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國蘭文化，傳播蘭花知識
妙蘭一束隨風舉，筆墨三千未盡情。生若盈盈秋水媚，花前歡叫數嬌鶯-每天學習一點點，每天進步一點點！
文化界對文化有很多角度的分門別類，如官方文化對應民間文化，高雅文化對應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對應大眾文化。美國學者把西方文化歷程概括為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和專門文化三個階段。古代西方社會等級森嚴的階級屬性決定了精英文化在一直以來與大眾文化相比所處的權威性和主導性。專門文化則是工業革命以後很久的事了。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幾乎是一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發展史，而蘭文化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因此最初它依附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文化，體現了精英文化的權威性和主導性。它絕不趨炎附勢，以挖掘、守護和拓展人類自身的精神美德為己任，以蘭、蕙為載體，賦於了蘭花一個有生命力的靈魂，這就是精英蘭文化。在當時，他是曲高和寡的，但憑著這富有活力的靈魂，蘭文化一次次地光大和復活。因此雖經戰國後的蘭史斷代，這種精神卻在唐宋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復活壯大。這同時，也留給了後人一個“古今蘭蕙是否同種”持久的爭議。
大眾蘭文化應該說是精英蘭文化的衍生物，並一直是在對精英蘭文化的附屬、仰慕和頌揚中完成和發展自己的。因此，在蘭文化發展初期我們幾乎找不到大眾文化的身影，及至蘭花栽培和溝、流通，才越來越多地為人民所認識。受精英蘭文化的影響，它融入了民間的風土人情和大眾生活，大眾蘭文化才有了較完整的發展。
而由於蘭花清幽高潔的文人花特性，在漫長的封建史中，一直沒能形成較獨立和完整的官方蘭文化。蘭花專門文化的形成是蘭花種植和流通一定階段後的產物，兩宋是一個高峰，明清又是一個高峰，更大的高峰是當代，目前。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對蘭史一個粗線條的梳理，我們空論蘭文化，就會迷失在一種支點不一，角度遊移的迷離思緒中。下面筆者就蘭文化的角度進行一次里程碑式的粗線條梳理。
一、 南北雙碑 目前蘭界較統一的認識，孔子是中國蘭文化的鼻祖，這個二千多年前的春秋偉人對蘭花有很多經典的詠頌“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蘭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責與之俱化”……歸納孔子對於蘭文化的核心奉獻有三，其1：歌詠蘭花並利用自身的影響使之記載流傳，開創了中華文化史上蘭文化的一脈。2：奠定了蘭花“國香”、“王者香”的地位。3、開創了蘭花人格化象徵之先河，併為之定格為君子之花。說起中國的民族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文明的昇華期。北有《詩經》、南有《楚辭》，作為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代表，一直影響至今。因此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不能忽略另一個人——屈原。這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愛國詩人，最終以生命書寫了崇高理想的完美絕唱，在他的《離騷》，《九歌》《天問》等很多篇章中，讚美了蘭花的高潔情操。如果說孔子賦於了蘭文化的靈魂，那麼完整和昇華這個靈魂的人是屈子。1、將蘭花的人格品質提升到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高度。2、賦予蘭花出淤泥而不染，誓與黑暗勢力抗爭的君子人格。3、以憂傷悲愴的筆調入賦，為蘭花最絡成為風骨清高的文人花奠定基礎。因此，整合了孔子和屈子的精英文化，是中國蘭文化的源泉，這是一座屹立兩千餘年更見風骨的南北雙碑。必要補充：或說，出土文物中發現河姆渡文物上的蘭花盆栽圖案該作何解？答：那不是碑，只能算一塊遙遠的大石頭。首先，那七千餘年前的時光概念對中華文明史來說是一片混沌，沒有階級，社會的原始部落，要嫁接到蘭文化上，太過牽強。其次：就依幾位專家考證所言那是箬蘭（蝦脊蘭），也不能代表以香傳神，以人格化象徵為核心的國蘭文化。為著風物長宜，且讓我們的目光越過那座南北雙碑，在遙遠的天邊置一塊隱約的大石頭。
