民營經濟的領跑者。
無疑，集成改革是江陰長期紮根於豐沃改革土壤中結出的最豐厚的果實。在江陰，改革就如同一條浩蕩的大河，穿崇嶺，踏險灘，生生不息。數十年間，正是改革大河的滋養，“中國製造業第一縣”躍然生長。
萌芽：“蘇南模式”異軍突起
因地處長江之陰而得名的江陰，自古便是中國紡織工業重鎮。宋時沿江一帶廣種棉花，土布生產隨之興起，自明清始成為農家主要副業，素有“日出萬匹，遠銷南洋”之譽。機修、翻砂、糧油加工等也在許多集鎮初現，成為鄉鎮工業的“胚胎”。
解放後，江陰農村開始顯露出超前開拓商品經濟的衝動，即依靠集體農業的積累，由公社和生產隊創辦當時被稱為“社隊企業”的小工業。到1958年底，全市辦起各類工廠846家，次年達到1334家，但由於設備簡陋、效益不佳，加上國家經濟遭遇三年困難時期，經調整至1961年底僅保留為農業服務的骨幹企業85家。1965年，江陰國民經濟全面恢復並發展，社隊工業悄然復甦，這其中尤以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最為著名。
上世紀60年代初，初任華西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吳仁寶，為走出大隊在全公社最為貧窮的困境，帶領村民通過平整土地、旱田改水田、兩熟改三熟，實現了畝產一噸糧，使華西成為聞名遐邇的農業樣板村。儘管由此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吳仁寶認識到想致富就必須得走農副工綜合發展的路子。1968年，在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熱潮中，他頂著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風險，悄悄辦起了五金廠。
1969年，江陰華西村創辦小五金廠
“也就是這家偷偷摸摸搞起來的地下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一年利潤相當於700多畝地的產出。”江陰市政協主席徐冬青告訴澎湃新聞。
1975年，華西村靠五金廠賺的錢，建成了五層大樓用於辦託兒所、中小學。1978年，全村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還存有三年口糧，在全國數以萬計的鄉村中富甲一方。
“可以說，五金廠為華西村日後的經濟騰飛贏得了先人一步的生機，也成了燎原中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星星之火。”徐冬青表示。
隨之創辦的板網廠、藥械廠、織布廠等，使華西村於上世紀70年代橫空出世，在江陰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引領和示範效應。在其帶動下，上世紀80年代，江陰鄉鎮工業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遞增。截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鄉鎮企業903個，村辦企業2092個，村辦以上工業企業密度達到平均每平方公里309個，涵蓋紡織、輕工、機械、冶金、化工、建材等90多個門類，鄉鎮工業總產值飆升至71.28億元。
鄉鎮企業的風生水起，使江陰成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筆下“蘇南模式”的發源地之一——這一模式以集體經濟為主體，以中心城市為依託，通過鄉鎮政府直接領導，輔以市場調節手段，走出了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
在原江陰市體改委副主任、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仁先看來，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不僅增強了地方經濟實力，推動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使江陰這個長江邊的小城從一個純粹的魚米之鄉邁入工業化快車道，也為如今在這片土地上經歷過市場啟蒙和資本洗禮的數百家全國乃至全球領先企業，奠定了改革破冰、累積成長的堅實基礎。
轉折：資本市場率先突圍
儘管傳統“蘇南模式”下由集體主導創辦的鄉鎮企業，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當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初期普遍存在的資源短缺難題，但鄉鎮企業長期依靠有限的自我積累和銀行貸款，逐漸呈現小而全、小而散的發展劣勢。
“企業想轉型、壯大，首先要有資金。”江蘇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麗芬告訴澎湃新聞。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蘇南絕大部分地方尚未認識到可用資本經營手段發展企業時，江陰政府和當地一批理念超前的企業家已率先達成了對“資本經營”價值的共識，認為可通過股份制改革試點的嘗試，讓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產品經營為基礎，實施資本運作，再以此獲得的利潤支撐產品經營，使企業在短期內迅速擴大規模，實現超常規裂變式發展。
