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霍猛：我把爺爺那一輩人，留在了銀幕上

“這個時代就像是一列高速飛馳的列車，有些人上了車成為領軍人物，有些人努力想要擠上這趟列車，雖然被撞倒，雖然頭破血流，但他們也算是在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可這些依舊生活在鄉村裡的祖輩們，似乎和這趟列車毫無關係。但我總覺得，所有的乘客和追趕列車的人不應該忘記他們，因為他們和他們生活的鄉村，才是我們所有人情感的故土和思想的家園。”在距離電影《過昭關》5月20日正式公映前夜，導演霍猛在自己朋友圈中寫下這樣一篇文字，附言權作“導演闡述”。

《過昭關》海報

雖說直至5月20日才得公映，可圍繞《過昭關》幕前幕後所產生的話題熱度，卻已然從去年金秋的平遙電影宮，綿延至眼下這個被網絡刻奇與商業帶貨交相裹挾的“520”。這部農村題材，全素人演出，製作成本僅40萬元人民幣，拍攝週期38天的獨立電影，在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獨攬三項大獎：費穆榮譽·最佳導演、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以及華語新生代·青年評審榮譽。彼時，人們對這部片子最大的關注點在於，它誕出了中國影史上一位最年長的“最佳男主角”，今年已經78歲的楊太義老人——作為一名河南周口地地道道的農民，楊太義不僅此前完全和影視界毫不搭嘎，甚至上一次清晰的觀影經歷還得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村頭的露天電影放映”。

對於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而言，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像《過昭關》這樣一部電影的生存空間能有多大。是以從去年得獎後至今，《過昭關》呈現出與商業電影有板有眼“跑通告”迥然不同的宣發路徑：不等正式確定上映日期，就先後在國內一些地方性影展和高校舉行點映與主創見面會——如此“死中求活”的打法，一來是要通過口碑發酵廣而告之；二來也足見得導演、編劇霍猛對自己作品的信心。

《過昭關》導演霍猛

在這一過程中，如文章開頭“導演闡釋”中所言，這部電影出人意料地成了一顆影院中的“催淚彈”！僅就澎湃新聞記者近一個月來在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行的兩場觀影活動現場所見，在電影進行半程後，黑黢黢的影院內的確可以聽聞漸次連綴成片的啜泣，乃至個別聲響不小的嗚咽。霍猛說自己一開始也很納悶，但當有了一次“放映才20分鐘，身旁女觀眾便開始抹眼淚”的經歷，他開始意識到這部原本非常個人化的電影，“或許真的切中了當下社會的某個痛點，有個女孩兒到最後真的是哭得講不出話來。”

電影《過昭關》的故事並不複雜，即將步入小學的男孩李翊寧被父親送到鄉下爺爺家過暑假，爺孫間本就橫亙著代溝，而老家簡陋的生活條件也顯然難以讓孩子適應。正巧，爺爺李福長偶然間得知一位外地的老友病重，恐來日無多。於是他便駕著一輛三輪車，拉上小孫子開啟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沿途之上，他們結識了了水塘邊人生失意的垂釣客，卡車拋錨叱罵世道人心的長途司機，以及一位通過“電子喉音”發聲交流的啞巴養蜂人。與此相應的“見招拆招”背後，李福長用樸實無華的言行，逐漸詮釋出一位中國農村老漢的人生智慧與良善品格。

