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溫受命為前鋒小都、假節，率部據守臨淮（今江蘇盱眙）協助荊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對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賭上了幾乎所有的籌碼“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怒。”但這改變不了東晉只能在局部戰場上小勝後趙政權，無法建立戰略優勢的大局面，加上國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師前線兩頭兼顧，結果勞心忡忡，於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臨終前他上表請求讓兒子接掌荊州。
如果這個申請被批准，接下來的歷史可能也沒桓溫什麼事情了，但我們知道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不會停止，朝中忌憚庾氏世襲軍權，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歲的皇帝女婿桓溫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這個在各方嚴重都還略顯青澀的“中間人”將從走馬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在齒輪聲中改寫歷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溫接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軍事，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後，這個“年輕人”該如何行動呢？
其實桓溫上位最初是源於各方都認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潁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攜的“小弟”，在皇族司馬氏看來這是自家女婿，從其他大門閥的角度來看，桓溫雖然出身名門但根基淺薄，不構成威脅，由他擔任此職大家都很放心。或許這時節各方都忘了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桓溫，當年曾白衣藏刃滅了仇家滿門，他從來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為“棋手”，想要撼動棋盤就必須需要籌碼，桓溫把目光投向了西邊，哪裡有塊不算硬的“肉骨頭”——佔據巴蜀的成漢，這個趁著西晉國亂建立的小政權正日漸衰微，想要討伐無非兩種方法，一是調動大軍，二是精兵突襲，他選擇了後者，對敵可“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擒之必矣”，對內則能夠在皇族和其他門閥反應過來前先建功立業免遭掣肘。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溫受命為前鋒小都、假節，率部據守臨淮（今江蘇盱眙）協助荊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對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賭上了幾乎所有的籌碼“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怒。”但這改變不了東晉只能在局部戰場上小勝後趙政權，無法建立戰略優勢的大局面，加上國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師前線兩頭兼顧，結果勞心忡忡，於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臨終前他上表請求讓兒子接掌荊州。
如果這個申請被批准，接下來的歷史可能也沒桓溫什麼事情了，但我們知道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不會停止，朝中忌憚庾氏世襲軍權，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歲的皇帝女婿桓溫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這個在各方嚴重都還略顯青澀的“中間人”將從走馬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在齒輪聲中改寫歷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溫接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軍事，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後，這個“年輕人”該如何行動呢？
