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運的官場現形記：愛戴名錶喝茅臺，兒子外甥相互利用

這兩天，有一部電視專題片火了↓↓

《巡視利劍》

這是由中央紀委宣傳部、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的電視專題片。↓↓

這片雖然只有五集，但拍攝了王珉、黃興國、王三運、蘇樹林、盧恩光、武長順、虞海燕等近20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落馬的“大老虎”↓↓

面對鏡頭，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蒼老了，人的精氣神像被抽光了一樣。他們的情緒也是統一的，那就是無力的悔恨。對於過去的人生，他們都總結為兩個字——失敗。

昨天播出的是第三集，今年剛落馬的兩隻甘肅“老虎”——甘肅省委原書記王三運，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市長虞海燕出鏡。

尤其是首次披露了王三運家族腐敗、對中央陽奉陰違等大量違紀違法問題。

因為知道自己的仕途也就這樣了，王三運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為退休以後打算，貪腐行為變本加厲，達到高峰。

為了隱匿財物，他還特意讓親戚從貴州等地趕來幫忙，並和相關人統一口徑，把老闆們出的購房款對外說成是“借款”，還訂立假合同進行偽裝。

在懺悔錄裡，王三運寫道：“中央對我進行組織審查是完全正確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場絕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認錯認罪。雖然我現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錯已鑄成、為時已晚。”

此前祁連山生態問題，與王三運也有著莫大關係。他作為省委書記，對祁連山環境問題不重視、不作為。“監管嚴重缺失，是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重要原因。

近幾年，甘肅，這個在地圖上形似如意的省份，看起來並不如意。繼蘇榮之後，王三運的落馬，讓它成為十八大後第二個兩任省委書記落馬的省份。一把手的接連出事，讓甘肅這塊如意貼上了“腐敗重災區”的標籤。

有網友調侃，這些落馬高官有一個共同點，在卸任省委書記後，到人大任同級別的官職養老，沒了實權，中紀委便好行動了。

正如在王三運曾任省委副書記的安徽，一位退休幹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的那樣：“很多地方存在‘馬桶效應’——馬桶再臭，屁股坐那兒壓著，一旦屁股離開，臭味馬上出來。”

除了安徽，在王三運職業生涯的第一站貴州和最後一站甘肅，關於“他是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樣的事”“有過什麼樣的變化”等問題，或許也能窺見一二。

會演戲還寫一手好字

王三運的公開履歷顯示，他的出生地在山東單縣，但單縣少有知之者。反而是遠在西南的貴州織金縣，在這個環山繞水的小縣城，王三運卻“聲名遠播”。

1968年，王三運到織金縣綺陽公社當知青，任縣一中代課教師時，年僅16歲。許多人以為，這是王三運第一次從山東到貴州，但其實生在山東的他長在貴州，是名副其實的織金人。

“聽他滿口的織金音，怎麼可能是山東人？”劉國雄（化名）擺擺手，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可能在山東出生，但從小就在這兒長大，他老爹我也認識，都叫他‘王蓋鬥’，真名不知道。” 劉國雄是王三運的中學同學，現在是一家小賣部老闆，提到王三運，仍記憶猶新，他對記者豎起大拇指說：“我們這兒沒比他更大的官了，左眼角有顆大黑痣，過目不忘。”

王三運在織金當地算是“官二代”，王蓋鬥為南下幹部，既為幹部，有一件事就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王蓋鬥後來成了修單車的，就在學校不遠的路邊，修了半輩子。”《環球人物》記者問起修車緣由，劉國雄也是皺眉不解，“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私下裡猜他是不是犯過什麼事，被‘貶’到這裡來的。”

讀書時，劉國雄和同學放學回家，總會看見王蓋鬥蹲坐在攤位前，打聲招呼，偶爾打氣也不用花錢。“他人很好，老實，在我們看來就是個修單車的，不怎麼說話。他和王三運住在大斧頭（地名）橋下，一條河的邊上。家裡條件不怎麼好，很小很破。”

