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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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2
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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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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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3
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4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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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2
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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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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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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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
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2
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3
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4
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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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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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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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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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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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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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斯文赫定關於一隻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寫
但新疆虎已逐漸陷入滅絕邊緣，到了1927年底，德國探險家艾米爾·特林克勒報告說，羅布人告訴他已經有近二、三十年沒有怎麼見過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獵人則告訴他，葉爾羌河河畔的最後一隻老虎死於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來到塔里木一帶，一個羅布老人告訴他說，十多年前一隻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著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經絕跡的判斷。
而根據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記載，1961－1962年州境內有人曾經用槍打到過老虎；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動物學家谷景和教授則表示：“新疆虎的絕跡在1960年代前後，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區），那一次獵獲的老虎製成了標本”。
1
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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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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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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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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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斯文赫定關於一隻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寫
但新疆虎已逐漸陷入滅絕邊緣，到了1927年底，德國探險家艾米爾·特林克勒報告說，羅布人告訴他已經有近二、三十年沒有怎麼見過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獵人則告訴他，葉爾羌河河畔的最後一隻老虎死於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來到塔里木一帶，一個羅布老人告訴他說，十多年前一隻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著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經絕跡的判斷。
而根據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記載，1961－1962年州境內有人曾經用槍打到過老虎；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動物學家谷景和教授則表示：“新疆虎的絕跡在1960年代前後，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區），那一次獵獲的老虎製成了標本”。
▲新疆虎的歷史記錄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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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北虎的大規模退縮和新疆虎的滅絕，華南虎，也走到了窮途末路，並開始向人類發出最後的怒吼。
