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裡的滿洲風習
周巖壁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人情小說，舉世公認的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中國18世紀的百科全書，傳統文化的集大成。其中涉及一些滿洲風習，和傳統的漢族文化截然不同。
小說中寫榮國府的老祖宗賈母吃飯，都是由未出閣的孫女陪著吃。賈母的兒媳邢夫人、王夫人，孫媳婦李紈、王熙鳳，只是忙上滿下地添飯、佈菜地來來回回地服侍。如第三回，林黛玉進榮國府，中午吃飯：
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
按說，邢夫人、王夫人在賈府地位僅次於賈母，吃飯時應該陪老太太進餐才是；她們卻不在這裡吃飯，只是坐著。李紈是長孫媳婦，王熙鳳是當家人，該陪老祖宗進餐吧；她們卻只能跑前跑後地服侍。倒是幾個未出嫁的小姑子陪著吃飯，接受李紈、王熙鳳的體貼服務。這種反常行為，就牽扯到滿人風習。《清稗類鈔·風俗類》“旗俗重小姑”：“旗俗，家庭之間，禮節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亞於姑。宴居會食，翁姑上坐，小姑側坐。媳婦則侍立於旁，進盤匜，奉巾櫛，惟謹，如僕媼焉。”這和《紅樓夢》的描寫高度一致。
而且，在《紅樓夢》中，小姑、小叔子的尊貴，不光體現在可以坐在老祖宗身邊一道吃飯；寶玉、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到飯時，一般是有人來請的。第21回，元宵節後不久，寶玉、黛玉、寶釵、湘雲，“四人正難分難解，有人來請（往賈母處）吃（晚）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是掌燈時分”；寶玉和襲人“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寶玉）吃（早）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自己房中”。第28回，寶玉、黛玉“二人正說話，見丫頭（從王夫人處）來請吃（早）飯，遂都往前頭（王夫人處）來了”。寶釵已先在這裡，鳳姐則“在裡間房裡看著人放（吃飯）桌子”。“正說著，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扶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這頓吃齋，寶玉、探春、惜春、寶釵，都在這邊吃，只有黛玉去賈母處吃飯。也有到了飯時，諸人不待邀請，自己前往的。如，第20回，“寶玉自往上房，同賈母吃（晚）飯”。有時，前往吃飯，又和對長輩的問安合在一起。如，第51回，寶玉請王太醫給晴雯看過病後，“方往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早）飯”。
小說中，賈府男僕對主人自稱奴才。此也是滿洲風習。《清稗類鈔·稱謂類》“奴才”：
滿洲大臣奏事，向有稱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所以存滿洲舊俗也。但久之，滿臣奏摺無論公事私事，俱稱奴才，以為媚也。蒙古、漢軍亦同此稱。漢人之為提督總兵者，稱奴才。雖與督撫會銜，而稱奴才如故，不能與督撫一律稱臣也。王公府邸之屬員奴僕，對於其主，亦自稱奴才。
小說中，賈府奴僕稱寶玉，他們的少主是“哥兒”。《清稗類鈔·方言類》“八旗方言”：“哥兒，公子也。”《漢語大詞典》“哥兒”未列此義項，可謂釋義不全。
下面，我們考察一下《紅樓夢》中的兩餐制問題。
榮國府實行的是固定不變的一日兩餐制：早飯和晚飯，根本沒有午飯。第58回,一位老太妃薨了：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下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
就是說，因為要參加典禮，賈母等早晨四五點鐘就從家裡出發，到就近的一個落腳點，早飯和晚飯都是在這裡吃的。一日兩餐，古時並不少見。《孟子·滕文公上》雲：“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趙岐注：“朝曰饔，夕曰飧。” 可見兩餐制源遠流長。但紅樓夢中的兩餐制，實源於對滿清皇宮飲食習俗的步趨、效仿。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纂成的《國朝宮史》，對康、雍、乾朝的皇宮制度，多有較翔實記載。該書第5卷“典禮”之“禮儀（上）”有“常日視事儀”，對皇帝的一天生活有記錄，其中說：“辰刻（8點左右）進膳”；“每日未刻（14點左右）進晚膳”。
《清稗類鈔·飲食類·聖祖一日二餐》：康熙皇帝在張鵬翮祈雨奏疏後批雲：“爾漢人一日三餐，夜又飲酒。朕一日兩餐。當年出師塞外，日食一餐。” 錢泳在《康熙六巡江浙》中說：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
上問雲：“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兩江總督張鵬翮奏雲：“此習俗使然。”上笑雲：“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錢泳《履園叢話》，中華書局，1979年，標點本，P15)
《紅樓夢》插圖 戴敦邦 畫
可以看出這位滿洲皇帝，深以吳人一日五餐為奇——其實蘇州人是一日三餐，加上半晌兩次吃點心，在兩餐制的皇帝眼裡，就成了五餐。康熙一再對漢人的三餐或五餐制予以譏彈，透露出滿洲文化與漢族文化間躍動的張力，也顯明滿洲入主中國後，所持的戰勝者特有的倨傲與自是。就歷史而言，它是傳統的南北文化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實質上，滿洲入關後，其上層深懼部族會被人口眾多、文化又較先進的漢族同化，所以，一再不遺餘力地強化其民族身份。滿清皇帝，始終一貫堅持兩餐制，固然與其部族風習有關，同時也是堅守、顯明其民族身份的策略之一。既然皇帝身體力行兩餐制，那麼作為旗人的鐘鳴鼎食之家自然要亦步亦趨地效法了。
