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蔣雯麗的話說，如今自己的心態與從前不盡相同。關於角色，未見得每個都要奪目，“有的時候也需要有一種玩的心態”。當然，包含在這個“玩”字裡頭的，是越發的鬆弛和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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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蔣雯麗演了一部電影，叫作《流浪狗之歌》，更為準確的描述應該是音樂劇，類似歌舞片。起初，遞到手上的劇本，讓蔣雯麗以為只是朋友託付幫忙看看，提點意見。“我說你這夠難拍的，這麼多狗你怎麼控制？”沒成想，對方緊接著便問：“你來不來演？”蔣雯麗很吃驚，她沒演過。
銀灰色的齊劉海假髮，蓬鬆的絨毛外套，灰色的氈毛帽上綴著一撮俏皮的紫色羽毛，鼻尖上還點著黑色圓點。以上便是蔣雯麗在戲中的裝扮，為的是更貼近動物的外形。“人扮成狗。”蔣雯麗說。她在片中的角色是“皇后”，流浪狗的皇后。
這部電影的導演拉姆尼·庫茲馬奈特，是立陶宛國內最高戲劇大獎的獲得者，也是歐洲知名戲劇節的常客，舞臺劇作品《新原野》曾在中國演出。蔣雯麗雖然沒有親臨現場，卻也聽過不少對於這位導演的讚譽，說她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創作者。蔣雯麗覺得，不管是演員抑或從事其他門類藝術的工作者，“都要保持像小孩一樣的玩的心態”，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
圖片摘自舞臺劇《明年此時》
嘗試並不意味著冒險。多年積攢起的除了豐富的表演經驗，就是建立與穩固自我的審美標準，這是蔣雯麗選擇時的底氣。“不見得這個作品就一定那麼適合你，但是你沒有各種嘗試，也就沒辦法去發現自己的潛力。”她說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當成工作，一板一眼地較勁，是會丟掉些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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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里加水，燒開後把清理好的魚放進去，燙15分鐘，隨後將魚取出裝盤，蔥姜切絲擺在魚身上，再淋蒸魚豉油，最後就是一勺熱油澆上去。這是蔣雯麗向吳宇森導演學的，吳導酷愛做飯，無論多晚回家都要親自下廚。
蔣雯麗說她發現很多導演都特別會做飯，而烹飪與創作之間也有著微妙的相似：“腦子裡要相對比較清晰，做這道菜，用什麼原料，最後要達到怎樣的口味和效果，怎樣調和最好，色香味俱全，一部電影也同樣是。”
蔣雯麗從少女時期便開始下廚，她也不清楚為何家裡人如此信任自己。大姐切菜，二姐洗菜，叫她來炒菜。多數時候做的是家鄉蚌埠的家常小炒，具體做了哪些菜，現在都已經記不起了。但她記得家裡的碟子都是白色的，是姥爺喜歡的。那個年代，除了飯館，尋常人家少有選購白色的碗碟，幾乎都是花的，可姥爺卻獨愛一抹白，姥爺說只有白色的碟子，菜放進去才會好看。
蔣雯麗深得姥爺關於美學的影響，或者說是生活方式上的影響。“喜歡美，喜歡收拾屋子，就是喜歡自己生活的地方美，佈置得讓自己覺得舒適。哪怕是劇組拍戲，都是在那種叫招待所住的，那時候還沒有賓館呢！就那麼一間小屋子，很小的，我也給它鋪上布，弄上一點什麼花之類的，很溫馨的。”要不然她覺得很冰冷，一待好幾個月，也算是個臨時的“家”。
有些東西，年少時沉在水底，之後隨著時間才漸漸浮出水面。還有少時的記憶，瑣碎的、安寧的，只有當我們不再眼見時，潛意識裡已經埋下的線索，才會引領著我們的生活。甚至是我們以為的失去，或許只是換了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直都在。
拍攝《懸崖百合》時，蔣雯麗曾經歷過一次危險，那也是她的第一部影視作品，她在當中飾演一位保育院教師。當時，拍攝的場景是蔣雯麗指揮孩子們合唱，地點在一處懸崖邊。景別不大，攝影機與她離得很近，沒什麼可供挪動的空間，更何況她是背對著懸崖的。彼時她的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忘了自己的位置，一步退後，直直地栽了下去。
“我都在空中轉體一週了，你想得多高吧。”當時蔣雯麗覺得好像有一雙手託了自己一下似的，下墜的過程中她剮到了樹枝，轉了一圈，落地卻一點都沒有傷。“我就想，是姥爺在保佑著我。”她說劇組的人嚇壞了，又張羅著抬擔架，又要送醫院，她站起來拍了拍土說沒事，繼續拍。“你心裡頭有那個愛在，它就不走。”
“我覺得演員都希望能夠塑造不同的角色，而不是一種角色。如果塑造的每一個覺得都是自己，或是和自己一樣，可能就像天天吃同一道菜，會有點索然無味了。”蔣雯麗說。