其實桓溫上位最初是源於各方都認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潁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攜的“小弟”，在皇族司馬氏看來這是自家女婿，從其他大門閥的角度來看，桓溫雖然出身名門但根基淺薄，不構成威脅，由他擔任此職大家都很放心。或許這時節各方都忘了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桓溫，當年曾白衣藏刃滅了仇家滿門，他從來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為“棋手”，想要撼動棋盤就必須需要籌碼，桓溫把目光投向了西邊，哪裡有塊不算硬的“肉骨頭”——佔據巴蜀的成漢，這個趁著西晉國亂建立的小政權正日漸衰微，想要討伐無非兩種方法，一是調動大軍，二是精兵突襲，他選擇了後者，對敵可“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擒之必矣”，對內則能夠在皇族和其他門閥反應過來前先建功立業免遭掣肘。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他上疏朝廷準備西征，然後不等批覆直接出發，四個月內他三戰三捷，兵抵成都，但敵眾我寡，攻城戰打得十分艱難，眼看“眾懼欲退”之際，史載“鼓吏誤鳴進鼓”，軍隊只能再一次發起衝鋒，結果一舉拿下成都。成漢國軍投降被送往建康，這個持續了四十五年的小政權宣告滅亡。
平蜀後，他效仿昔年劉備入川事蹟，簡拔任用當地官員名士，當然其中有些人只是表面恭順實則謀劃造反，但都被桓溫擺平，面對如此功勞，朝廷不得不賞賜，本來是想授予豫章郡公，但那是大郡僅次於王爵，有人反對說如果桓溫未來能“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所以把爵位降成等級低一些的臨賀郡公並封徵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可別小瞧最後這個頭銜，所謂“儀同三司”是指擁有和司徒、司馬、司空一樣的侍衛和待遇，是頂級官員的榮譽，加上“開府”以後就意味著他能建立幕府和署衙“得專辟召”從轄區簡拔人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桓溫已統轄八州之地，可招募官員、士卒，自由調配各種政治、經濟資源不再完全受制於朝廷，為求制衡，建康方面扶持揚州刺史殷浩。
此人是個口頭軍事家，平時一派名士風範，把天下大勢談得頭頭是道，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後趙石虎病逝，關中大亂，桓溫本來有意北伐，不料朝廷怕他立功死活不答應，桓溫非常不滿“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顯然是想逼宮，朝野上下各種勸阻又許諾要封他太尉才勉強安撫住桓溫，但此時北伐已勢在必行，所以高層改派殷浩統兵，結果這個只會誇誇而談的“大師”與新投降的羌族將領姚襄產生矛盾，使之倒戈相向。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溫受命為前鋒小都、假節，率部據守臨淮（今江蘇盱眙）協助荊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對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賭上了幾乎所有的籌碼“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怒。”但這改變不了東晉只能在局部戰場上小勝後趙政權，無法建立戰略優勢的大局面，加上國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師前線兩頭兼顧，結果勞心忡忡，於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臨終前他上表請求讓兒子接掌荊州。
如果這個申請被批准，接下來的歷史可能也沒桓溫什麼事情了，但我們知道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不會停止，朝中忌憚庾氏世襲軍權，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歲的皇帝女婿桓溫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這個在各方嚴重都還略顯青澀的“中間人”將從走馬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在齒輪聲中改寫歷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溫接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軍事，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後，這個“年輕人”該如何行動呢？