江陰澄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
1984年12月，從老家移居至鄰鎮的李興，憑藉曾在家鄉擔任過化工廠副廠長的經驗，聯合12名江陰澄南村村民，在三間簡陋的石棉瓦廠房裡，以總計3.8萬元的借貸資本，靠生產五氧化二磷產品，創辦了澄星集團的前身——澄南化工廠。此後通過成為國營大廠的金牌供應商，澄南化工廠搭上國企的快車，得以迅速壯大。
1992年，經行業協會組織，到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商學院參加培訓的李興，首次接觸到“股份制”的概念，對資本市場產生濃厚興趣。回國後，他瞄定美國納斯達克，開始籌備澄星上市的前期工作。但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阻斷了企業海外上市之路。
“那個年代國家為確保股市的有序發展，嚴格控制上市公司數量，鄉鎮企業拿不到分配指標，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殼上市’。”李興告訴澎湃新聞，通過業內人士打聽，他了解到無錫宜興市境內的江蘇鼎球實業有限公司在上市後受東南亞金融風暴影響，發展受挫，正在尋找合作伙伴重組。
為儘早實現合作，1998年4月的一天，在聽說曾促成鼎球公司上市的時任江蘇省政府祕書長正陪同有關領導到無錫考察，入住蠡湖賓館後，李興帶著澄星收購鼎球的申請連夜趕赴無錫，請求支持。祕書長看後當即表態同意，但指出申請文件不合規範，需改由市政府行文，再逐級簽字，提交省政府專題會議討論。
“當時省裡關於股份制問題的會議就是在第二天上午召開，為爭取時間，我們一行人馬上趕回江陰，找到市委書記彙報時已是晚上十點。”李興回憶，書記當即表示全力支持，立即將已經下班回家的辦事人員叫回，以最快速度辦妥一應手續。
待李興拿著市裡出具的公函回到蠡湖賓館時，已經是後半夜，被叫醒的祕書長即刻簽署了意見。一行人又連夜趕到南京，一早將文件交給正在開會的時任主管副省長。
“整個過程緊張焦灼但進展順利。事後祕書長向我感嘆‘真是服了你們’。如此高效的辦事效率也只有江陰的政府和企業做得到。”李興說。
澄星集團
1998年12月，澄星集團以11242萬元自有資金協議受讓鼎球實業3850萬股，佔總資本的29.76％，成為鼎球實業的第一大股東。之後經過一系列資產重組和公司更名，澄星完成由“借殼上市”到“正名入市”的全過程。
同期，通過獨家發起、資產重組、捆綁上市等多種途徑，江陰迎來企業爭相上市的“井噴期”：1999年底全市8家上市企業累計募集資金21.6億元，約佔江蘇省募資總量的7%，形成中國資本市場上獨樹一幟的“江陰板塊”。
“在當時的江陰，多路併發的上市模式可謂俯首可拾。”原江陰市金融辦主任顧平告訴澎湃新聞，“井噴”一方面源於企業自身發展的資金需要，另一方面離不開政府敏銳精準的政策扶持。
1996年，為更好地發揮“高參”作用，江陰市政府成立了以體改辦、銀行、財政局、政府辦等13個部門組成的“企業股份改制上市指導小組”，為企業上市提供個性化、一條龍服務。同時指導有潛力的企業用足用好國家相關政策，幫助其解決在上市之初“敢不敢想”、“想不想上”的問題。此外，在資產評估確認、審計確認、股權轉讓、土地處置等方面向上積極爭取，形成“上市一個，成功一個，上準一個，帶動一批”的正向效應。
截至2018年底，江陰共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掛牌企業54家，另有上市後備企業100家、新三板後備企業120家，上市公司總數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縣級市首位。
藉助資本的強大推力，一大批江陰製造企業從揚子江畔走向世界，實現了行業內從追趕到領跑的飛躍。陽光集團從給國際巨頭“貼牌”代工，到創建自主高端品牌，進而把國際標準化組織、紡織品技術委員會國際祕書處的牌子掛到了自家門口；澄星集團通過收購、兼併、重組，不斷夯實核心競爭力，成為全國最大的精細磷化工產品生產和出口企業；法爾勝泓昇集團依靠上市募集的資金，加大對纜索產業的投入力度，一舉奠定在全國金屬製品領域傲立群雄的“江湖地位”。
“事實證明，上市掛牌是企業最好的轉型升級，兼併重組是政府最好的招商引資。”顧平表示。
嬗變：產權變革活力迸發
資本市場“江陰板塊”的騰飛不僅加速了企業轉型，也倒逼著企業加快形成一套有利於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產權制度——由集體經濟主導轉向多元資本結構。
“但改制並非一帆風順。”江陰澄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總裁李興告訴澎湃新聞，1999年因對上市過程中一筆款項去向存疑，他曾被紀檢部門短暫“隔離審查”，當時恰逢鄉鎮企業改制在全市動員推廣。澄星集團資產總額大，又是上市公司，在全鎮舉足輕重，但因自己無暇應對，其他經營者又不願斥資買股，改制一度被擱置。
誤會解除後，市、鎮領導找到李興，詳談明晰產權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意義，希望他動員企業班子成員、骨幹啟動改制。
