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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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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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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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課程特色

多學科交叉

哲學、歷史、文學、法學

關鍵詞

公民、城邦、民主、國家、共和、君主、革命、政黨

人物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托克維爾、韋伯等

解讀著作

柏拉圖《理想國》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西塞羅《論義務》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霍布斯《利維坦》

盧梭《社會契約論》

韋伯《學術與政治》等25部重要著作

梳理邏輯

波斯、雅典、羅馬、美國、法國等帝國崛起與衰落的內在邏輯

課程大綱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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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城邦、民主、國家、共和、君主、革命、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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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羅《論義務》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霍布斯《利維坦》

盧梭《社會契約論》

韋伯《學術與政治》等25部重要著作

梳理邏輯

波斯、雅典、羅馬、美國、法國等帝國崛起與衰落的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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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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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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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課程特色

多學科交叉

哲學、歷史、文學、法學

關鍵詞

公民、城邦、民主、國家、共和、君主、革命、政黨

人物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托克維爾、韋伯等

解讀著作

柏拉圖《理想國》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西塞羅《論義務》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霍布斯《利維坦》

盧梭《社會契約論》

韋伯《學術與政治》等25部重要著作

梳理邏輯

波斯、雅典、羅馬、美國、法國等帝國崛起與衰落的內在邏輯

課程大綱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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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歷史、文學、法學

關鍵詞

公民、城邦、民主、國家、共和、君主、革命、政黨

人物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托克維爾、韋伯等

解讀著作

柏拉圖《理想國》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西塞羅《論義務》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霍布斯《利維坦》

盧梭《社會契約論》

韋伯《學術與政治》等25部重要著作

梳理邏輯

波斯、雅典、羅馬、美國、法國等帝國崛起與衰落的內在邏輯

課程大綱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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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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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佩榮,節選自《荒謬之外》 / 東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爾伯·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加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覆了加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加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貝爾斯(Jaspers)、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加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一、加繆其人“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鬱,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加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

雖然如此,加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

薩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加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二、思想立場對薩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加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加繆與薩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加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加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加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克爾凱郭爾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斯貝爾斯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加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復存。

3.加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加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加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加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加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加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說:“當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

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薩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加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三、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加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儘可能以加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準,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加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西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處的三荒謬係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Étranger)與《西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20,《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加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對象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薩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註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薩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西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加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吶喊。

《西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加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象他是快樂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加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加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加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加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加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

《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繆說:“至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這只是加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加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加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加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與加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定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加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 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加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加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加繆與薩特在咖啡店中談話,薩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加繆不贊成。加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薩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加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加繆和薩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繆的看法,使薩特不得不發表絕交聲明。“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鼠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能夠給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加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 “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

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黨、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劃,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 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 “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繆: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

加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加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導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加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 加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薩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加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 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加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於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加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加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四、結語

1957年12月,加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在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

有一段時期,加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越來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加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加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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