其實桓溫上位最初是源於各方都認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潁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攜的“小弟”，在皇族司馬氏看來這是自家女婿，從其他大門閥的角度來看，桓溫雖然出身名門但根基淺薄，不構成威脅，由他擔任此職大家都很放心。或許這時節各方都忘了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桓溫，當年曾白衣藏刃滅了仇家滿門，他從來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為“棋手”，想要撼動棋盤就必須需要籌碼，桓溫把目光投向了西邊，哪裡有塊不算硬的“肉骨頭”——佔據巴蜀的成漢，這個趁著西晉國亂建立的小政權正日漸衰微，想要討伐無非兩種方法，一是調動大軍，二是精兵突襲，他選擇了後者，對敵可“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擒之必矣”，對內則能夠在皇族和其他門閥反應過來前先建功立業免遭掣肘。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他上疏朝廷準備西征，然後不等批覆直接出發，四個月內他三戰三捷，兵抵成都，但敵眾我寡，攻城戰打得十分艱難，眼看“眾懼欲退”之際，史載“鼓吏誤鳴進鼓”，軍隊只能再一次發起衝鋒，結果一舉拿下成都。成漢國軍投降被送往建康，這個持續了四十五年的小政權宣告滅亡。
平蜀後，他效仿昔年劉備入川事蹟，簡拔任用當地官員名士，當然其中有些人只是表面恭順實則謀劃造反，但都被桓溫擺平，面對如此功勞，朝廷不得不賞賜，本來是想授予豫章郡公，但那是大郡僅次於王爵，有人反對說如果桓溫未來能“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所以把爵位降成等級低一些的臨賀郡公並封徵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可別小瞧最後這個頭銜，所謂“儀同三司”是指擁有和司徒、司馬、司空一樣的侍衛和待遇，是頂級官員的榮譽，加上“開府”以後就意味著他能建立幕府和署衙“得專辟召”從轄區簡拔人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桓溫已統轄八州之地，可招募官員、士卒，自由調配各種政治、經濟資源不再完全受制於朝廷，為求制衡，建康方面扶持揚州刺史殷浩。
此人是個口頭軍事家，平時一派名士風範，把天下大勢談得頭頭是道，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後趙石虎病逝，關中大亂，桓溫本來有意北伐，不料朝廷怕他立功死活不答應，桓溫非常不滿“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顯然是想逼宮，朝野上下各種勸阻又許諾要封他太尉才勉強安撫住桓溫，但此時北伐已勢在必行，所以高層改派殷浩統兵，結果這個只會誇誇而談的“大師”與新投降的羌族將領姚襄產生矛盾，使之倒戈相向。
殷浩猝不及防之下丟盔棄甲而逃，損失不計其數，如此慘象給了桓溫發難的機會，他上疏彈劾殷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此次出征“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結果“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於樑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所以他希望朝廷予以嚴懲，戰爭的失敗和桓溫的壓力都讓高層不得不答應把殷浩廢為庶人，從此斷絕其政治生涯，而桓溫也從此成為朝野博弈局面上最強的一位棋手，他的北伐也將無人能止。
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桓溫親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出發，同時又派奇兵出子午谷棧道合擊前秦，當他行至西晉故地時，當地居民帶著糧食和酒在道旁迎接，有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甚至垂淚說：“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然而古代戰爭中一旦長途跋涉，糧草供給將會是決定行動成敗的關鍵，前秦方面也不蠢，當下堅壁清野，讓東晉軍隊不得不因缺糧而撤退，路上還被偷襲了一把，前有強敵後有離心離德的朝堂，桓溫最終只帶回了關中三千多戶百姓。
其實後見地看，不同於弱小的成漢的前秦在疆域、人口、軍事能力上都不是東晉能夠速克的對手，所以桓溫無法畢其功於一役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身為當局者他肯定也無法超然物外，畢竟一旦成功那將是恢復故國的潑天功勞，各種生前身後名都會隨之而來，所以他決定再次北伐。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他二度進軍，在伊水（在今河南洛陽城南）一帶頂盔貫甲親自督戰，在那裡他擊敗了曾經攻破殷浩的羌族將領姚襄，收復洛陽，據《晉書》載他“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桓溫也因此升為南郡公，不久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等頭銜，成為籠罩在朝堂上下最大的陰影，倘若他成功那麼改朝換代也並非妄想。
