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胡雪巖有錢，坐擁世界十大豪宅，唯一不向慈禧下跪的紅頂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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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巖”這個名字對於中國人來說，幾近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和無盡唏噓。作為一個從社會最底層白手起家的清末頂級紅頂商人，他的勵志故事被許多人所崇拜。在其人生的巔峰時期，一手協助左宗棠收復新疆，另一手創辦著名中藥老字號“胡慶餘堂”，商政兩逢源，賞黃馬褂、授三品布政使，擁有總資產3000餘萬兩，被魯迅譽為“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位商人”。

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中法戰爭爆發和金融危機的影響，胡雪巖隨即破產，更被清政府橫插一刀，所有資產充公，最後在貧恨交加中黯然離世。

為此許多人覺得胡雪巖這種級別的紅頂商人由於利益盤根錯節都難以善終，實際上並不是。在胡雪巖同時期，清末還有一個頂級紅頂商人，他不僅資產幾近胡雪巖兩倍之多，更是當時唯一不需要向慈禧下跪的特赦商人。不管是政界還是商界，亦或是對中國的貢獻，胡雪巖跟他都有著差距，而他最後卻得善終，留下被譽為世界十大豪宅之一的藍屋更是每天有著上千名世界各地遊客參觀，與杭州胡雪巖故居非節假日的冷清形成鮮明對比。他就是“張裕葡萄酒”的創始人，當時的華人首富張振勳，而我們更習慣稱他的字：“張弼士”。

兩者在相同的時代，有著相同的命運和起家經歷，下半生卻截然相反？要讀懂胡雪巖的失敗，張弼士的人生或許更加有參考價值。或者說，兩者一起，我們才能真正讀懂時代鉅變下的紅頂商人應該何去何從。

很多時候一個人的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缺少運氣的話你即使再怎麼努力也終究徒勞。而對胡雪巖以及張弼士來說，他們最大的成功就是既不缺努力也不缺少運氣。

當剛剛20出頭的胡雪巖從自己師父（杭州阜康錢莊於掌櫃），因為沒有子嗣而把價值5000兩銀子的錢莊留給他的時候，張弼士同樣因為勤勞而被自己的老闆看中，不僅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這個窮小子兼夥計做老婆，還把自己的溫氏米行留給了他。

於是兩個同樣因為貧窮都遠赴他鄉逃難的年輕人，就這樣由於努力和幸運獲得鉅額遺產而站在了同一起跑線。區別只是胡雪巖是從安徽跑到浙江，而張弼士則是從廣東大埔跑到印度尼西亞的巴城（現印尼首都雅加達），但是他們的差距和不同，也從這裡開始產生了。

當然了，目前為止兩個人一切的命運線都還是幾近重合。1860年，胡雪巖年輕時偶然認識的好友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在後者的運作和幫助下，胡雪巖從一名普通的商人開始跟政府合作，包括糧械、綜理漕運等當時極其重要的戰略財經，浙江省一半以上皆由其掌控，所換來的自然是財富滾雪球般幾何增長。

胡雪巖起家有浙江巡撫王有齡，張弼士起家同樣有當時的巴城總督拉轄。只是說來也巧的是胡雪巖是年輕時偶然認識王有齡（關於胡雪巖花錢給王有齡買官一事，如今並無實論），拉轄同樣也是年輕的時候因為常去張弼士酒吧喝酒兩人才結為知己。於是乎幾近是一樣的套路，在拉轄的幫助下，張弼士也從一名普通商人開始頻繁跟政府合作，甚至可以輕而易舉打敗對手而中標，財富同樣進入幾何級的增長。

如果僅僅如此，那麼胡雪巖和張弼士頂多也就是一個普通的政府承包商，但是時代所給予的機會，非大運氣者是根本碰不上的。胡雪巖的轉折是更申之變中獲得戰時財經以及太平天國攻打杭州時攀上閩浙總督左宗棠，主持浙江省戰後重建工程。想必如果有工程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工程的款項幾近天文數字，更何況是直接對接國家和省級權力中心。自此到1865年，胡雪巖在商界不僅名聲大噪，最高時資產達2000多萬兩，更是踏足政界，成為紅底商人。