在廣東徐聞，在1949年以前，該縣一度仍然殘存有多達1000多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隨著徐聞縣境內熱帶雨林的不斷消失，老虎與人類的接觸也不斷密集，根據廣東徐聞商會統計，1916-1933年間，當時徐聞縣內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於虎口。不僅如此，當時廣東徐聞老虎甚至直接闖進縣城為害，1930年代，當時廣東徐聞縣長陳桐有一次傍晚辦事回來，有一隻老虎竟然就趴在徐聞縣政府門口伸懶腰，由於夜色朦朧，陳桐剛開始還以為是一隻牛，一直到走近發現是老虎後，陳桐被嚇得急忙從縣政府偏門逃入院內躲避。
就在這種瘋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廣東徐聞宿虎村，就曾經有幾名村童誤會將一隻老虎崽當作野貓崽抱了回來餵養，由此導致一大群老虎圍攻村莊，村民們回憶說，當時村莊周圍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嘯，具體多少數量村民們也不敢外出清點，後來，村民們將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漸離去。由於這次遭遇，廣東徐聞宿虎村也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地方。
而廣東徐聞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圍村的先兆。
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縣高坪村遭遇百虎圍村事件時期，從1952年至1962年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
實際上，湖南虎患橫行，與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著密切關係。清朝初期，在經歷長期戰亂後，湖南人口一度跌至僅有91萬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人，在大規模的人口擴張和林地開墾背景下，湖南關於“虎群行,食人”的記載開始絡繹不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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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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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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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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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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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斯文赫定關於一隻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寫
但新疆虎已逐漸陷入滅絕邊緣，到了1927年底，德國探險家艾米爾·特林克勒報告說，羅布人告訴他已經有近二、三十年沒有怎麼見過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獵人則告訴他，葉爾羌河河畔的最後一隻老虎死於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來到塔里木一帶，一個羅布老人告訴他說，十多年前一隻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著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經絕跡的判斷。
而根據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記載，1961－1962年州境內有人曾經用槍打到過老虎；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動物學家谷景和教授則表示：“新疆虎的絕跡在1960年代前後，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區），那一次獵獲的老虎製成了標本”。
▲新疆虎的歷史記錄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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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北虎的大規模退縮和新疆虎的滅絕，華南虎，也走到了窮途末路，並開始向人類發出最後的怒吼。
在廣東徐聞，在1949年以前，該縣一度仍然殘存有多達1000多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隨著徐聞縣境內熱帶雨林的不斷消失，老虎與人類的接觸也不斷密集，根據廣東徐聞商會統計，1916-1933年間，當時徐聞縣內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於虎口。不僅如此，當時廣東徐聞老虎甚至直接闖進縣城為害，1930年代，當時廣東徐聞縣長陳桐有一次傍晚辦事回來，有一隻老虎竟然就趴在徐聞縣政府門口伸懶腰，由於夜色朦朧，陳桐剛開始還以為是一隻牛，一直到走近發現是老虎後，陳桐被嚇得急忙從縣政府偏門逃入院內躲避。
就在這種瘋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廣東徐聞宿虎村，就曾經有幾名村童誤會將一隻老虎崽當作野貓崽抱了回來餵養，由此導致一大群老虎圍攻村莊，村民們回憶說，當時村莊周圍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嘯，具體多少數量村民們也不敢外出清點，後來，村民們將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漸離去。由於這次遭遇，廣東徐聞宿虎村也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地方。
而廣東徐聞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圍村的先兆。
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縣高坪村遭遇百虎圍村事件時期，從1952年至1962年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
實際上，湖南虎患橫行，與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著密切關係。清朝初期，在經歷長期戰亂後，湖南人口一度跌至僅有91萬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人，在大規模的人口擴張和林地開墾背景下，湖南關於“虎群行,食人”的記載開始絡繹不絕出現。
▲湖南地區老虎出沒分佈圖
到了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鑑於湖南地區虎患橫行，官方開始組織打虎隊進行打虎。
當時，湖南耒陽地區的虎患最為嚴重，其中僅僅1952年，整個耒陽縣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時期，更是曾經發生過在一天之內，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記錄。
也就是在這時候，1952年11月，湖南耒陽縣長楊澤芝開始在耒陽各地到處組織打虎隊為民除害，此後，從1952年到1959年七年間，耒陽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陳耆芳率領的打虎隊，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陽虎患最為嚴重的1952年，陳耆芳年僅14歲的孫子陳青乃被老虎咬殺後吃得僅剩下一隻人腿，從此後，陳耆芳為了報仇，一直帶著兩個兒子、父子三人一起到處打虎報仇，在最高峰時期，陳耆芳父子三人帶著打虎隊員，一年獵虎就達到了40多隻。