然而魏晉時期，南北交界之地戰亂紛紛，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僅依靠一時的征服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統治，等桓溫大軍凱旋，北方司隸、豫州等地又紛紛失陷，二次北伐失去了重要戰略成果，對此他當然不滿意，想三度北伐。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溫受命為前鋒小都、假節，率部據守臨淮（今江蘇盱眙）協助荊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對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賭上了幾乎所有的籌碼“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怒。”但這改變不了東晉只能在局部戰場上小勝後趙政權，無法建立戰略優勢的大局面，加上國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師前線兩頭兼顧，結果勞心忡忡，於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臨終前他上表請求讓兒子接掌荊州。
如果這個申請被批准，接下來的歷史可能也沒桓溫什麼事情了，但我們知道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不會停止，朝中忌憚庾氏世襲軍權，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歲的皇帝女婿桓溫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這個在各方嚴重都還略顯青澀的“中間人”將從走馬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在齒輪聲中改寫歷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溫接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軍事，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後，這個“年輕人”該如何行動呢？
其實桓溫上位最初是源於各方都認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潁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攜的“小弟”，在皇族司馬氏看來這是自家女婿，從其他大門閥的角度來看，桓溫雖然出身名門但根基淺薄，不構成威脅，由他擔任此職大家都很放心。或許這時節各方都忘了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桓溫，當年曾白衣藏刃滅了仇家滿門，他從來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為“棋手”，想要撼動棋盤就必須需要籌碼，桓溫把目光投向了西邊，哪裡有塊不算硬的“肉骨頭”——佔據巴蜀的成漢，這個趁著西晉國亂建立的小政權正日漸衰微，想要討伐無非兩種方法，一是調動大軍，二是精兵突襲，他選擇了後者，對敵可“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擒之必矣”，對內則能夠在皇族和其他門閥反應過來前先建功立業免遭掣肘。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他上疏朝廷準備西征，然後不等批覆直接出發，四個月內他三戰三捷，兵抵成都，但敵眾我寡，攻城戰打得十分艱難，眼看“眾懼欲退”之際，史載“鼓吏誤鳴進鼓”，軍隊只能再一次發起衝鋒，結果一舉拿下成都。成漢國軍投降被送往建康，這個持續了四十五年的小政權宣告滅亡。
平蜀後，他效仿昔年劉備入川事蹟，簡拔任用當地官員名士，當然其中有些人只是表面恭順實則謀劃造反，但都被桓溫擺平，面對如此功勞，朝廷不得不賞賜，本來是想授予豫章郡公，但那是大郡僅次於王爵，有人反對說如果桓溫未來能“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所以把爵位降成等級低一些的臨賀郡公並封徵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可別小瞧最後這個頭銜，所謂“儀同三司”是指擁有和司徒、司馬、司空一樣的侍衛和待遇，是頂級官員的榮譽，加上“開府”以後就意味著他能建立幕府和署衙“得專辟召”從轄區簡拔人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桓溫已統轄八州之地，可招募官員、士卒，自由調配各種政治、經濟資源不再完全受制於朝廷，為求制衡，建康方面扶持揚州刺史殷浩。
