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客網·極客觀察（朱飛） 據上海社科院測算，2016年至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的增長率分別為21.51%、20.35%和17.65%，數字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達到74.07%、57.50%和60.00%，可見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話分兩頭，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27.2億元，佔GDP比重為32.9%，這兩個指標都還遠低於美國——後者的數字經濟規模在2016年已超10萬億美元，佔GDP比重達到58%。
與此同時，在福布斯發佈的截至2018年9月的全球數字經濟100強榜單中，美國企業佔據了49席，是中國22家上榜企業（含大陸和臺灣）的兩倍多。在前25名中，美國企業更是獨佔19席。這意味著，作為數字中國的重要組成及推進力量，中國數字經濟企業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還需大幅提升。
種種數據表明，儘管中國處於全球數字化浪潮的快車道，但“數字中國”的建設之路仍然任重道遠。尤其是，當第一波以電子商務、移動支付、O2O/到家服務為代表的To C業務爆發並達到頂點後，下一波To B的企業、行業、工業/產業數字化如何發展才能延續數字經濟的強勢動能，成為擺在所有人面前的重大課題。
數字中國建設各施所長，華為數字平臺瞄準“底座”
在推進數字中國建設之路上，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展了多項工作，包括積極實施“互聯網+”行動，推進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和國家大數據、人工智能戰略等，此外還啟動了5G、IPv6等一批重大工程。信息科技領域的企業也積極響應，各展所長髮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中國建設。
2019年伊始，長期致力於用ICT技術推動政企和行業數字化變革的華為企業BG動作頻頻，先是在2月底的“巴展”高調亮相，首次提出驅動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數字平臺”；接著在3月下旬的2019華為中國生態夥伴大會上闡述了華為企業業務從“被集成”到“Huawei Inside”的戰略升級，提出致力於“打造數字中國的底座、成為數字世界的內核”的願景。
在4月16日開幕的第16屆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大舞臺上，華為企業BG全球Marketing總裁邱恆再次向全世界宣佈，華為企業業務的願景是與合作伙伴一起為政企客戶提供無處不在的聯接，無所不及的智能，並通過數字平臺協同融合各種新ICT技術，構建數字世界的底座，支撐客戶數字化轉型成功。
在華為發佈數字平臺及數字中國底座願景之前，中國市場上的數字經濟玩家實際上已經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形成了自己的“數字平臺”。比如，阿里巴巴基於電子商務、移動支付、雲以及新零售的工具及應用，推出“阿里商業操作系統”，深度連接人與商業。又如，騰訊全面擁抱產業互聯網，依託社交連接、微信支付、微信小程序等深入行業場景，連接人與服務。正是它們的努力，改變了消費者的生活方式，推動了第一波數字經濟的變革與繁榮。
華為數字平臺有何不同？最顯而易見的是——如果說互聯網科技企業主導的上一波數字經濟變革屬於“數字產業化”，將數字經濟做成規模化的產業，那麼華為數字平臺所瞄準的下一波數字經濟變革，則屬於“產業數字化”，用數字技術驅動各行各業轉型，讓傳統產業迸發數字經濟的新價值。當然，如今的BAT等互聯網企業也逐漸具備了較為全面的信息科技能力，開始涉足產業數字化。
除了一開始的路徑不同，華為數字平臺最顯著的特徵是它不拘泥於某一個領域或某一個環節的數字化賦能，而是從全局出發，以統一、完整的平臺滿足千行百業數字化轉型的共性需求。從技術架構上看，華為數字平臺是業界唯一能夠橫向融合雲、AI、IoT、大數據、融合通信，視頻、GIS（地理信息系統）等新ICT技術，縱向打通端、邊、網、雲的平臺，具備融合、智能、可傳承的特點。這決定了該平臺具備最廣泛的普適性，合作伙伴和客戶都可以基於它做自由的業務“編排”。
以上兩個特點決定了華為數字平臺的底座屬性。合作伙伴在這個底座基礎上疊加各類垂直應用，就可以變換出多種數字化轉型落地方案，驅動行業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百花齊放，開放協同方能釋放最大價值
必須承認，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也即產業數字化，遠比數字產業化來得複雜多變。經過數年的轉型嘗試和實踐，越來越多的行業企業意識到，產業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的業務轉向，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擁抱電商或者轉型互聯網，而是百花齊放，需要數字技術提供方與垂直行業服務商，以及客戶本身深度合作，共探應用落地。這意味著，以往的主要致力於變革營銷和銷售層面的由互聯網公司主導的數字化轉型，對絕大多數需要變革生產和流通環節的行業和產業並不適用。