溥儀在其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說：“《紅樓夢》裡的排場，猶如宮裡的排場的縮影。”(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P48)這一論斷出於自小在紫禁城中長大的中國末代皇帝之口，確實頗具權威性。關於吃飯，溥儀是這樣說的：
耗費人力財力物力最大的排場，莫過於吃飯。飯不叫飯而叫“膳”，吃飯叫“進膳”，開飯叫“傳膳”，廚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飯時間——並無固定時間，完全由皇帝自己決定……平日菜餚兩桌，冬天另設一桌火鍋，此外有各種點心、米膳、粥品三桌，鹹菜一小桌……每個菜碟或菜碗都有一個銀牌，這是為戒備下毒而設的。
又在“早膳”下加註：
宮中只吃兩餐：‘早膳’即午飯。早晨或午後有時也吃一頓點心。
《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宣統十二年11月27（公元1921年1月5日）：
八時上課，同浦傑、毓崇共讀論語、周禮、禮記、唐詩，聽陳師講通鑑輯覽。九時半餐畢。復讀左傳、穀梁傳，聽朱師講大學衍義及寫仿、對對聯。至十一時功課畢，請安四宮……至四時餐。
兩餐制在清代並不罕見，它和滿洲的生活習慣有關，和漢族當時已經穩定下來的一日三餐有微妙的區別。《清稗類鈔·飲食類》“日食之次數”：
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日食二次者，朝餐約在十時前後，晚餐則在六時前後。朝餐多肉類，晚餐較淡泊。而早間起床後及朝晚餐之中，亦進點心，多用餅面及茶。
大致與榮國府的兩餐制相合。但榮國府的進餐時間，與宮中又有差異。第14回，秦可卿死後，王熙鳳代理寧國府，規定：“卯正二刻（6點半）我來點卯，巳正（10點）吃早飯。”第6回，周瑞家的領劉老老在鳳姐房內等著，劉老老坐在炕上，“陡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了一跳，展眼接著又是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這是王熙鳳回房吃飯的時間：自鳴鐘總共打了九或十下，就是說吃飯時間是九點或十點。鳳姐飯後曾問劉老老“可用了早飯沒有？”可知此是吃早飯。周瑞家的領劉老姥姥來時曾說：鳳姐吃飯是個空，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可知鳳姐早飯後不久即睡中覺，則早飯時間在十點為合理。和溥儀的九點半進早膳亦相去不遠。第40回，劉老老諸人在大觀園進早餐，用烏木鑲銀的筷子，鳳姐說：“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就試出來了。”和上引溥儀說宮中用銀餐具的意圖一致。第81回，寶玉奉命再入家塾，代儒規定：寶玉每天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通文章。和溥儀日記中的讀書生活類似。榮國府和宮中不同的是，它的早餐時間是相對固定的，這從王熙鳳代理寧國府中可以看出；而溥儀自言進膳時間由皇帝決定；第18回，正月十五這天，太監說元妃未初（13點）用晚膳；正和退位皇帝的話相合。但這是由於此日有特殊的慶典活動，可算例外。從一個較長的時段看，皇宮用膳時間大致也有章可循，和賈府的用飯時間五十步之於百步。
德齡在回憶錄中談到清宮中的飲食有滿漢之別：
漢俗是將所有菜都放在桌子中央，各人用筷自由夾食。滿俗卻是每人一份，同歐洲各國一樣。（慈禧）太后認為，這種吃法很好，又清潔，又省時。
《紅樓夢》中的早餐與晚餐，則體現出滿人習俗。第55回，寫鳳姐與平兒一處吃早飯：
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已暫減去。豐兒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
周汝昌明確指出，“雪芹所寫，只限於他自己目睹身經的幾年榮府‘末世’，於其未及見的金陵舊事——即曹寅盛日——可說是毫無牽扯。”但榮國府日常飲食的奢靡，不但讓身臨其境的劉老老感慨萬千，而且也讓後世讀者如我輩，歎為觀止。第62回，寫怡紅院裡芳官的一頓晚飯：
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著，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卷酥，並一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
依照西方後現代理論，《紅樓夢》和滿清皇宮中的兩餐制，實質上固然是一種社會的文化構建的表現，但不免受到本質主義的牽制。就是說，兩餐制和三餐制，都要受到正常人的消化系統的生理功能與週期的制約。長期的歷史經驗似乎表明，三餐制與人的生理功能更協調一些；兩餐製為彌補其不足，採取了一些有效的策略，具體說就是：在正常的吃飯之外，增加了進用點心；還有宴席。
正因為《紅樓夢》對現實的滿洲貴族生活的細緻入微的描摹，也就是對清代皇宮風習妙肖的模仿，才使慈禧太后對這部小說大為喜愛，產生了深刻的認同之感，並以福壽雙全的賈母自居，喜歡宮廷內侍稱自己為“老太太、老祖宗、老佛爺”。所以《棲霞閣野乘》中說“《紅樓夢》包羅順治、康熙朝八十年之歷史”；(孟森等《清代野史》，巴蜀書社1998年版，P1690)並非空穴來風。《紅樓夢》對滿洲貴族生活必然沒落的命運作出瞭如其所是的刻畫，對即將滅亡的窮奢極欲的滿清宮廷，預先奏出了一部無盡哀惋的安魂之曲！可惜慈禧太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她也不可能有那樣洞燭幽微的眼光，雖然她曾毫不羞慚地把自己和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相比，自以為過之。
（作者單位：鄭州師範學院中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