二、專門文化之碑《金漳蘭譜》盆栽蘭花始於何時，較統一的說法認為是唐朝。時人王摩詰有“貯蘭用黃瓷鬥，養以倚石，累年彌盛。”之語。其它如《種樹篇》、《清異錄》等文中也有涉及。我鄉先賢五代高僧貫休《題陳處士壁》中也記錄了陳處士有，《種蘭篇》則又早矣，但真正作為專門文化研究蘭花，具有里程碑式的標誌性文獻，當屬趙時庚的，《金漳蘭譜》，因此蘭史第二座豐碑我毫不吝惜地給了他，其後僅14年即有王學貴的蘭譜問世，即《王氏蘭譜》，但《王氏蘭譜》是對趙時庚的增補和完善，因此不能象屈了一樣靠上一步立個雙碑。在這裡，我又是吝嗇的。話分兩頭各表一支，宋代是一個豐收季節，在蘭花專門文化揭開創舉性一幕的同時，精英文化也獲得了豐收。其一是精英蘭文化與中國書畫藝術相結合的蘭畫，以趙孟堅之“墨蘭圖”為代表開歷史先河，（據傳北宋的蘇軾曾畫蘭，但未見真跡傳世。）另一支以蘇軾、梅堯臣、朱熹等大家為代表的蘭風歌詠，儒學的振興成就文化繁榮的大宋，“文人花”之蘭經千年的積澱遇合適的土壤，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開出了五彩繽紛的花朵，這是蘭文化發展的第二個春秋時代，當然，不能否認的孕育期是光榮的大唐。在蘭文化發展史上，元、明兩代是大宋的延續和發展深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星光閃耀，花開遍地，但在文化繼承上，尚無稱得上里程碑式的標誌性構築。
三、瓣學豐碑這塊碑也許要從晚明或更早時期寫起，但由於我的資料所限，手頭屬於那個時代的蘭花專著只是張應文的《羅鍾齋蘭譜》，因此不敢無的放矢。清代是我能從祖輩真切感受的一個封建朝代，它近在咫尺。面對一個王朝的背影，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錯綜感慨。之於蘭花，這是一個屬於江南的時代，春蘭的盛興早已蓋過宋時建蘭的地位，蘭花專門文化的發展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並出現了蘭史文化的第三座的里程碑——鮑薇省之《藝蘭雜記》，這是江浙大眾蘭花品評發展至專門化瓣形理論的書面總結。它標誌著蘭花專門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高度和蘭花商品化黃金時期的到來，這也是當初鮑氏所始料不及的，想當初，鮑氏首次將民間流行之梅、荷、仙、超、素評第標準和選草經驗，用寥寥數語記錄案頭，也不是象趙時庚那般正兒八經著書立說，因此很謙遜和隨意地用了“雜記”作為篇名，內容也是粗線條的概括，無心插柳，卻揭開了瓣形學說理論研究的序幕。 其後，首先完善這種學說的專著是嘉慶時朱克柔之《第一香筆記》，同時代還有屠用寧《蘭蕙鏡》，張光照《興蘭譜略》；道光時有周怡庭《名種冊》；咸豐孫侍洲《心蘭集》，陳研耕《王者香集》；同治周荷亭《種蘭法》，劉孟詹《藝蘭記》……多得幾乎不可勝數。我不知道是由於年代較近，文獻亡佚少，還是另有原因，相較於晚明以前的蘭著，清代真是一個文人文化多產的時期，這些愛新覺羅統治下留著長辮，閨房女人纏著小足的祖宗們有些讓我不可思議。
因此瓣形論的本質是大眾文化與專門文化的結合與轉換，人民大眾創造廣泛意義上的瓣形意識形態，蘭家對一個時期和地域的大眾意識進行整理和歸納，反之指導於蘭事活動的實踐，構成了瓣形理論的發展循環。因此瓣形理論具有時段性和地域性，而對這兩個特徵沒有清醒的認識，卻構成了蘭界一系列的爭論，爭論又促使了後代蘭家對瓣形地域性時限性的整合，又使之恢復了中國專門文化的嚴謹性、精密性和兼容性。跟趙時庚時代一樣，瓣形學大行其道的滿清，蘭花精英文化也同時發展，這時代產生了一大批如鄭燮、何紹基、孔尚任、汪士慎等精英蘭文化的代言人，並多少影響著代表著專門文化的瓣型論的發展和底蘊。
四、淺石灘與歷史上大多數年代一樣，民國及建國以來的近四十年，蘭文化是對傳統的繼承，繼承中有發展。值得一書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市場經濟，給文化帶來本質變化的轉機。特別是八五年後，私有經濟不再遮遮掩掩，而經過數百年發展的瓣型理論，其體系之嚴謹，崇尚物以稀為貴的特性，奇巧的迎合了市場經濟和炒作的需要，使文化與經濟進行了一次持久熱切的雙贏合作，一方面，使瓣形理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包括色花、奇花、葉藝等，並不斷的吸納建蘭、春劍、蓮瓣，甚至豆瓣，只有遇到寒蘭這個骨感美人時產生了猶豫，有些難以下手。另一方面，市場利用了瓣形理論，炒熱了大半個中國，從老種到新品，從春蘭到春劍，蓮瓣到蕙蘭，從江浙到雲貴川、鄂豫贛，從蘭市、展館、蘭苑到深山老林，這也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年代，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文化走到亂石灘。這個時期官方文化有了全方位的參與和滲透：政府行為的高效農業基地，蘭花之鄉的命名審批，蘭花物種園建設，蘭協成立及活動，以“蘭花搭臺，經濟唱戲”為口號的頻繁蘭展等等。另外，海外先進種養技術的引入，返銷草及海外資金的注入，洋蘭文化和注重色、瓣、葉藝而偏忽香味的日韓臺蘭花美學觀的滲透，也多少影響著當代蘭花民族文化的構築和走向。而以組培和先進種養繁殖技術為代表的科技，將從本質上更改幾百年珍名蘭花的藝術收藏品特性。所有這些，將宣告誕生了幾千年了的中國蘭文化，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的全面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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