此人是個口頭軍事家，平時一派名士風範，把天下大勢談得頭頭是道，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後趙石虎病逝，關中大亂，桓溫本來有意北伐，不料朝廷怕他立功死活不答應，桓溫非常不滿“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顯然是想逼宮，朝野上下各種勸阻又許諾要封他太尉才勉強安撫住桓溫，但此時北伐已勢在必行，所以高層改派殷浩統兵，結果這個只會誇誇而談的“大師”與新投降的羌族將領姚襄產生矛盾，使之倒戈相向。
殷浩猝不及防之下丟盔棄甲而逃，損失不計其數，如此慘象給了桓溫發難的機會，他上疏彈劾殷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此次出征“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結果“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於樑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所以他希望朝廷予以嚴懲，戰爭的失敗和桓溫的壓力都讓高層不得不答應把殷浩廢為庶人，從此斷絕其政治生涯，而桓溫也從此成為朝野博弈局面上最強的一位棋手，他的北伐也將無人能止。
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桓溫親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出發，同時又派奇兵出子午谷棧道合擊前秦，當他行至西晉故地時，當地居民帶著糧食和酒在道旁迎接，有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甚至垂淚說：“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然而古代戰爭中一旦長途跋涉，糧草供給將會是決定行動成敗的關鍵，前秦方面也不蠢，當下堅壁清野，讓東晉軍隊不得不因缺糧而撤退，路上還被偷襲了一把，前有強敵後有離心離德的朝堂，桓溫最終只帶回了關中三千多戶百姓。
其實後見地看，不同於弱小的成漢的前秦在疆域、人口、軍事能力上都不是東晉能夠速克的對手，所以桓溫無法畢其功於一役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身為當局者他肯定也無法超然物外，畢竟一旦成功那將是恢復故國的潑天功勞，各種生前身後名都會隨之而來，所以他決定再次北伐。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他二度進軍，在伊水（在今河南洛陽城南）一帶頂盔貫甲親自督戰，在那裡他擊敗了曾經攻破殷浩的羌族將領姚襄，收復洛陽，據《晉書》載他“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桓溫也因此升為南郡公，不久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等頭銜，成為籠罩在朝堂上下最大的陰影，倘若他成功那麼改朝換代也並非妄想。
然而魏晉時期，南北交界之地戰亂紛紛，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僅依靠一時的征服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統治，等桓溫大軍凱旋，北方司隸、豫州等地又紛紛失陷，二次北伐失去了重要戰略成果，對此他當然不滿意，想三度北伐。
有了先前的經驗，朝堂上非常擔心他真的成功了怎麼辦。興寧二年（公元364年），皇族和門閥想以為揚州牧、錄尚書事為條件和誘餌，讓桓溫入朝參政，若他答應則軍權難免旁落，桓溫又不傻，他依然如故駐在駐地，一隻眼睛盯著朝中，另一隻眼望向北方。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自認為準備充分的桓溫，向北方另一個政權前燕發起了浩浩蕩蕩的進攻，這聽起來很美，實則重蹈第一次北伐的覆轍——即糧草不足，其部下勸他要麼乾脆閃擊前燕國都鄴城，要麼等到明年夏天再說，桓溫不聽，他想步步為營地進攻，結果被前燕大將慕容垂攔在了枋頭（在今河南浚縣）直到糧草耗盡，十五年前後撤遇襲的場景再度重演。
慕容垂以輕騎八千席捲而來，讓撤退中的桓溫付出了三萬人陣亡的慘痛代價，拓土無功，只好學曹操重整內部，桓溫把兵敗的鍋甩給了部下，後者不服，聯絡前秦和前燕然後叛變，這不啻給了桓溫以口實，讓朝野上下都看到“我沒打贏全是這小子搗鬼！”所以他重新上陣，在壽春將叛軍全部解決，還徹底掌握豫州，即通往東晉都城建康的鎖鑰。
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溫帶兵入朝廢掉了皇帝司馬奕，扶持和自己有些交情的琅玡王司馬昱登基，當年的“王與馬共天下”彷彿重演，只不過桓溫所圖更大，這位一代梟雄想要的可不僅僅是“共治”那麼簡單。壓力之下的司馬昱憂悶成疾，這位近乎絕望的皇帝在臨死前一度想過下詔桓溫，甚至寫下了“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這種司馬懿聽了會沉默、諸葛亮聽了會流淚的誅心之言，如果輪到桓溫真的聽到，估計就值一句“好的，謝謝”。
這時節，門閥士族的代表王坦之將詔書撕毀，司馬昱哀嘆：如果這祖宗江山要易手，關你何事！
王坦之道：既是祖宗的天下，“陛下何得專之！”
司馬昱嘆了口氣，把詔書改成“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在法理上斷絕了桓溫登基的可能。