儘管雙方熟絡，劉國雄卻從沒見過王三運的母親，“我印象中家裡就他跟他爸兩人，沒親戚，王三運出去當官後，這裡就他爸一個人，幾年前他爸才去世，挺孤獨的。”

劉國雄與王三運交好，是因為學校的一次樣板戲演出。當時，全國推行“八個樣板戲”，學校要遴選一批有音樂素養的人演《智取威虎山》，劉國雄有一手過硬的二胡本領，因而入選，王三運卻是因為相貌進了戲班子，還扮演了主要角色楊子榮。

“除了他，大家都會點樂器，他不會，卻生得白淨，長得斯斯文文的，形象好，被老師看中，當了演員。”劉國雄笑道。沒有唱戲底子的王三運練習起來非常刻苦，總是第一個到達排練場，“練嗓子，一直‘啊’”。在劉國雄印象裡，王三運溫和、助人為樂，會在下雨天把感冒的同學送回家，也從來沒有發過脾氣罵過人。

中學畢業後，同學們都去當了知青，但知青被分派的工作也大相徑庭，比如劉國雄，去了條件艱苦的耐火廠，整日與鋼水、煤炭為伍，王三運則去學校當了代課老師。“他命好，那時候當知青，最低年限是3年，他剛好當3年，我在工廠幹了5年。”劉國雄說。

結束知青生活，王三運考進貴陽師範學院（現貴州師範大學），算是躍了“龍門”。同一時間與他進入這所大學的，還有同學劉先元（化名）。

在劉先元眼裡，王三運是個家庭有背景的同學。“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不管他父親後來怎麼樣，以前好歹是幹部。”劉先元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那個年代，如果當知青不幹農活，一下鄉就代課，家裡多半有點關係。插隊很苦，代課顯然是好差事，好差事自然不容易落到普通知青頭上。但王三運就趕上了這好差事。除了他，我還認識另一個代課的人，縣委書記的兒子。”

大學時期的王三運，踴躍參加學校的文藝活動，並練就了一手好書法。“我們中文系的《長征組歌》大合唱就是他的作品。”劉先元說，“他能夠領導大家，另一個原因是同學多半來自農村，比較拘謹，王三運作為幹部子弟，舉止言行要大方一些。”

王三運性格外向，善於表達自己，但讓劉先元讚賞的是，身為“官二代”，王三運並不傲慢，也沒有表現出優越感。“他喜歡被同學稱‘夥計’，同學有困難他也會幫襯，因此比較有號召力。”劉先元回憶。

藝術之外，王三運的成績並不突出，3年的大學生活，社會活動佔了一半時間。畢業後，王三運留校，這又是一份絕對的好差事。“不知道為什麼會選他留校，比他優秀的人也有很多。”

對於王三運後來的官運亨通，劉先元不解：“讀書時連黨都沒入，入黨還是工作好幾年後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對仕途會有很大影響，不應該那麼平順。”劉先元不知道，“組織者”王三運對人脈的利用，正是他“馳騁官場”的利器。

“念舊情”

現在貴州省委大門外做交通疏導員的陳偉強（化名），在上世紀90年代曾是貴州某傢俱廠的簽收員，那會兒王三運剛從“涼都”六盤水調任貴陽市委書記沒多久。提到這個市委書記，陳偉強對《環球人物》記者笑道：“雖不見其人，但曾見其名。”

當時的貴州，棋牌娛樂之風並不盛行，賭博之人更是少見。陳偉強在一次訂單交付前，發現此次交付方的負責人一欄，赫然寫著“王三運”三個字。“那可是市委書記，不是一般人，竟敢這麼光明正大地署名在這種訂單上。”這份貨，是用於賭博的大型木質器材，“作為一個領導人，他膽子真大。”

除了膽子大，排場也不小。貴陽市委離退休幹部休養所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以前王三運去視察，會有車給他開路，身邊圍一群人。如果他不從貴州調走的話，可能早就被抓了。他在貴陽做市委書記的時候，跟他搭班子的市長是劉長貴。”2003年3月，劉長貴因涉嫌受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紀檢部門拿下。