胡雪巖這邊有天大的機會，張弼士同樣有無人可敵的運氣。19世紀中期，作為太平洋和印度洋咽喉的馬六甲海峽是全球香料、茶葉、鴉片、咖啡和藥材的貿易中心，而此時的東印度群島則在世界海洋霸主之一的荷蘭政府掌控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荷屬東印度公司決定全部開發印度尼西亞的種植茶葉。很顯然，作為總督的朋友，且擅長種植華人張弼士輕而易舉中標了。根據資料顯示到1869年止，張弼士總資產高達8000萬兩白銀，是清朝當時年財政收入的1.14倍，同時期胡雪巖的近四倍。

是的，雖然胡雪巖後來創建了中藥品牌胡慶餘堂，但早在當時張弼士的中藥已經賣到了曼谷、東京、紐約、菲律賓。兩者差距之大，可見從少年時兩人的逃難選擇地不同就已經決定了，馬六甲海峽所帶來的天然地域優勢，是身在杭州的胡雪巖無論如何也比不來的，只能說此時的張弼士比胡雪巖運氣更好。

雖然張弼士比胡雪巖要小17歲，可就此兩個人幾近同時走上了人生巔峰。

胡雪巖一生最負盛名之處其一是協助左宗棠開辦“福建船政局”，成為中國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廠；其二是1878年創辦的“胡慶餘堂”中藥店；其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則是公元1873年左宗棠調兵收復新疆，卻因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而陷入困難時，他先後六次向洋人借外債1870萬兩充為軍餉，對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連左宗棠也不否認，稱其為首功。既：

雪巖之功，實一時無兩。

也是因此，1881年胡雪巖被授三品布政使，賞穿黃馬褂、官帽上可帶二品紅色頂戴，並總辦“四省公庫”，徹底走上人生巔峰。

只是在這裡，年紀更輕的張弼士卻有著更為長遠的眼光，也成為二人之後命運不同的轉折點。

先是1892年張弼士創辦中國第一個葡萄酒公司“張裕葡萄酒”（1915年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張裕葡萄酒一舉拿下“可雅白蘭地”、“紅玫瑰葡萄酒”、“瓊瑤漿”和“雷司令白葡萄酒”四款產品的金牌，為此張弼士受美國總統威爾遜接見），並在次年引起清政府注意，被委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檳城領事，後又升為新加坡總領事。到了1897年其又經李鴻章舉薦創辦中國第一家自己人的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並出任董事。

相對於胡雪巖放眼的只有中國國內，此時的張弼士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接口和整個清政府振興商務的總代理，數次接受光緒和慈禧召見，為振興中華出謀劃策，隨後出任商部考察外阜商務大臣、太僕寺正卿、粵漢鐵路總辦，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

於是他先後捐款十萬兩給香港大學、八十萬兩重建北洋水師、兩百萬兩善款賑濟1900年黃河大決口的災民……

頗為可惜的是，當張弼士取得這些成就的時候，胡雪巖卻早在1885年於窮困潦倒中去世了。留下抄家報告中的一句：

所有家產，前已變抵公私各款，現人亡財盡，無產可封。

但是張弼士不是胡雪巖，雖然此時的他已經是清政府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可身處海外，有了比胡雪巖“高不知道哪兒去了”的眼界，那就是對時局清晰的認知。

他一邊暗中讓兒子張秩君參加孫中山的同盟會，並知會所有南洋工商各界給予海外革命人士必要的支持。等從中國回到新加坡後，他又偷偷捐贈了30萬兩給孫中山，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時刻，張弼士再次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個人名義給予了孫中山一筆至關重要的鉅款。這些一切的一切，都導致了張弼士不僅可以在動盪政界中平穩安全的過渡，更使得其名聲再次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