《過昭關》劇照

坦白講，這一連串的“無巧不成書”還是多少見得“作者”霍猛的情感傾向與議程設置。繼而讀解出他對“厚人倫、美教化”田園牧歌生活的追挽和珍視，甚至還可以讀出幾分“反智”的意趣。但霍猛顯然不想在電影中唱任何高調，同時也在小心翼翼地同所謂“主旋律”保持著距離。就像電影片尾打出“想念爺爺”的字幕告白，素人楊太義飾演的“爺爺”用絲毫不著表演痕跡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人們在觀影時的警覺與挑剔——你很難想象他還可以再把別的什麼角色演得如此出彩，以及如果換用職業演員來出演這一角色，能否達到如此高度契合的渾然度？在這部電影中，演員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共生為彼此依存與成就的關係，最終成全了此次霍猛的內心告慰與藝術追求。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過昭關》不想就任何“宏大敘事”表達意見，但作為人物自身成長的背景與小傳，鄉土中國的私塾教育與1949後中國人所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還是通過人物間不多的幾句對白，勾勒出滄海桑田的歷史縱深感。這又反過來讓人多少咂摸出《過昭關》何以在當下戳中不少人淚點的緣由，某種意義而言，它有點像羅中立1980年創作完成，而今收藏於中國美術館內的大尺幅超寫實肖像油畫《父親》，後者當年曾給廣大國人心靈帶來巨大的震撼……40年後，我們既可以說彼時的《父親》終於成了而今風燭殘年的“爺爺”，更可以講鄉土寫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與附著其上的家國情懷其實並沒走遠，它或許就沉澱在世人內心某個地方，是“坐在疾馳列車”上的我們依舊過不去的那“關”。

【對話】

“廣院法律系的文藝男青年”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做電影的你並非科班出身，而是“中傳”法律系畢業？

霍猛：這問題前陣子劉雨霖導演也問過我，她是2005年上的中國傳媒大學，我2002年考上大學，那時還是北京廣播學院（2004年更名為中國傳媒大學），因為剛把礦大東校區很多專業和師資力量全合併過來，所以有了法律系。我當年本想做記者的，所以報的是北廣新聞專業，結果進校門被調劑到了法律系。說實話，我法律專業很一般，反倒是北廣濃厚的藝術氛圍影響了我，我開始發現中學時在錄像廳看的那些港片並不是電影的全部，所謂的強情節劇情也不是“必須的必”，原來一個人在電影裡是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

這其實就跟你閱讀經驗的積累是一樣的。初高中可能會喜歡看武俠小說，不期然有一天你看到了莫言，你看到了《百年孤獨》，你發現原來文學是如此豐富多樣的，電影也是豐富多樣的。所以在大四畢業前，我下意識地選擇了考研，還是中傳的電影創作方向。研究生階段，身邊就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我們那個寢室就有學創作的，也有學理論的。大家沒事就聊電影，我發現本科導演繫上來的同學對待電影的看法基本還是課本上那套，反倒是跨學科跨專業背景，甚至有些在社會上工作一段時間再回爐的同學看問題常常有高見。

片中孫子李翊寧的飾演者李雲虎

澎湃新聞：比如說？

霍猛：書本上關於電影的講解其實都是戲劇那一套東西，起承轉合，按部就班。它很難教給你什麼叫作者電影，什麼又是導演個人風格，以及導演的美學觀念。我覺得這個事兒是特別重要的，對於大部分商業片來講，它的根兒其實就是一個戲劇故事，但有很多作者型電影，它已經掙脫了戲劇性的那套甚至是反戲劇的，它呈現的是一個作者個人的世界觀、哲學觀，體現了作者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對社會的思考，對人性和情感的思考。

《過昭關》片場照

澎湃新聞：每年中國大學影視創作相關在讀的研究生可能數以萬計，我想知道你怎麼把夢想付諸於實踐的？

霍猛：考試這事我從來不發怵，當年還考了個公費。在傳媒大學的那種氛圍裡，我本科時就看過很多藝術類專業同學拍出的短片，覺得也不過如此，我也可以拍。後來用DV我拍過各種各樣的短片，每一個短片訓練目的都不一樣，有訓練人物關係構建的，有訓練你對戲劇衝突理解的，還有是訓練你處理結構能力的。每個短片都在做不同的嘗試，我記得人物衝突的那個短片，我嘗試的就是通篇沒有一句對白。還有一個是講結構的短片，我嘗試的是全篇都是手持來拍，其實這都是在訓練自己的電影語言，訓練自己剪輯等各方面的能力。那個時候很多同學拍短片，都願意找表演系的學生來演，但我基本上從來沒有找過表演系的，因為我發現自己寫的劇本就不是那種人能演的。