1998年，王三運官至貴州省委副書記，3年後，他離開工作33年的貴州，前往鄰省四川短暫任職省委副書記1年。隨後調去東南沿海，履職福建省委副書記5年。在這5年中，一家福建上市公司進入王三運的關係網，而他的落馬，據稱涉及了該公司的相關違紀違法行為。

2007年，王三運從福建調往安徽，繼續擔任省委副書記一職。其間2010年，上述福建公司在蕪湖啟動光電產業化項目，在合肥舉行簽約儀式。當年的《安徽日報》報道，王三運在儀式上致辭，並參觀了該公司的產品。

安徽退休幹部張培釗（化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王三運和在安徽做生意的福建老闆們關係很好，這些老闆都說他對福建商會非常照顧，把他們的生意擴張到了安徽。”

2011年，時任安徽省長王三運（右一）率團赴貴陽出席酒博會。

作為在安徽與王三運共過事的同事，張培釗對他印象深刻：“他在這裡的時候，圈子裡的人背地裡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鋼鐵公司’，意思是他脾氣大，一碰就大發雷霆。這跟他的工作不順不無關係。他和搭班子的人關係很微妙，當時他有一套改造省政府的思路，但他是副書記，不是一把手，與他政見不合的人並不買他的賬。想做點事情，權力又被制約，很憋屈，所以總是板著臉。”

當問到王三運有無喜好時，張培釗笑道：“特別愛喝茅臺酒，酒量也大，從貴州‘訓練’出來的嘛。他手下的各個部門都備了不少茅臺酒，等他一去就拿出來‘供奉’。他喝完酒就成了歌唱家，放聲高歌，還唱得很好，是個麥霸。”

在張培釗看來，王三運算是“身體力行”地為茅臺酒做著宣傳。1998年，茅臺集團在貴陽舉行某簽字儀式，時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的王三運便出席了簽字儀式。多年後，茅臺集團在安徽開經銷商聯誼會時，作為安徽省委副書記的王三運又在合肥接待了貴州赴會領導。

2015年，甘肅白酒銷量超10億元，而貴州白酒正是市場的主導。就在去年，“多彩貴州風，黔酒中國行”活動也在蘭州拉開了序幕，雙方近200家企業負責人共同開啟了黔甘兩省白酒產業的合作推介與分享。

這樣看來，雖然身在蘭州，但出身貴州的王三運的確“不忘老鄉情”。

“虞海燕是大管家”

如今，“王三運”三個字絕對是甘肅的熱門話題，以至於坊間作詩相傳：“王三運者，亡三運也。何謂‘三運’？官運財運福運。噫籲嚱，危乎高哉，官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高處不勝寒，而今三運到頭，與之俱亡矣。惜惜惜！錯錯錯！莫莫莫！”由於在出席會議時被發現戴錶無數，王三運又被當地百姓冠以“表哥”之名。

王三運在省一把手位子上沒栽跟頭，乍一看他是一名清官，再聯想到中央巡視組在對甘肅省委進行巡視和巡視“回頭看”時，也並未明確指出他存在什麼問題，這名前省委書記似乎真是明鏡高懸、兩袖清風。但甘肅的官員有著不同看法。

“對王三運來說，雖然兩次中央巡視都僥倖過關，但那時候危險正在向他慢慢靠近。”一名甘肅官員透露，“其實問題早有跡象，只是一時間難以撼動。”

在2014年7月的第一次巡視中，巡視組已經指出，甘肅省委存在“一些領導幹部插手工程建設，重大工程項目違規操作損失巨大；對國家扶貧資金監管不到位，騙取套取、擠佔挪用、私存私放；公職人員違規經商辦企業”等多個問題。

今年2月，中央第三巡視組對甘肅省委巡視“回頭看”，組長傅自應指出，甘肅省委存在貫徹“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不力、“四個意識”不夠強、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甘肅提出的“八個著力”要求有差距等問題。