到1957年底，由於打虎數量驚人，陳耆芳被特地請去北京，受到了周總理的親自接見，成為湖南乃至中國當之無愧的“打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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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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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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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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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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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斯文赫定關於一隻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寫
但新疆虎已逐漸陷入滅絕邊緣，到了1927年底，德國探險家艾米爾·特林克勒報告說，羅布人告訴他已經有近二、三十年沒有怎麼見過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獵人則告訴他，葉爾羌河河畔的最後一隻老虎死於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來到塔里木一帶，一個羅布老人告訴他說，十多年前一隻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著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經絕跡的判斷。
而根據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記載，1961－1962年州境內有人曾經用槍打到過老虎；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動物學家谷景和教授則表示：“新疆虎的絕跡在1960年代前後，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區），那一次獵獲的老虎製成了標本”。
▲新疆虎的歷史記錄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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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北虎的大規模退縮和新疆虎的滅絕，華南虎，也走到了窮途末路，並開始向人類發出最後的怒吼。
在廣東徐聞，在1949年以前，該縣一度仍然殘存有多達1000多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隨著徐聞縣境內熱帶雨林的不斷消失，老虎與人類的接觸也不斷密集，根據廣東徐聞商會統計，1916-1933年間，當時徐聞縣內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於虎口。不僅如此，當時廣東徐聞老虎甚至直接闖進縣城為害，1930年代，當時廣東徐聞縣長陳桐有一次傍晚辦事回來，有一隻老虎竟然就趴在徐聞縣政府門口伸懶腰，由於夜色朦朧，陳桐剛開始還以為是一隻牛，一直到走近發現是老虎後，陳桐被嚇得急忙從縣政府偏門逃入院內躲避。
就在這種瘋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廣東徐聞宿虎村，就曾經有幾名村童誤會將一隻老虎崽當作野貓崽抱了回來餵養，由此導致一大群老虎圍攻村莊，村民們回憶說，當時村莊周圍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嘯，具體多少數量村民們也不敢外出清點，後來，村民們將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漸離去。由於這次遭遇，廣東徐聞宿虎村也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地方。
而廣東徐聞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圍村的先兆。
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縣高坪村遭遇百虎圍村事件時期，從1952年至1962年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
實際上，湖南虎患橫行，與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著密切關係。清朝初期，在經歷長期戰亂後，湖南人口一度跌至僅有91萬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人，在大規模的人口擴張和林地開墾背景下，湖南關於“虎群行,食人”的記載開始絡繹不絕出現。
▲湖南地區老虎出沒分佈圖
到了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鑑於湖南地區虎患橫行，官方開始組織打虎隊進行打虎。
當時，湖南耒陽地區的虎患最為嚴重，其中僅僅1952年，整個耒陽縣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時期，更是曾經發生過在一天之內，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記錄。
也就是在這時候，1952年11月，湖南耒陽縣長楊澤芝開始在耒陽各地到處組織打虎隊為民除害，此後，從1952年到1959年七年間，耒陽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陳耆芳率領的打虎隊，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陽虎患最為嚴重的1952年，陳耆芳年僅14歲的孫子陳青乃被老虎咬殺後吃得僅剩下一隻人腿，從此後，陳耆芳為了報仇，一直帶著兩個兒子、父子三人一起到處打虎報仇，在最高峰時期，陳耆芳父子三人帶著打虎隊員，一年獵虎就達到了40多隻。
到1957年底，由於打虎數量驚人，陳耆芳被特地請去北京，受到了周總理的親自接見，成為湖南乃至中國當之無愧的“打虎王”。
▲打虎王陳耆芳
由於老虎的肆虐，到了1959年2月，國家林業部更是頒發批示，將華南虎劃歸到與熊、豹、狼同一類的有害動物之列，號召獵人“全力以赴地捕殺”，在歷經近20年如火如茶的大規模“除害獸運動”後，從1949年到1964年，十五年間，僅僅湖南地區有公開統計的打虎數量，就達到了647只，到1964年，由於已經無虎可打，湖南省內最後一支打虎隊宣告解散。
而曾經虎患橫行的廣東徐聞，在1960年打死最後一隻老虎後，此後再也未見老虎出沒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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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00多隻老虎蜂擁圍住村莊的時候，1957年9月，位處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縣高坪村的村民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竟然經歷了人類史上最恐怖的三個晝夜。
當年親歷這一恐怖事件的謝耀宗，那時是一個常年在雪峰山一帶收山貨的貨郎，他回憶說，那時他剛走進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瘋狂逃了回來，村子裡所有的狗全部瑟瑟發抖不敢出聲，這時候，村口開始有人拼命敲鑼，大聲呼叫村民們趕緊進村躲避。