電影《立春》中的王彩玲，被離間在現實之外的理想主義者。她堅持自己的歌唱理想，想著要一路唱出縣城，唱到北京，最後的終點是巴黎歌劇院。儘管她最終向生活妥協，但似乎心中有夢，一直沒有熄滅。蔣雯麗說，王彩玲讓她體會到表演是一座山峰，而自己是在山腳下匍匐。
“因為你完全地，徹底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蔣雯麗回憶，“你覺得那真的是在創作，是一個整體的氛圍，不光是你個人演的角色，還有劇組的一個環境。所有的這些東西都讓你感覺到，你此時此刻是在往你那個……
因為藝術是你的信仰，你在往你信仰的地方前行。但大多數的時候，我覺得並不是都有這樣的感覺。你可能會演了這個、會演了那個；換一個樣子，換一個角色，換一個挑戰。但是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在裡頭那麼長時間，而且是那種極致的投入，甚至於讓自己都很痛苦的那種投入，還是很少的。”
為了王彩玲，蔣雯麗增肥了30斤，在《立春》殺青的三個月後，蔣雯麗馬上進入了《金婚》劇組。這三個月間蔣雯麗一直在減肥，她說好像減肥的過程，也是被迫離開王彩玲的過程，不然“我覺得也會要在裡面待一段，會很難受”。她迫切地想要跳進另一個角色的世界，“我就盼著，快點結束”。
40歲之後的蔣雯麗，迎來了事業的黃金期。2007年，憑藉電影《立春》奪得第2屆羅馬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第2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2008年，憑藉《金婚》拿下第14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女主角獎。又在2010年，憑藉導演處女作電影《我們天上見》獲得第14屆釜山國際電影節“觀眾最喜愛影片獎”和第1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我覺得做《我們天上見》的過程就是尋找，也是讓我自己重新回到一次童年。因為我覺得找自己，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小時候找，從初心、從初始的地方出發，一路找下來，後來就停下來了。”
蔣雯麗形容，那時的自己像熱鍋上的螞蟻，找不到自己，又像迷失在茫茫的世界裡，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過，只覺得每天時間過得都很快，不知道自己應該在什麼位置上才合適。“所以靜下來就想說，如果要是明天死了，我有什麼遺憾呢？於是就想做一點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不是為了名和利，而是為了自己的成長，自己的內心。”
轉眼間，又過去了近十年。她說：“現在再繼續找，我覺得人可能一輩子都是尋找自己。這次我再找的話，可能就是從中學以後再找，這也是我的想法。”這十年間，是兒子的成長期，蔣雯麗不想錯失他的任何變化。孩子成了蔣雯麗生命的標尺。“他的長高意味著我的變老。”蔣雯麗說。
她剛剛從英國回來，陪兒子去考試。北京鮮少見雲，母子兩人都被英國厚厚的雲彩吸引了。兒子掏出手機想拍，卻發現“拍不出來”。“他說人眼睛所看到的，和鏡頭裡的完全是不一樣的，太可惜了，他就覺得鏡頭是不如人眼的。
圖片摘自2009年電影《我們天上見》
然後我跟他說，我的電影是用膠片拍的，他還很吃驚：你是用膠片拍的？我說對。我說我當時在取景器裡看到的世界，我覺得比我肉眼看得要美，因為它可以細到能夠……你的肉眼是大概一個全景，它可以聚焦，它可以拉開，可以的（有）縱深，你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都可以篩選。我記得自己在鏡頭裡看到的世界，很讓我震驚，我覺得比自己眼裡看到的世界要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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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人就是這樣子，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興趣。我現在這個時期，可能沒有那麼認真去觀察外面的世界，而是觀察自己內心的世界。因為從去年到今年，身邊有很多的人離去，父母年紀也大了，自己現在也會開始思考這些，有時間就會看看這類書，然後就想找到自己內心的一些感覺，找到自己的一種平靜，找到生命的真相。”蔣雯麗說。
小時候覺著時間過得很慢，蔣雯麗坐在屋子裡，看著夕陽從房間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她說或許是因為當時自己“特別休閒”。外部世界始終是流動著的，潛藏著許多美，只有一個人內心平靜時，才會觀察得到。“否則你是看不見這些東西的，雖然它時時刻刻都在你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