雖說兩次巡視用語不一樣，但在兩個方面只是換了一種說法，即工程與扶貧。“王三運栽倒的原因就跟這兩個詞有關。”張弓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在工程方面，首先是榆中縣的‘大名城’房地產項目。榆中縣是蘭州唯一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交通不便，大名城的房子沒人買，為此就要把地鐵修過去。地鐵按立方米算價，就為這麼一個項目，把地鐵修到那兒，得多大投資？按照當地的經濟條件，成本根本收不回來。那為什麼還要修？因為中間有利益輸送。另外，他跟安徽商人也有扯不清的關係。”

一名甘肅官員向《環球人物》記者透露：“甘肅這幾年的大項目幾乎全部由安徽商會運作，誰想拿到省列的大項目，都要通過它，它就是總髮包人，比如某個省列煤礦項目，徽商插手後該項目增加了20億決算支出。”

在甘肅，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某高科技企業是王三運的財源，與他兒子有生意上的往來。而這家企業也正是起家於合肥，崛起於蘭州。2014年，該企業在蘭州新區建造了一個佔地千餘畝的產業園，算是跟著王三運“轉戰南北”。而蘭州新區，也是王三運的一個工程。

蘭州新區鳥瞰圖。

“蘭州新區升級為國家新區，是王三運的政績，但他又弄出些問題。他在位時提出‘藍天工程’，把重汙染企業從市區遷了過去，但新區配套設施太差，從市區到新區坐車要好幾個小時，員工怎麼上班？所以一些公司去了又走了。白天看新區高樓林立，很漂亮，晚上去就瘮人，只有一兩盞燈。這些工程和房地產，都跟虞海燕脫不了干係，因為他當時是蘭州市委書記，其實就是王三運的大管家。”張弓搖頭道。

甘肅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虞海燕，因涉嫌嚴重違法犯罪於2017年6月被“雙開”，中紀委批其“嚴重損害甘肅省特別是蘭州市的政治生態”。

扶貧，也是王三運的施政重點。2012年，在談到赴任甘肅3個多月的履職感受時，王三運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中揭家底：“甘肅在全國的幾個重要指標上是倒數。倒數第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倒數第三是人均GDP，倒數第五是小康進程。”為了改變這個現狀，在王三運的領導下，甘肅省委決定從2012年開始，以單位聯繫貧困村、幹部聯繫特困戶為主要內容開展“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

“他本人也是參與者，下基層調研時經常在車裡吃自帶乾糧，2012年全國兩會前還帶著被褥在當地最乾旱的會寧農村住了一宿，瞭解農戶的困難。”張弓說，“但這個涉及40多萬幹部的行動引來不少詬病，比方說某些地方政府為了政績，也為了完成任務，以攤派的形式強制幹部出資扶貧，甚至出現紅頭文件指令性出資幫扶，這種做法從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一部分靠薪資養家餬口的基層幹部的利益。”

“有民警跟我說，王三運為了扶貧，削減對公安系統的開支，每個警察的工資都少了幾百塊，拿他們的工資做政績。另外，為了應付上級領導視察，下面的官員還會把羊群趕到路邊，營造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張弓說，“但貧苦百姓對王三運的印象普遍不錯，就算拿1塊錢給他們買兩個饅頭他們也感恩戴德，因為實在是窮。實事求是地講，貧困確實改善了，如果10個億的扶貧預算，最後落實的就算只有1000萬，那也一定有用，這是效率問題。”

如今王三運走了，甘肅未來的發展他也無緣得見了。這位曾在赴任前被甘肅人民寄予厚望的省委書記，到頭來帶給百姓的只是失望。“人之初，性本善。王三運可能以前是好的，支過教、扶過貧，從知青一步步成長為‘封疆大吏’，能力顯而易見。但能力換來的權力大到某種程度，沒人控制他、約束他，他就滑向了罪惡邊緣。”張弓說。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龔新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