原來，就在整個村子附近，100多隻老虎竟然將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此後三天三夜，無論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銅鑼，老虎們就是不肯離去，在持續整整三天三夜後，驚恐的村民們才搞清原委，原來是村子裡有人在山上撿了幾隻老虎仔帶回了村裡，然而，就在將幾隻小老虎放出去後，圍攻的虎群不僅沒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顧慮，開始集體瘋狂衝進高坪村，在將村子裡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後，還叼走了村子裡的母女共三個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懷德後來回憶說：“老虎吃人吃得慘啊，連娘一起三個，扛到山上那伢還在哭。”
對於這一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事件的“奇聞異事”，儘管自清朝初期開始，在湖南各地府志、縣誌中就不斷有關於“順治五年（1648）長沙府虎晝食人”、“順治六年（1658年）益陽虎群行，食人”的記載，然而人類仍然難以相信，前後距離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經達到如此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僅僅只是湖南乃至中國大地上，曾經虎患橫行的一個驚人代表，實際上，從1952年至1962年，整個湖南省陷入到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餓虎之災中，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內更是有32人相繼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確鑿，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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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書所說，似乎是一種獨行動物，然而無數的史料都在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的全部。
其實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經歷恐怖的百虎圍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間，四川人歐陽直就在《蜀亂》一書中記載當時四川的虎患時說：“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對於當時四川省內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情境，歐陽直在書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他寫道：“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時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後，整個四川省人口從明朝末年的6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在大規模的人口滅亡後，四川境內的老虎開始洶湧挺進原來人類的屬地，並瘋狂齧食四川省內殘存的人類，對此歐陽直寫道：“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
所謂亂世出妖孽，康熙時人趙彪詔就在所著《談虎》一書中指出：順治年間（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當時，四川在經歷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瘟疫、災禍後地廣人稀，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向上級彙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就任，沒想到他們進入縣城後卻發現，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嘗主僕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嘗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對此，經歷過明末清初四川這段瘋狂虎患時期的當時人劉石溪在《蜀龜鑑》中，對清朝初年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1632）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後定”，30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1930年，就在重慶主城區金湯街內，當時擔任川軍32師師長的四川軍閥唐式遵有一天夜裡在府中大宴賓客，突然一隻老虎直接闖進了唐府廳堂之中，眾人大驚失色，慌亂之中，唐式遵的衛隊急忙將老虎亂槍打死，第二天，唐式遵為了安慰賓客，又招徠客人們前來吃老虎肉，並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將闖入重慶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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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清代乃至民國，甚至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關於老虎闖進城市中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闖進了一隻大老虎到處遊蕩，這隻老虎當時先是在北京東便門一帶出現，後來又竄至京城前門，轉入西江米巷原川陝總督年羹堯府中，一直到進入北京城後第二天，這隻老虎才被聞訊趕來的京城衛戍部隊開槍轟擊、然後用長槍扎死。
對於這件猛虎進入京城的奇聞，雍正帝當時就在署直隸總督蔡挺的奏摺上，硃批老虎入城事件時說：“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從古罕聞之事也。”
而實際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雲十三陵附近，還有關於老虎出沒的記載。
據動物學家研究，老虎大約在200萬年前起源於中國，然而逐漸向亞洲其他區域擴散，並逐漸演化為9個亞種，這9個亞種分別為華南虎、西伯利亞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東南亞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據推測，在19世紀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約還有10萬隻，然而，隨著人類開發的不斷推進，到了20世紀，裡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個老虎亞種相繼滅絕，但此一時期，華南虎與東北虎，卻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肆虐。
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在《論衡·遭虎》中提到，當時老虎經常闖進東漢帝國的各座城市中，“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到了唐朝時期，作為帝國首都的長安城周邊，仍然虎患不斷，對此唐朝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就在自己所寫的《猛虎行》中提到長安城周邊：“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