“當時我想了一夜，相比過去，上市後公司的管理體制是有了很大進步，但對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還有較大距離。如果企業產權總是含混不清，員工主人翁地位只停留在政治層面，法人代表沒有最終裁決權，‘大鍋飯’、‘鐵飯碗’的弊端就很難根除，企業能耐再大也不會有太多作為。”李興表示，次日上班後，他立即召集班子成員和中層幹部開會，討論改制問題。
根據當時的評估與審計，全公司有資格參股的共96人，其中李興可享51%的股權，剩餘49%由其主持分配給他人，每位參股者需付出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的現款。“前景不明，還要大投入，許多人猶豫不決。也有人心懷妒忌，認為日後企業就是我一個人的。”李興告訴澎湃新聞，經過反覆動員，多番表明心跡，最終集團改制工作於2001年3月順利完成。
改制初期的觀念困惑同樣在江蘇陽光集團發生著。
陽光集團
“從短期看，起初我個人認為改不改制對企業的發展都一樣。創業者秉持著為集體服務的理念，不會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相反改制若存在分配不平衡問題反而會影響很多人的積極性。”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麗芬告訴澎湃新聞，但當時的地方主政者在助推企業上市的過程中已率先一步意識到，公司上市後，若個人產權始終得不到尊重，市場活力會長期受到壓制。
1997年，在全市第一支股票“興澄股份”上市的同期，江陰著手製定並實施了《關於全面推進鄉鎮企業改革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快企業改革的意見》等政策，明確“大型企業集體控股上水平、中型企業多方參股增活力、小型企業拍賣轉讓搞民營”的改革思路，堅持改制形式的多樣性、改制政策的統一性和改革工作的配套性，打響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攻堅戰。
在政府引導助推下，2000年陽光集團完成首輪改制，由100多名中層及以上管理者控股90%。次年，集團在壯大毛紡主業的同時，開始涉足生物醫藥、房地產、醫療器械等產業，嘗試多元發展。
“實踐證明，企業通過改制確實煥發了生機活力，發展速度和靈活度都大幅提升。”李興感嘆。
在江陰市委黨校學者秦泗陽看來，政府順應企業需要出臺的系列改制措施，不僅為突破傳統“蘇南模式”下鄉鎮企業發展初期普遍存在的產權模糊、政企不分、經營短期化等瓶頸制約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從根本上解除了模糊的集體產權對企業家的束縛，激發了企業內生髮展動力，為江陰製造業參與全球競爭建立了激勵機制健全的產權基礎。
2001年，江陰全市近萬家市屬、集體企業的企業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江陰的這次產權改革比較果斷，也非常徹底。”秦泗陽告訴澎湃新聞，正是這一步改革使江陰在2003年一躍成為全國百強縣之首。而縱觀當時原本比江陰實力強勁的一些周邊地區，因擔心被指責集體資產流失，沒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和資本經營推動微觀層面上的企業改制改組、中觀層面上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宏觀層面上的對內對外開放，從而錯失發展先機。
憑藉優良家底和健康體制，江陰各大企業內生式的經濟增長潛力得到空前釋放，匯聚成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製造業、金屬製品業、紡織服裝業、裝備製造業以及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多項支柱產業，江陰也藉此成為江蘇民營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
2018年，江陰實現全國縣域經濟和綜合發展“十六連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達6059億元，蟬聯中國工業百強縣（市）第一。
深化：集成改革全面落地
一家家企業的成功轉型改變著江陰，也改變著與之魚水共生的政府行為。如果說改革開放後，大面積湧現的鄉鎮企業是江陰改革發展的1.0版本，在政府引導下開展的資本市場率先突圍和產權變革活力迸發是江陰改革的2.0版本，那麼當下，如何進一步服務企業、營造更優營商環境，並以行政管理改革為“先手棋”，同步撬動經濟體制、生態文明，以及開發開放、城鄉發展一體化、社會事業、基層黨建等多維度改革的協同並進，則是江陰改革水到渠成的3.0進行時。
“作為全國的改革先行區，江陰有著強烈的改革基因，曾率先發展鄉鎮企業推動‘蘇南模式’大放異彩，勇於探索資本經營成就‘江陰板塊’獨樹一幟，全面啟動產權制度改革激活民營經濟新動能，又主動呼應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實現開放型經濟蓬勃發展。”從江蘇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到江陰掛職任市委常委、副市長的仲劍告訴澎湃新聞，江陰有數量龐大且實力超群的大企業，如果通過改革釋放了活力，能最直觀最快速地反映在企業獲得感上。因此當江蘇省委在順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中央要求的情況下，決定開展系統性、集成化的縣域改革時，經過再三調研對比，將唯一試點放在了江陰。