公元220年，三國中魏國的奠基者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奪漢帝位登基，建立曹魏政權，而司馬氏在手攬大權後也依葫蘆畫瓢代魏建晉，然而西晉建立不過半個世紀就發生八王之亂，隨後永嘉南渡“東晉”政權建立。
王朝更迭如此之迅速，倒不是什麼“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之類的樸素循環論的結果，其本質還是跨州連郡的門閥大族依託帝國皇室內亂爭奪下一輪統治權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新舊交疊的關頭，誕生了一位出身於世家大族、做派卻很不像世家大族的梟雄，亦即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桓溫。
公元312年，他生於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龍亢鎮）的名門桓氏，之所以只說是“名門”而非“望族”，是因為其祖先曹魏政權的大司農桓範在高平陵政變後被司馬懿所殺，使得龍亢桓氏淪為刑家，這種境況直到永嘉之年高層洗牌後才發生改變。
當時其父桓彝主動踏入南遷士族的交友網絡，與陳郡謝鯤、泰山羊曼等並稱“江左八達”，名噪一時。他協助晉明帝平定王敦之亂進一步涉足政壇，任宣城內史相當於太守，一番勵精圖治後，其轄區內頗有政聲，百姓生活安定。
但好景不長，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桓彝被捲入一場戰亂，高層掌握朝堂的潁川庾氏與手握大量軍隊的武將發生矛盾，後者攻打建康，抱著守土有責的信念，桓彝選擇抵抗，但他勢單力孤只好退守一座孤城，其部下見叛軍勢大想幹脆投降，桓彝聞言厲聲反駁：
“吾受國浩恩，義當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沒想到所在縣城的縣令江播本著“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想法悄悄通敵，導致叛軍繞過防線最終殺死桓彝，這一年，桓溫才十五歲，這個年輕人“枕戈泣血，志在復仇”。這位賣隊友的江播也沒活多久，於三年後病死家中，他的三個兒子害怕桓溫來尋仇或者鬧喪，遂在靈堂迎接前來弔孝的賓朋時準備了利刃以防不測。
恨入骨髓的桓溫哪會懼怕，這位年輕人身著素白衣衫佯裝弔客混入靈堂，在靠近江播長子江彪後突然從衣中抽刀將其擊殺，另外兩個兒子見狀大駭倉皇奔逃，被桓溫踏步趕上一刀一個將其全部擊殺。
或許在今人看來私人仇恨不當禍及家屬，但在那時這種為父報仇的剛烈勇猛為桓溫贏得了“至孝、猛毅”的名聲，史載青年時代的桓溫“豪爽有風概，資貌甚偉，面有七星。”所謂“七星”應該是對臉上幾顆黑痣的美稱。後世人以為他是憑藉為人豪爽、能力出眾娶到了“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使這個復仇少年從此踏入東晉政壇步步登天，這種分析其實暗含了事後歸因的推定忽略了歷史的本相，若我們回到當年的情境會發現這份“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加碼，而那將是一條沾滿鮮血的未來之路。
建國之初的東晉王朝皇室黯弱，甚至需要依靠琅玡王氏和陳郡謝氏等士族輔佐，但是一家獨大難免樹大招風，王敦之亂便是血的教訓。為求借力打力，晉明帝司馬紹迎娶潁川庾氏女文君為皇后，使得庾亮、翼等外戚也同掌朝綱，驟攀高位的庾氏底子不夠紮實，前述戰亂就是一例，庾亮雖是皇帝舅舅，但也沒脫層皮，後來他平亂有功又懂得辭讓，取信皇室，才勉勉強強保住了地位。
至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名將陶侃去世，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樑、雍六州諸軍事，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徵西將軍重回權力之巔，一番起伏讓潁川庾氏開始注意培養在其他士族中的勢力，作為曾經抵抗叛軍乃至身死的桓彝之子桓溫就成了最好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晉明帝與皇后庾文君所生的嫡長女南康長公主司馬興男就招桓溫為駙馬，後者在鹹康元年（公元335年）出任琅琊內史加輔國將軍，獲得超越其父親的地位。
如果命運的齒輪停止於此，或許桓溫可能成為一個留下不錯名聲的士族外戚，可造化總弄人，作為曾經統一天下的東晉王朝自建立伊始就註定將長期處在“復國”與“偏安”的糾葛之中。主掌軍政者必須展現出志在恢復故土的形象，在野卻想獲得權位者也常常以“西征”或“北伐”為契機，潁川庾氏自然也不例外。
