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文牧野：好好做電影，別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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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南方週末》授權轉載。
2018年，導演文牧野的第一部電影長片《我不是藥神》上映，獲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巨大成功。沒人預料到，這位新導演在這一年會有如此豐饒的收穫。他的際遇折射出中國電影業的希望，市場和創作者都在成長，與觀眾實現了良性的互動。
問：2018年，《我不是藥神》獲得了31億元票房，進入年度票房的前三名，以及歷史票房的前五名。上映前你對結果有什麼期待？
文牧野：肯定沒覺得會有這麼高票房。我當時認為賠錢不至於，因為畢竟題材還是社會面的，而且相對嚴肅。回本是3億，能到5億我就很開心，我當時這麼說的。
問：2018年你最不滿意的是什麼？
文牧野：我覺得也是電影作品。有很多東西沒做好，比如片子節奏，寫作時沒有預想到後面拍攝的困難，或者剪輯時面臨的一些外部因素等等，沒有想得足夠周全，致使那時比較慌張，做得不夠完備，每次看到都頭疼。
問：你的第二部電影還會繼續嘗試主流的商業類型片嗎？
文牧野：《我不是藥神》拍攝的時候，第二部要做什麼，或者第二部幾個選項，大概有了。那時候編劇閒下來，開始寫。我認為（第二部）還是類型片的殼子，但是有關懷和所謂的文藝片核兒。其實《我不是藥神》不是純粹的爆米花電影，在找那個平衡，打動人的、有希望的，反映一些問題的，但是它得有娛樂性。
問：2018年許多口碑不錯的國產電影票房也很高，這意味著更多觀眾接受和喜愛這樣的電影嗎？
文牧野：我認為觀眾對於電影的選擇是沒有多大變化的。如果把《我不是藥神》放在十幾年前，觀眾也是買單的。我們創作者需要提高我們的技法，去理解觀眾，製造更多的層次。觀眾肯定選好的，流向他看完有感觸的電影。我本科剛開始學電影的時候，大家對電影的感受跟現在其實沒有多大區別，不可能一年之間就從只認爛片變成只認好片，人類進化沒那麼快。可能很多觀眾每五年有一個小升級、小變化。
問：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你發現觀眾有怎樣的變化？
文牧野：更早大家還在摸觀眾的喜好，《英雄》《十面埋伏》這樣的大片，《小時代》這樣的電影是不是可以抓住觀眾。慢慢觀眾和我們創作者開始有一定的共鳴、共性，後面幾年越來越和諧。現在中國電影票房高，當然跟市場發展有關係，也跟創作者慢慢理解觀眾，跟觀眾在一個頻率上有關係。我認為不是觀眾在進步，反而是我們的市場和從業者在進步。觀眾是一直知道好壞的，中國觀眾尤其能看到國外的電影。
國產“大片”時代是一個霰彈槍模式，子彈多，打到的就多。其實美國電影回頭看也一樣，《一個國家的誕生》，非常大投入，有非常多產出，但真正的投入產出比例並不是很好看。市場不健全，摸透市場的人肯定也不多。
市場健全之後，才能真正實現相對準確的投入和產出。幾年後為什麼會有甯浩出來，就是因為那時候他符合市場規律，小成本，完全以故事和人物抓住觀眾。現在的市場更傾向這樣的電影，比較準確地擊中觀眾。我一直認為，任何時代的文化反思肯定要有，但主流永遠都是宣揚真善美。
問：2015年《捉妖記》刷新《泰囧》創下的票房冠軍紀錄時，有評論家認為這反映小鎮青年的崛起，他們認為觀眾不停地在變。
文牧野：我覺得《捉妖記》非常準確地找到了觀眾。那批觀眾生活在那個地方好多年，不給他們這樣的電影，他們就不買票。觀眾吃到好吃的瓜，再碰到不好吃的瓜就不願意吃了。今年人們說好演員的春天到了，流量已經不好使了，但我認為之前流量好使是因為很多電影沒有找到合適的有實力的演員。大家都認為黃景瑜是流量演員，在《紅海行動》裡面大家一樣覺得他演得不錯，同時還是偶像級。一定是慢慢地我們創作者或者說整個市場的成熟帶來觀眾分流，大家開始知道自己要什麼樣的東西。
問：你自己的電影創作一直很順暢麼？
文牧野：它沒做出來之前劇本寫了三年，包括籌備、拍攝中的問題。據我所知像忻鈺坤這些和我同輩的導演們，大家經歷的難度各有不同，不能說做出來了就是順暢的。實際上每個時代面對的阻力各不同，但是大小差不多，最後亮相在銀幕上的是那些走出來的人。
問：甯浩和徐崢多年來都堅持做類型片，你也認同這個方向麼？
文牧野：電影是一個產業，類型片的發展一定有助於中國電影，而且是中國電影的根基，任何一個國家電影的根基。摸著類型片的路徑梳理，從最早期中國拍恐怖片、黑色電影，到徐崢第一部過10億票房的喜劇公路電影都符合類型片規律。再後面《戰狼2》是一個個人英雄，類似於《第一滴血》那樣的詮釋；《紅海行動》是一個團隊式的，類似於《黑鷹墜落》的詮釋。其實慢慢都在分類，進入一種大類別。
問：所以成熟的類型片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
文牧野：不是，肯定以類型片為基礎，在裡面萌生作者性。伍迪·艾倫也好，馬丁·斯科塞斯、諾蘭、昆汀都是一樣。當作者性大於類型化的時候，它可能就會變成《敦刻爾克》，所謂個性大於共性。韓國電影也是一樣，羅宏鎮導演、樸贊鬱導演、奉俊昊導演，他們導演生涯一直在個性和共性之間找平衡。多數導演越老越有個性，美國電影導演幾乎都是這樣，科波拉、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越來越有個性了，但根源在類型片的土壤裡。類型片就是基本功，建一個房子先得讓它站住了。然後你再說房子建得有多美，建成悉尼歌劇院還是央視大樓，這就是個性了。
問：你在電影創作時期待通過電影改變社會麼？
文牧野：真沒有，絕不會。我覺得可能電影后來會對社會有一些影響，但前期一定不可能帶著這個目的去做電影。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講一個能夠打動人的故事，或者再做小一點，能打動自己就行了。導演無非做一個自己滿意的東西出來，特別幸運的是恰巧大家也喜歡，這是最好的。
問：那你怎樣理解知識分子？
文牧野：我一直認為，知識分子就是拿知識掙錢養活自己的人。其實就這麼簡單，工人是拿手藝，拿技術能力養活自己的人，藝術家就是拿藝術養活自己的人。至於能不能達到藝術評價的某個高度，其實是特別特別靠後的事情。我記得看過一個挺感動的事情，日本有一位“壽司之神”抓了一輩子壽司，他說我每天捏幾千個，只要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小津安二郎也說：其實我把自己比喻成一個做豆腐的，我就幹這一件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做一個匠人。我上學的時候覺得匠人太匠氣，現在反過來了，我覺得要好好做導演這個職業，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別白活，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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