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在歷史長河中，不經意改變世界的小人物'

紅薯，又叫番薯、甘薯、朱薯、金薯、紅芋、紅苕、番葛、山芋、地瓜、地蛋……在現代中國，它擁有十幾種別稱。

紅薯作為一枚普普通通的塊莖類食材，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別稱，正是因為種植面積太廣的緣故。從海南到東北，從江浙到甘肅，不管哪個省份都能見到紅薯的身影。它的種植區域覆蓋了所有的方言區，不同方言區的人民用不同的方言來稱呼它，於是它就有了很多別名。

其實它在中國的種植歷史並不算長，特別是在北方的某些省份，紅薯完全是剛剛冒出來的新面孔。

北方種植紅薯的歷史很晚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對軍機大臣說：“河南近年屢經大旱，莊稼缺水，顆粒無收，災民遍地，餓殍遍野，這是朕的罪過，也是你們軍機大臣的罪過。我聽說福建那邊盛產一種名叫番薯的東西，這種東西既能充飢，又能耐旱，不知道能不能在河南推廣一下。如果推廣成功，或許能成為河南老百姓的救命糧，緩解那裡的災情。我已經下旨給福建巡撫，讓他培植一批番薯秧苗，派人從水路緊急運到河南，交給河南巡撫下發民間……”（參見《乾隆實錄》卷1232）

通過乾隆這段話可以得知，距今兩百多年前，河南應該還沒有人種植紅薯。即使有，也一定是零星種植，尚未得到大面積推廣。

紅薯在陝西的歷史更為短暫。

據建國後編印的《陝西省志》描述，紅薯在乾隆年間被引進到陝南，在嘉慶年間被引進到渭南，但一直都是零星種植，直到新中國成立，陝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沒有聽說過紅薯。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了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紅薯才得以自上而下地由官方正式推廣，然後迅速普及到陝西全省。

明朝以前無紅薯

翻查古代文獻，明朝以前中國是沒有紅薯的。

陶轂《清異錄》記載：“嶺外多薯，間有發深山而得之者，枚塊連屬，有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未嘗貨於外。”說是廣東山區多有野生薯，重達幾十斤，味道很好吃，當地居民拿它當食物。這種薯不是紅薯，而是一種攀援生長的巨型山芋。

五代十國時期，蜀國君主孟昶每月初一喜歡吃素食，每回吃素必定要吃完一整盤薯藥，他吃的薯藥也不是紅薯，而是山藥。

《西遊記》描寫唐僧師徒去西天取經，西樑女國設宴款待，一大桌子很豐盛的素齋，食品包括蒸餅、糖糕、蘑菇、香蕈、筍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蘿菔（即蘿蔔）、黃精、芋頭、山藥，沒有紅薯。

明朝以前出版過一大批地方誌和類似地方誌的著作，諸如《鹹淳臨安志》、《淳熙三山志》、《寶慶雲陽志》、《嶺外代答》、《嶺表錄異》等等，這些文獻裡統統見不到有關紅薯的記載。

紅薯來自美洲

跟辣椒、玉米、土豆、菸草、花生等等作物一樣，紅薯不是中國的土產，它來自美洲，也是哥倫布大航海之後發現的新物種。

哥倫布在15世紀末年發現美洲，隨後歐洲殖民者把美洲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美洲的紅薯因此隨著殖民者的腳步先後傳入歐洲、東南亞、日本和中國。

16世紀中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進入呂宋島，一邊掠奪當地物產，一邊把呂宋島當成貿易中轉站與中國通商，一邊推廣種植紅薯。大約在公元1570年前後，紅薯已經在呂宋普及，漫山遍野都是紅薯藤，土著們隨地掘取，補貼糧食之不足。

中國與呂宋貿易已久，在南宋，在元朝，在明朝前期，中國的商船一直往返於呂宋和沿海各港口之間，有些商人會在呂宋定居下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成為現在所說的華僑。

華僑在呂宋島上見識了紅薯的優越性：耐乾旱、耐貧瘠、易移栽、易繁殖、營養豐富、味道甘美，於是就把紅薯帶回中國。

誰是引進紅薯的第一人

關於紅薯引進中國的經過，有一個流傳最廣泛的傳說。

說是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有個名叫陳振龍的讀書人，科舉不第，轉而經商，往來於福建和呂宋，曾經在呂宋長期定居。

陳振龍在呂宋發現紅薯“隨栽隨活”，就從紅薯藤上截取了幾尺莖葉，切成小段，想把它帶回福建。當時統治呂宋島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紅薯出口，不讓中國商人帶走。陳振龍心生一計，他把紅薯藤的小段編到纜繩裡，混過西班牙人設置的關卡，經過七天七夜航行，終於把紅薯帶回了祖國。這一年是萬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

回國後，陳振龍在自家周圍空地上試種紅薯，大功告成，於是向巡撫衙門打報告，稟明紅薯的良好習性和種植方法，請官府推廣它。地方官從善如流，表彰了陳振龍的善舉，並下令推廣種植，從此紅薯在中國紮根。

這個傳說出自陳振龍後代編著的《金薯傳習錄》，該書記載紅薯引種與推廣經過甚詳，應該屬實。

但是來自福建的陳振龍未必是引進紅薯的第一人。

廣東人最早引種紅薯

嘉靖年間成書的《廣東通志》物產部分記載，廣東薯類植物包括紅薯、甘薯、甜薯和山薯。當時說的紅薯並不是現在的紅薯，但甘薯則極有可能指的是紅薯。《廣東通志》成書於1558年，如果該書裡的甘薯確指紅薯的話，那麼在福建人陳振龍在1593年從呂宋往福建引種紅薯之前，就已經有廣東人引種紅薯了。

成書於宣統年間的《東莞縣誌》物產部分有更詳細的記載：早在萬曆八年，也就是公元1580年，一位名叫陳益的東莞海商把番薯（即紅薯）引入國內。

如果說《東莞縣誌》成書較晚，可能有編造的成分，那麼請看明朝史學家蘇琰在《朱薯頌》裡所寫的一段話：“甲申、乙酉間，漳、潮之交，有島曰南澳，溫陵洋舶道之，攜其種歸晉江五都，鄉曰靈水，種之園齋。甲午、乙未間，溫陵飢，他谷皆貴，惟薯獨稔，鄉民活之薯者十之七八。”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萬曆十二年和萬曆十三年之間，福建泉州的海商於南澳島上作短暫休整，在島上發現了紅薯，遂引種到晉江縣靈水鄉，進而推廣到臨近鄉村。後來到了萬曆二十二年和萬曆二十三年之間，泉州鬧災，糧食欠收，只有紅薯依然豐產，泉州的大部分農民靠紅薯擋飢，安全度過了自然災害。

萬曆十二年即1584年，萬曆十三年即1585年，根據蘇琰的記載，在1584年年底和1585年年初的時候，泉州海商從南澳島上引種了紅薯，這一時間依然比陳振龍從呂宋引種紅薯要早八九年。

另外我們知道，南澳島以前分屬閩、廣，現在屬於廣東，既然泉州海商是1584年和1585年之交在南澳發現紅薯的，說明廣東居民引種紅薯的時間一定早於1584年。據此推論，《東莞縣誌》裡東莞海商陳益早在1580年就從呂宋引種紅薯的記載應該屬實。換言之，從現有文獻來看，紅薯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並不是傳說中的1593年，而是1580年；最早引種紅薯的大功臣也不是福建人陳振龍，而是廣東人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