試點確認後，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多次到江陰調研，並指出要發揮好江陰集成改革試點的示範帶動效應，把一個地方的試點經驗複製推廣到其他地方，由點到面產生“溢出效應”和“1＋1＞2”的“疊加效應”，讓“盆景”變成更多的“風景”，為全省乃至全國的改革大局探索路子、積累經驗。
據仲劍介紹，江陰的集成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省委省政府對改革試點的支持政策集成、圍繞問題根源作一攬子系統解決方案的改革思路集成，以及謀劃改革試點方案的同時配套考慮改革落實的推進機制集成。
根據2017年7月印發的《江陰市縣級集成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在改革思路集成的探索上，江陰圍繞構建便捷高效的政務服務體系、沉底到邊的基層治理體系、精準有力的社會救助體系、溫馨周到的生活服務體系和全域覆蓋的公共安全體系，部署了七大方面27項任務。
具體操作上，以改革基礎最優、呼聲最高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當頭炮”，編制市、鎮權責大清單，全面推進“網上辦、集中批、聯合審、區域評、代辦制、不見面”，基本實現企業註冊開業2個工作日、不動產權證4個工作日、一般建設項目施工許可證40個工作日以內完成的“2440”高效審批。去年，874項審批服務事項已實現“不見面辦理”，98%以上事項實現網上辦理。
江陰推行企業登記審批全流程電子化。
“以前企業辦個證少說也要幾個月，最長等過近一年，遞交材料要往返十多個部門。如今在行政審批中心一個窗口即可受理，不到一個月就能拿證。工程提前開工，因此增加的效益難以估算。”對比以往流程，如今“與政府打交道方便快捷”成了不少江陰企業家投資創業的共識。
退伍軍人趙航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在江陰周莊鎮著手成立一家包裝新材料公司，意外的是，鎮政府服務中心僅用2個工作日就辦齊了公司五證合一的營業執照。
海瀾集團總經辦負責人在去年辦理企業商業項目建設施工許可時，也連連感嘆審批9萬平米的倉庫，手續只花了20個工作日：“過去辦這類項目要跑氣象、民防、消防、規劃、建設等多部門，耗上三四個月也是可能的。”他表示，而今只需在行政審批中心的綜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
江陰市綜合行政服務中心設立的交易+稅務+不動產登記聯辦窗口。
改革釋放的高效紅利還在基層社會治理層面延伸。
借鑑下轄徐霞客鎮的先行改革經驗，江陰將全市分成17個一級網格、271個二級網格、1558個三級網格，“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均納入網格管理中。同時整合多部門職能組建綜合執法隊伍，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化解在基層”。
“過去，外來員工集體宿舍內電動車亂停、電線亂拉，一直處於‘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狀態。”周莊鎮派出所所長餘軍平感慨，如今只要網格員發現並上報此類問題，鎮網格中心就會立即召集綜治、消防、村委等聯動處置。基於網格化工作帶動的多元共治水平提升，周莊鎮近半年內發案數和矛盾糾紛數均同比下降超過10%，環境汙染治理、消防隱患整治等也都取得不俗成效。
“集成改革不僅提升了企業涉政審批的工作效率，通過構建精細化的社會治理體系，夯實平安之基、營造更優生活環境，也為企業發展留住了人才。”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麗芬告訴澎湃新聞。
在已有成果基礎上，仲劍表示，今年集成改革將重點抓好任務落實，總結提煉經驗，完善推進機制，力爭到2020年將江陰建設成為江蘇同類城市服務效率最高、發展環境最優、創新動力最強、人民群眾獲得感最多的改革發展示範區。
得益於改革帶來的雄厚產業基礎、優越投資環境和高效政府服務，去年5月，在對全國十多個城市進行考察後，聯動天翼將總投資200億元的新能源動力電池及系統項目落戶江陰高新區，預計建成投產後年產值可超500億元。“項目從跟蹤到洽談成功僅用了兩個月。”仲劍透露。
“歷史實踐充分證明，江陰是靠吃改革飯長大的，改革興則江陰興。”在無錫市委常委、江陰市委書記陳金虎看來，江陰經濟能長盛不衰，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憑藉血脈裡深厚濃烈的工商業基因，深耕實業、勇闖大業的企業家群體，勇於擔當、善於作為又恪盡職守的幹部隊伍，快人一步地抓住了幾次歷史性改革發展的機遇，成功實現轉型升級，“可以說，江陰過去的成就來源於改革，當下的發展得益於改革，未來的輝煌也必將維繫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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