澎湃新聞：你寫的都是什麼樣的劇本？

霍猛：2007年暑假，我回到家鄉拍了一部20多分鐘的短片，片名叫《宏光的假期》。故事就是講一個叫宏光的小孩兒，父母都在外打工，他同一個叫鐵柱的小夥伴在鄉間遊走。短片裡爺爺的角色就是我爺爺自己演的。暑假快結束的時候，鐵柱沒考上高中要去打工了，一種離愁別緒纏繞著宏光，他好像是成長了，更加內斂了，但又有了新的迷茫。這片子2008年的時候拿下了北京大學生電影“DV單元專業組”最佳劇情片獎，好像之前甯浩也拿過類似的獎項（2001年，甯浩憑藉學生電影《星期四，星期三》獲得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大學生錄像作品大賽獎項”最佳導演獎）。通過這事我也認識了張楊導演。我前些天還把這片子找出來，當時就一個話筒收音，效果真是糙得不行，但我依舊很感動，因為自己用影像拍到了自己的爺爺。也是通過這個片子我認識了張楊導演。

“我並不想強調什麼，只是想講述老人一生所受到的波折和困境”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在《宏光的假期》中，你已經在嘗試塑造一位老人和一個孩子的銀幕關係。特別的，我注意到此次《過昭關》中也致意了自己的爺爺，片中角色李福長是否帶有他的影子？

霍猛：是的。我的爺爺是一名鄉村教師，在“鳴放”的時候，他喊口號時把“打倒……”和“保衛……”喊顛倒了……再加上平日裡上課，他是受過學堂教育的，比較固執，對那時學校天天搞運動，學生停課出去遊街明確表示過反對，所以就被打成了“右派”，在勞改農場裡呆過幾年。在老家，我爺爺就是那種“不太會辦事兒”的人，一方面比較固執，一方面又很幼稚。但我從小就和爺爺關係很好，晚上常一起聊天，他會給我講過去的故事，高興的時候還會唱幾句《賣報歌》。有一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給我講的故事基本都是那些感動他的事，比如當年他最困難的時候，誰送給他一雙布鞋。也講到他平反的那個冬天，鄉里幹部完全可以等雪化了再把平反通知書給他，但人家接到文件後，冒著大雪走了十幾里路，過來把文件給了他。這些經歷都融進了李福長老人的塑造，我並不想強調什麼，只是想講述老人一生所受到的波折和困境，他們那代人確實經歷過那些過往。關於那代人經過的歷史，不是你不關注它就不存在了。歷史已經發生了，就永遠存在。當你要拍一個人的時候，他一定是某個歷史時刻裡具體的人。即便是科幻片哪怕拍未來，其實也是跟歷史有關係的，那還沒有發生的歷史，只要你建構出你的歷史觀，它就有自己的來處，也有它要去的歸途。

《過昭關》劇照

澎湃新聞：從學生作品到院線製作，《過昭關》前你還有一部《我的“狐朋狗友”》，那部作品的主演名單中還有王景春。

霍猛：那會兒王景春老師還沒得影帝呢（2013年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2019年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其實我在2009年前後休學了一年，專門紮在一個劇本里，當時甯浩“瘋狂系列”大火，市面上也流行多線索敘事的作品，我也照著這模式寫了一個，這劇本乍一看寫得挺工整，該有的都有，符合當時流行的東西，但是流行的東西很快就會過去的，你在追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落後了，所以前前後後忙活了一年可還是沒拍成。