到了與南宋同時期的金宣宗時期（1163-1224），曾經作為北宋首都的開封府境內，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記載，對此金宣宗甚至“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從公元1世紀到13世紀，中華帝國內即使是在首都周邊，也是到處虎患橫行，而這種情況，隨著中國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將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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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中國人口是5648萬人，到了明朝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中國人口是6659萬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國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億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著人類對森林荒地的不斷開發，老虎的棲息地不斷遭到壓迫，在此情景下，進入明清時代後，隨著原本地廣人稀的土地不斷開發，人與虎的遭遇衝突開始愈演愈烈，並廣泛記載於各地地方誌、文人日記等各種史料之中。
在經歷明末清初長期戰亂和虎患後，清朝初年開始，清政府開始不斷號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墾，在經歷長達兩百多年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後，四川和陝西南部原本急劇萎縮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就在陝南西鄉縣的開發過程中，康熙年間，西鄉縣的虎患就讓人為之戰慄，當時，西鄉縣內“不特虎跡交於四郊，而且午夜入城傷害人民，殃及牲畜”。
為此，當時陝南西鄉縣知縣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數十人殺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從1713年至1715年，短短兩年間，僅僅西鄉縣由官方組織的打虎隊，就射殺老虎達64只，當時陝西虎患由此也可見一斑。
▲1957年，湖南益陽縣打虎隊合影
明清時期虎患橫行，除了人口增長、大量老虎棲息地被破壞之外，明清時期的氣候因素，也是這一時期虎患嚴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當時中國的氣候十分寒冷，史稱“明清小冰期”，這一時期，即使是位處長江以南地區的江西地區，也經常出現“大寒”、“連日大雪”等異常寒冷天氣，據許懷林《江西曆史上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一文統計，明清時期江西發生旱災64次，是宋元時期的3.2倍，而水災更是高達151次之多。
由於明清時期水旱災害頻發，導致河流乾涸、草叢枯萎、大量食草動物死亡，影響到了老虎的生存環境，加上棲息地日益遭到人類侵蝕破壞，於是，明清時期，中國的虎患逐漸進入了史上最高峰時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為例，當年江西餘干縣“秋大旱，虎出傷人，連年不息”，咸豐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縣“大旱，自夏至冬二百餘日不雨，彭澤大有年。七月德化東鄉譚家阪虎晝食人，夜群虎過村。”
在人類的侵蝕進犯、以及自然災害影響下，實際從明末清初開始，關於老虎成群結隊、橫行出沒的記載，開始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地方誌上。
以上海為例，根據歷代地方誌記載，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沒記錄（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上海寶山吳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沒，咬死咬傷多達65人，“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以致“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
到了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縣城附近的金山衛西關，一隻老虎更是直接衝進城中，在城裡轉了一圈之後，“咆哮而去，不知所之”，當時有4名兵勇試圖捉捕這隻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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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南方關於虎患橫行的記載不絕於書，但是從明清時期開始，北方的老虎已經開始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說《水滸傳》所記載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所在地山東聊城為例，在列為正統史料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的《兗州府志》之後，就再也見不到“有虎”的記載了。而另一個《水滸傳》裡著名的老虎出沒的地方，李逵怒殺大小一窩四虎的沂州（今山東臨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後，對於老虎的記載也消失了。
滿清入關後，清朝皇家先是將東北作為“龍興之地進行封禁，這就使得東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時期，清朝皇室經常到東北獵虎，僅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瀋陽），“在如此九百餘里的距離間，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獵”，“打住的虎有六十多頭”。
當時，清朝皇家狩獵隊經常將老虎團團圍困，然後等待皇帝親自獵殺，“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是在這種“坐享其成”的獵殺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憶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稱古今中外的殺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時期，清廷開始開放東北，以奉天（遼寧）為例，其人口由咸豐元年（1851年）的258萬猛增至1908年的1100萬。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擴張，遼寧關於東北虎的記載也在不斷消失，“舊記呼蘭多虎……自放荒後人煙漸密，葉陌互連，村屯相望，俱絕跡於呼蘭境內矣”。
而乾隆初年成書的《盛京通志》記載虎在東北“諸山皆有之”，而在民國時期的東北地方誌裡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見。”即使如此，到了民國時期，東北王張作霖對於吃老虎肉仍然很感興趣，當時，遼寧境內老虎已經幾乎消失，對此，每逢冬令，張作霖就命令從黑龍江、吉林等地打虎送來一些虎肉，以饗帥府。當時的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饌“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蔔塊”等，更是張作霖的最愛。
▲1956年，國內打虎隊合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東北虎節節退縮之時，在新疆，新疆虎（裡海虎）也逐漸走入了滅絕邊緣。