這不難理解，因為產業數字化涉及到千行百業，每一個行業又有成千上萬家企業，每一家的具體現狀和轉型訴求都不盡相同。因此，產業數字化的增長空間雖然大，但專業度和複雜度也要高出很多，這要求面向政企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平臺，不但要在技術、產品以及可靠性方面具備底座特性，還必須保持開放性，能夠吸引合作伙伴一起協同創新，形成開放共贏的生態力。
如何破局？華為企業業務通過瞄準底座的數字平臺拿出了一種全新的解決方案——用統一、完整的平臺提供基礎使能，聚合多方合作伙伴的行業能力，在協同創新、開放共贏的生態下，基於行業需求為客戶持續沉澱行業知識，端到端使能行業開發者實現創新加速，助力各行各業業數字化轉型快速發展。
這樣一來，產業數字化的發展邏輯就從以往的要麼駐足觀望躊躇不前，要麼追求一步到位招致失望，變成了一個“先搭建基礎的底座平臺，然後循序漸進疊加技術、融合業務、落地應用”的自然而合理的過程。在這個進程中，千行百業的企業都能夠利用數字化技術改善現有業務的效率模型，具備敏捷上馬新業務的能力，跑贏同行競爭對手；然後通過知識積累從中發現重大業務轉型升級機會，或從邊緣創新中開闢新增長通道，最大化釋放數字化轉型的價值。
在HAS2019現場，萬科集團萬翼科技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李學文分享了基於華為數字平臺的萬科數字化轉型實踐，展示了一個房地產行業領導者對數字化/智慧化轉型的訴求和理解。他指出，多業態、多地點、多服務模式對萬科的智慧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通過華為提供的包含了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數字平臺，萬科數字化智慧園區實現了“線下多個業態，線上一個萬科”，然後通過萬科智慧空間運營平臺，達到職能服務化、服務產品化、產品平臺化、平臺生態化，滿足了用戶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
數字中國從智慧城市開始，“深圳速度”背後的啟示
其實不只是萬科，在華為總部所在地深圳，各行各業都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數字化轉型，為即將到來的智能經濟時代積極做準備。在社科院發佈的《第八屆（2018）中國智慧城市發展水平評估報告》中，深圳智慧城市發展水平達到76.3，位居全國第一。在其他智庫和權威媒體發佈的智慧城市排行中，深圳也總是遙遙領先。去年7月，深圳市政府又印發了《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總體方案》的通知，要加快將深圳打造成為國家新型智慧城市標杆市。
今天你走進深圳地鐵，微信的小程序已經可以讓你實現手機掃碼乘車。不止於此，如果深入體驗，你會發現深圳政務和公共事業的數字化已經全面在市場監管、人力資源保障、公安、交通運輸、住房建設等領域落地，實現了300多個事項“審批不見面、辦事少跑腿”，大大提升了政府效率，簡化了辦事流程，降低了企業負擔和成本，提升了用戶體驗。
在深圳智慧城市的上述應用中，大部分都有華為數字平臺的身影。比如在深圳機場，雙方基於“平臺+生態”的理念構建“未來機場數字化平臺”，以華為ICT基礎設施為基礎，通過行業使能平臺整合物聯網、大數據+AI、視頻雲、GIS和融合通信（ICP）五大資源，並聯合合作夥伴構建平臺生態系統，最終讓機場實現大運控、大安防和大服務。
又比如在交通行業，深圳交警與華為及合作伙伴2017年正式啟動城市大腦的聯合創新，從頂層設計入手，全面規劃深圳城市交通體系，並以視頻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技術核心，建立了一個統一、開放、智能的交通管控系統。其中雙方聯合創新打造的TrafficGo解決方案，創新性地實現了由傳統的“車等燈”通行向“燈數車”放行轉變，通過AI讓紅綠燈之間像人一樣交流、學習，大大節省了車輛路口通行的時間。
“用一個統一的、完整的數字平臺來應對不同場景、不同業態中的共性需求，從而降低成本、提高效能，居民也可以享受到更便捷、更友好的服務，企業有這些需求，政府也是。”出席HAS2019的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東平表示，“華為數字平臺，正好能夠滿足這些需求。沒有一體化的城市級別數字平臺，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數字政府。”
根據《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總體方案》，到2020年，深圳要建成實現“六個一”發展目標，即“一圖全面感知、一號走遍深圳、一鍵可知全局、一體運行聯動、一站創新創業、一屏智享生活”，建成國家新型智慧城市標杆市，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深圳速度”的背後，離不開當地政府的先進思維和頂層設計，也與華為等數字技術提供商的助力息息相關——尤其是基於底層數字平臺之上開放生態的協同創新，是深圳智慧城市建設引領全國的關鍵，對其他城市及千行百業的數字化轉型極具示範意義。
一言以蔽之，底層土壤肥沃，百花齊放的上層業務和應用才能欣欣向榮。千行百業的數字化轉型邏輯，應同此理。華為數字平臺的誕生，因應數字經濟發展核心動力從數字產業化向產業數字化轉換，可以說正好順應了時代，填補了空白。這片肥沃的土壤上還將開放哪些花朵，結出什麼果實？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