《我的“狐朋狗友”》是2016年上映，2012年拍的。當初的名字叫《我的四個好朋友》，後來架不住投資人支招兒，改成了那個名字。電影講了四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表達人到中年後的無力感。劇本結構有點像《低俗小說》，每一段有個小標題。這個電影需要精良的製作，在音樂表現和佈景上都要特別好，才能傳達出該有的味道。我總共也就借了400多萬投資，開拍後一家投資方突然撤資了。我那段時間每天晚上打電話打到三四點，到處借錢。家裡也幫著我一起借，把幾乎能夠借到的錢全借了。後來問了我媽為什麼支持我，她說既然已經開始了，就要把它弄完。後期也是在做一點借一點，借一點做一點，這樣出來的東西肯定好不了，跟原來預期相差甚遠。當時張楊導演開拍前看過劇本，他是免費給我幫忙做監製。《我的“狐朋狗友”》的失敗對於我後面創作有一個特別大的啟示：當你手裡籌碼捅破天只有50分的時候，千萬不要去幹一件80分或者100分的事情。這樣至少最後完成的是一個能達到基本預期的東西，不管是拍小片還是拍大片都是這個道理。

澎湃新聞：你是在一系列電影創作試水都不太理想時想到了《過昭關》這個題材？

霍猛：有一天我在馬路牙子上走，忽然之間爺爺那句話出現在我腦袋裡：他在世時說過，有一次接到一個電話，一位故人想見見。他特別想去，但終究沒有如願就過世了。我特別能理解當時他說這話時的心情，他一定是特別想去看看，只不過是因為他在家裡沒有話語權，這個想法不會得到重視。

導演霍猛在片中還客串伍子胥一角

澎湃新聞：但《過昭關》是京劇，不是豫劇。昭關也不在河南，這從文化地理學角度似乎存在爭議？

霍猛：我從小就知道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的故事，京劇裡有齣戲叫《文昭關》。我沒有硬去要求非要找一出豫劇，攤開河南地圖，周口在河南東南部，三門峽在河南西北部，兩地相隔大概三拃長（一拃意為張開大拇指和中指，兩端的距離長約五寸），大概是一千華里。我主要是要找一段距離，景色不單調，要經過山川河流。我們在黃河、嵩山取景，卡車那段是三門峽澠池，也是仰韶文化所在地。這些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變化，是想讓電影的視覺呈現更豐富一些。電影裡有句臺詞：過了昭關，過潼關，過了潼關還有嘉峪關、山海關……關關難過關關過。其實人生就是這麼過來的，爺爺可能面對最後一關就是生死關了，孫子馬上要上小學，也要開始他過關的進程——上小學之前，他的社會屬性基本上還比較單薄，到了小學之後其實就是一個小社會了。

記憶中的鄉村

澎湃新聞：不說外片，但就之前的國產電影而言，祖孫互動的模式讓人想到當年北影廠李丁老師的《天堂回信》，而一長一幼的結伴出行模式也能讓人想到張豐毅當年的《跟我走一回》，你怎麼定義《過昭關》的類型？

霍猛：我始終不認為這是一個公路電影，公路電影是一種商業類型片，跟美國的汽車文化有關，人們上路的時候會遇到危險，會逃亡，或者追逐，或者是救贖，但是《過昭關》這個電影上路的目的跟那些完全都不一樣，我覺得上路的目的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爺爺在跟這個世界告別，一路上其實是在說再見。