1876年，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來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閭的羅布泊探險，就在羅布泊宿營的第一夜，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長長的虎嘯聲驚醒，馬圈裡的馬驚恐地嘶鳴著，後來普爾熱瓦爾斯基回憶說，這時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羅斯）伏爾加的狼一樣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也抵達了羅布泊，這時期羅布泊由於水流來源日漸枯竭，已經成為了人類難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來的第一夜，還是受到了虎的驚嚇，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報告裡，留下了一張虎落陷阱的速寫：一隻虎困在羅布人的陷阱裡，前左爪被一個圓形的夾子夾住，那隻老虎蹲著身子仰天長嘯，似乎想一躍而起衝出陷阱。
▲斯文赫定關於一隻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寫
但新疆虎已逐漸陷入滅絕邊緣，到了1927年底，德國探險家艾米爾·特林克勒報告說，羅布人告訴他已經有近二、三十年沒有怎麼見過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獵人則告訴他，葉爾羌河河畔的最後一隻老虎死於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來到塔里木一帶，一個羅布老人告訴他說，十多年前一隻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著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經絕跡的判斷。
而根據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記載，1961－1962年州境內有人曾經用槍打到過老虎；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的動物學家谷景和教授則表示：“新疆虎的絕跡在1960年代前後，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區），那一次獵獲的老虎製成了標本”。
▲新疆虎的歷史記錄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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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北虎的大規模退縮和新疆虎的滅絕，華南虎，也走到了窮途末路，並開始向人類發出最後的怒吼。
在廣東徐聞，在1949年以前，該縣一度仍然殘存有多達1000多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隨著徐聞縣境內熱帶雨林的不斷消失，老虎與人類的接觸也不斷密集，根據廣東徐聞商會統計，1916-1933年間，當時徐聞縣內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於虎口。不僅如此，當時廣東徐聞老虎甚至直接闖進縣城為害，1930年代，當時廣東徐聞縣長陳桐有一次傍晚辦事回來，有一隻老虎竟然就趴在徐聞縣政府門口伸懶腰，由於夜色朦朧，陳桐剛開始還以為是一隻牛，一直到走近發現是老虎後，陳桐被嚇得急忙從縣政府偏門逃入院內躲避。
就在這種瘋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廣東徐聞宿虎村，就曾經有幾名村童誤會將一隻老虎崽當作野貓崽抱了回來餵養，由此導致一大群老虎圍攻村莊，村民們回憶說，當時村莊周圍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嘯，具體多少數量村民們也不敢外出清點，後來，村民們將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漸離去。由於這次遭遇，廣東徐聞宿虎村也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地方。
而廣東徐聞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圍村的先兆。
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縣高坪村遭遇百虎圍村事件時期，從1952年至1962年十年間，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喪虎口。
實際上，湖南虎患橫行，與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著密切關係。清朝初期，在經歷長期戰亂後，湖南人口一度跌至僅有91萬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人，在大規模的人口擴張和林地開墾背景下，湖南關於“虎群行,食人”的記載開始絡繹不絕出現。
▲湖南地區老虎出沒分佈圖
到了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鑑於湖南地區虎患橫行，官方開始組織打虎隊進行打虎。
當時，湖南耒陽地區的虎患最為嚴重，其中僅僅1952年，整個耒陽縣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時期，更是曾經發生過在一天之內，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記錄。
也就是在這時候，1952年11月，湖南耒陽縣長楊澤芝開始在耒陽各地到處組織打虎隊為民除害，此後，從1952年到1959年七年間，耒陽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陳耆芳率領的打虎隊，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陽虎患最為嚴重的1952年，陳耆芳年僅14歲的孫子陳青乃被老虎咬殺後吃得僅剩下一隻人腿，從此後，陳耆芳為了報仇，一直帶著兩個兒子、父子三人一起到處打虎報仇，在最高峰時期，陳耆芳父子三人帶著打虎隊員，一年獵虎就達到了40多隻。
到1957年底，由於打虎數量驚人，陳耆芳被特地請去北京，受到了周總理的親自接見，成為湖南乃至中國當之無愧的“打虎王”。
▲打虎王陳耆芳
由於老虎的肆虐，到了1959年2月，國家林業部更是頒發批示，將華南虎劃歸到與熊、豹、狼同一類的有害動物之列，號召獵人“全力以赴地捕殺”，在歷經近20年如火如茶的大規模“除害獸運動”後，從1949年到1964年，十五年間，僅僅湖南地區有公開統計的打虎數量，就達到了647只，到1964年，由於已經無虎可打，湖南省內最後一支打虎隊宣告解散。
而曾經虎患橫行的廣東徐聞，在1960年打死最後一隻老虎後，此後再也未見老虎出沒的記載。
▲1955年，湖南耒陽，一名青年騎在一隻被打死的老虎身上
根據重慶自然博物館動物學專家胥執清的統計，在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當時全國大概約有4000多隻華南虎，根據公開數據統計，從1950年到1960年，全國各地至少獵殺了3000多隻老虎，其中絕大多數為華南虎。
到了1986年11月，湖南安仁縣一隻華南虎幼虎在被夾子捕獲後，因為傷勢過重死去，而這，也是國家林業局最後一次接到野生華南虎的報告，此後，國內再也未見野生華南虎出沒的官方記錄。
至此，自有人類記錄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大地上馳騁縱橫的老虎，隨著新疆虎的滅絕和東北虎的敗退，以及野生華南虎的消失，逐漸走入了滅絕的道路。
而1957年發生在湖南的百虎圍村事件，僅僅才過去60多年，這一切聽起來，真真恍如昨日一夢。
參考文獻：
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佈和歷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
南香紅等：《“失樂園”：中國虎的最後100年》，《看歷史》2010年7月刊
何強：《七十年前 徐聞的老虎比貓多》，《徐聞視窗》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