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遇挫，憂悶成疾而死，其弟庾翼就接管六州軍事和荊州刺史，奉命鎮守武昌，他希望也必須接替兄長的遺志繼續北伐，可彼時他才35歲，資格老的他調遣不動，年紀輕的又都水平有限，環顧四周只有桓溫既年輕又靠譜，二人一拍即合。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桓溫受命為前鋒小都、假節，率部據守臨淮（今江蘇盱眙）協助荊州刺史庾翼北伐，同年十月，他升任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對庾翼而言北伐不成功便成仁，他一把賭上了幾乎所有的籌碼“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怒。”但這改變不了東晉只能在局部戰場上小勝後趙政權，無法建立戰略優勢的大局面，加上國中皇位更迭他不得不京師前線兩頭兼顧，結果勞心忡忡，於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病逝，臨終前他上表請求讓兒子接掌荊州。
如果這個申請被批准，接下來的歷史可能也沒桓溫什麼事情了，但我們知道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不會停止，朝中忌憚庾氏世襲軍權，改命根基不深，年方33歲的皇帝女婿桓溫接替，公元345年八月，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這個在各方嚴重都還略顯青澀的“中間人”將從走馬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在齒輪聲中改寫歷史的篇章。
自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庾翼病逝，桓溫接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軍事，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後，這個“年輕人”該如何行動呢？
其實桓溫上位最初是源於各方都認為他可以是“自己人”，在潁川庾氏眼中他是受提攜的“小弟”，在皇族司馬氏看來這是自家女婿，從其他大門閥的角度來看，桓溫雖然出身名門但根基淺薄，不構成威脅，由他擔任此職大家都很放心。或許這時節各方都忘了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桓溫，當年曾白衣藏刃滅了仇家滿門，他從來不是“棋子”，反而一直想跳上桌面上成為“棋手”，想要撼動棋盤就必須需要籌碼，桓溫把目光投向了西邊，哪裡有塊不算硬的“肉骨頭”——佔據巴蜀的成漢，這個趁著西晉國亂建立的小政權正日漸衰微，想要討伐無非兩種方法，一是調動大軍，二是精兵突襲，他選擇了後者，對敵可“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擒之必矣”，對內則能夠在皇族和其他門閥反應過來前先建功立業免遭掣肘。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他上疏朝廷準備西征，然後不等批覆直接出發，四個月內他三戰三捷，兵抵成都，但敵眾我寡，攻城戰打得十分艱難，眼看“眾懼欲退”之際，史載“鼓吏誤鳴進鼓”，軍隊只能再一次發起衝鋒，結果一舉拿下成都。成漢國軍投降被送往建康，這個持續了四十五年的小政權宣告滅亡。
平蜀後，他效仿昔年劉備入川事蹟，簡拔任用當地官員名士，當然其中有些人只是表面恭順實則謀劃造反，但都被桓溫擺平，面對如此功勞，朝廷不得不賞賜，本來是想授予豫章郡公，但那是大郡僅次於王爵，有人反對說如果桓溫未來能“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所以把爵位降成等級低一些的臨賀郡公並封徵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可別小瞧最後這個頭銜，所謂“儀同三司”是指擁有和司徒、司馬、司空一樣的侍衛和待遇，是頂級官員的榮譽，加上“開府”以後就意味著他能建立幕府和署衙“得專辟召”從轄區簡拔人才為自己所用，而此時桓溫已統轄八州之地，可招募官員、士卒，自由調配各種政治、經濟資源不再完全受制於朝廷，為求制衡，建康方面扶持揚州刺史殷浩。
此人是個口頭軍事家，平時一派名士風範，把天下大勢談得頭頭是道，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後趙石虎病逝，關中大亂，桓溫本來有意北伐，不料朝廷怕他立功死活不答應，桓溫非常不滿“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顯然是想逼宮，朝野上下各種勸阻又許諾要封他太尉才勉強安撫住桓溫，但此時北伐已勢在必行，所以高層改派殷浩統兵，結果這個只會誇誇而談的“大師”與新投降的羌族將領姚襄產生矛盾，使之倒戈相向。
殷浩猝不及防之下丟盔棄甲而逃，損失不計其數，如此慘象給了桓溫發難的機會，他上疏彈劾殷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此次出征“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結果“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於樑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所以他希望朝廷予以嚴懲，戰爭的失敗和桓溫的壓力都讓高層不得不答應把殷浩廢為庶人，從此斷絕其政治生涯，而桓溫也從此成為朝野博弈局面上最強的一位棋手，他的北伐也將無人能止。