澎湃新聞：楊太義和李雲虎這一對飾演爺孫的演員是全片的一大亮色，可以說他們的形象立住了，電影本身也就立住了。

片中爺爺李福長的飾演者楊太義

霍猛：楊太義本來就是位越調演員，當時能找到他，也是託福鄉村其實還是一個熟人社會，他是我親戚從鄰村介紹來的。我當時看重一點，他本身有舞臺表演經驗，解放天性這關是過了的。孫子這個小演員，當時面試的時候來了很多特別漂亮的孩子，我覺得感覺不大對，最後才找到的李雲虎，讓他跳跳舞說幾句臺詞就能大概判斷出他在銀幕上的表現，他的表演空間就在那裡，真正去拍的時候就是每一場戲具體調整的問題了。當然還有一個關鍵點，這個孩子得剛掉了牙。當全部拍攝結束的時候，我就拉著他們送回家，車走在高速上，外面下著雨，車內就是四個人，我、小孩，小孩爸爸和楊太義老人。忽然老爺子對小孩說，我給你講個后羿射日的故事吧，講到一半，老爺子忽然就看著窗外不說話了……那一刻我特別感動，一種真摯的情感，一種離愁別緒瀰漫在車內，我當時就想，一部電影能讓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建立起如此親密的情感，那這個電影就已經功德無量了，那一刻我的內心非常滿足。這個電影有它的意義，那可能不僅僅是票房數字，我認為就是這一代人，也就是我爺爺那一輩人，我把他們留在了銀幕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價值遠遠大於它的票房成績。哪怕幾百年之後，有人要了解如今中國的鄉村狀況，他可能會拿這部電影來看。

澎湃新聞：看過電影的人都覺得楊太義老人的臺詞太牛了，寫得不錯，說的也就像是長在他的身上。

霍猛：每次開拍前我都會讓老人看幾遍劇本，然後讓他用自己的話來說對白。其實電影裡面有很多旁人聽來很有哲理的話，我覺得都是老人自然流露的東西。我忘了哪看過一句話說，你只要在一句話後面加上破折號，註明尼采、叔本華還是魯迅，這話就立馬聽著特別有哲理。其實哪有那麼多哲理呢，哲理跟哲理之間還打架呢。老人說的話，很多就像是我和我爺爺之間的交流，其實就是哪一句話你真聽進去了，跟你當時的心境發生了共振，也就被記住了。我高中時曾被學校勸退，當時我爸為了這就要和我斷絕父子關係，我爺爺對我說了一句話，“你怎麼都行，只要別犯罪就還是我孫子。”這話要說是個最底線的要求了吧，但我當時聽完就哭得稀里嘩啦的，真正像打在自己心裡一樣。

澎湃新聞：你剛才說你記錄瞭如今鄉村的情形，但會不會有人會覺得，你鏡頭中的鄉村有點太過理想化了。

霍猛：我在鄉村呆過，村裡面的確會有一些爾虞我詐，但這只是一部分。我總覺得有一段時間鄉村有一點被妖魔化了，但凡一想到人性扭曲的部分找不到背景板了，就給放到鄉村。於是鄉村成了一個大家在做藝術探索時，可以隨便來捏的環境，事實上鄉村真實的生態狀況，在銀幕上是缺失的。

在我看來，鄉村的凋敝是不可否認的，現如今村裡基本全是老年人，這是實際情況，鄉村社會正在瓦解，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大家現在都要往城裡走，要賺錢，要生活，要活得好一點，但鄉村不具備讓你經濟上富足，去享受那些物質生活的條件，自然而然人會往城鎮走，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趨勢。但我們就要把鄉村給扔了嗎？我覺得對一大部分中國人而言，鄉村是我們精神和情感的故土，是我們的家園，那真的有我們的根兒。哪怕是現在在城市裡面的家庭關係，之所以還是東方式的，而不像美國那種18歲成年以後就各過各的，根兒上還是因為這麼多年的鄉村的生活。

我認為我未來還是會多拍一些能夠觸動自己的東西，拍一些在自己的認知體系裡覺得值得拍的東西。我準備再寫一個故事，是90年代的整個村莊的故事，有四五組家庭，因為那個時候的鄉村還跟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基本上一樣，宗族社會，家庭關係，婚喪嫁娶，就是我記憶中的鄉村。這套東西其實就是從92年93年之後開始瓦解。我想拍的就是瓦解之前的那一下，就是當時已經感覺那個趨勢不可阻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