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桓溫親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出發，同時又派奇兵出子午谷棧道合擊前秦，當他行至西晉故地時，當地居民帶著糧食和酒在道旁迎接，有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甚至垂淚說：“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然而古代戰爭中一旦長途跋涉，糧草供給將會是決定行動成敗的關鍵，前秦方面也不蠢，當下堅壁清野，讓東晉軍隊不得不因缺糧而撤退，路上還被偷襲了一把，前有強敵後有離心離德的朝堂，桓溫最終只帶回了關中三千多戶百姓。
其實後見地看，不同於弱小的成漢的前秦在疆域、人口、軍事能力上都不是東晉能夠速克的對手，所以桓溫無法畢其功於一役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身為當局者他肯定也無法超然物外，畢竟一旦成功那將是恢復故國的潑天功勞，各種生前身後名都會隨之而來，所以他決定再次北伐。
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他二度進軍，在伊水（在今河南洛陽城南）一帶頂盔貫甲親自督戰，在那裡他擊敗了曾經攻破殷浩的羌族將領姚襄，收復洛陽，據《晉書》載他“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桓溫也因此升為南郡公，不久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等頭銜，成為籠罩在朝堂上下最大的陰影，倘若他成功那麼改朝換代也並非妄想。
然而魏晉時期，南北交界之地戰亂紛紛，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僅依靠一時的征服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統治，等桓溫大軍凱旋，北方司隸、豫州等地又紛紛失陷，二次北伐失去了重要戰略成果，對此他當然不滿意，想三度北伐。
有了先前的經驗，朝堂上非常擔心他真的成功了怎麼辦。興寧二年（公元364年），皇族和門閥想以為揚州牧、錄尚書事為條件和誘餌，讓桓溫入朝參政，若他答應則軍權難免旁落，桓溫又不傻，他依然如故駐在駐地，一隻眼睛盯著朝中，另一隻眼望向北方。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自認為準備充分的桓溫，向北方另一個政權前燕發起了浩浩蕩蕩的進攻，這聽起來很美，實則重蹈第一次北伐的覆轍——即糧草不足，其部下勸他要麼乾脆閃擊前燕國都鄴城，要麼等到明年夏天再說，桓溫不聽，他想步步為營地進攻，結果被前燕大將慕容垂攔在了枋頭（在今河南浚縣）直到糧草耗盡，十五年前後撤遇襲的場景再度重演。
慕容垂以輕騎八千席捲而來，讓撤退中的桓溫付出了三萬人陣亡的慘痛代價，拓土無功，只好學曹操重整內部，桓溫把兵敗的鍋甩給了部下，後者不服，聯絡前秦和前燕然後叛變，這不啻給了桓溫以口實，讓朝野上下都看到“我沒打贏全是這小子搗鬼！”所以他重新上陣，在壽春將叛軍全部解決，還徹底掌握豫州，即通往東晉都城建康的鎖鑰。
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溫帶兵入朝廢掉了皇帝司馬奕，扶持和自己有些交情的琅玡王司馬昱登基，當年的“王與馬共天下”彷彿重演，只不過桓溫所圖更大，這位一代梟雄想要的可不僅僅是“共治”那麼簡單。壓力之下的司馬昱憂悶成疾，這位近乎絕望的皇帝在臨死前一度想過下詔桓溫，甚至寫下了“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這種司馬懿聽了會沉默、諸葛亮聽了會流淚的誅心之言，如果輪到桓溫真的聽到，估計就值一句“好的，謝謝”。
這時節，門閥士族的代表王坦之將詔書撕毀，司馬昱哀嘆：如果這祖宗江山要易手，關你何事！
王坦之道：既是祖宗的天下，“陛下何得專之！”
司馬昱嘆了口氣，把詔書改成“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在法理上斷絕了桓溫登基的可能。
後者哪肯罷休，他帶兵入朝，一邊拜謁司馬昱的陵墓一邊要求朝廷加九錫，此時朝中是陳郡謝氏的謝安、太原王氏的王坦之、琅玡王氏的王彪之等人主持，他們知道桓溫也已重病，不久於人世，所以找各種理由藉口拖延，直到桓溫嚥下最後一口氣。
回顧桓溫的一生可以發現，他求名求權也想匡濟天下，他沒當上忠君純臣，也做不得篡位反賊，在權力的滋養下，面對東晉門閥的清談、制衡、分權等掣肘，他既不肯順從也不願徹底撕破臉皮，用朱熹的話說這是個“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謝）安亦無如之何。”
據《世說新語》載，桓溫生前曾說“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或許他說這話正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決絕一些，不再“進退失據”，可他終究沒有踏出那一步，只留給後人一個嘆息著“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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