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導演創作之路，在不斷甚囂塵上的輿論和爭議聲音中已經經歷30年。
眾所周知，《紅高粱》改編自莫言1986年發表的兩部中篇小說《紅高粱》和《高粱酒》。
前半段，電影講了“我爺爺”和“我奶奶”相遇相戀的故事。因為一匹騾子，九兒（“我奶奶”）的父母要她嫁給一個擁有酒坊的50歲麻風病人。九兒乘坐花轎出嫁時，在途中被一名強盜攔截。其中一名抬轎男子（“我爺爺”）打退了強盜，九兒因而和他開始相互心生情愫。三天後，九兒回鄉探望父母，“我爺爺”突然從高粱田裡衝出來，搶走九兒與她在野外交合。當九兒回到酒坊時，發現自己的丈夫死了，接管了酒坊。
後半段，電影則聚焦日本軍入侵中國，眾人抗日復仇。最終，揭竿而起的眾人和日本兵們一同被炸死，九兒被射殺，茫茫大地只剩下幼年的“我爹”和“我爺爺”還活著。
如果說，莫言的原著小說更傾向於呈現複雜的人性鬥爭，主要人物都被塑造成了“灰色人物”，每個都帶著在那個病態時代的畸態——身懷“野蠻生長”與“無知落後”的態勢。
那麼，張藝謀的改編則徹底簡化了故事情節、提純了人物取向。
他不僅努力弱化了原先的抗戰主線、提升了情愛支線的篇幅（據說最初的劇本甚至不拍抗戰），更在劇本的創作上顯故事背景的模糊化、人物性格的符號化和寓意化。這些簡化雖然讓劇作在深意上無法與原著的文本比肩，但也不失為一個深入影像創作的選擇。反觀今時的《影》，張藝謀仍在採取這樣的敘事邏輯——模糊、符號、寓意，從而以小博大。
色彩敘事一直是張藝謀影片的關鍵詞之一，對紅色獨有偏愛的他，也在處女作中大量的運用了這一色彩，以紅色為黃土高坡注入鮮活的生命。
《紅高粱》在最開頭，就確定下以紅為主調——由鞏俐飾演的“我奶奶”，紅蓋頭下的一張紅潤的臉龐淹在整片的紅花轎裡，身著紅嫁衣、紅繡鞋，濃豔的紅如浸透了染缸。
而由姜文飾演的“我爺爺”，是抬轎的小夥子裡瞎起鬨的一個，他黝黃的身軀與遍佈黃沙黃土的地理環境連成一片，彷彿未受過開化一般。在他的帶領下，小夥子們開始搖轎子，傳達為視覺之上的，就是紅色在黃色裡上下左右顛簸，如一團火燃在這片荒原——傳統在原始的野性刺激下開始發生嬗變，也暗示了他們二人之後會發生的情愛關係。
在那場著名的野交戲裡，紅色被書寫成了偷情時難以忍耐的情慾。紅高粱的隨風飄舞取代了直接的男歡女愛的場面，卻更加顯得刺目，令人感到巨大的刺激。似乎這片紅色要從銀幕中以噴湧的姿態釋放出來，生命裡的情與愛、勇敢與歡欣，在瞬間凝聚成了最簡單的衝動。
很巧妙的是，在張藝謀處理《紅高粱》劇情的幾個轉折點裡，紅色以不同的幾種意蘊出現。進入影片的後半段，紅色從傳統的變化、情愛的張揚，漸漸扭轉，變成民族的血痕與生命的殘酷。
火紅的鮮血與火紅的日食之光，形成了巨大的聯動效應，紅色吞入了世間萬物，覆蓋住了整片銀幕，“我爹”和“我爺爺”滿身血紅地站在這片紅色裡。此刻，紅色向死而生，寓意了一個民族在遭遇血洗之後仍舊能迎來的“生之光”。
張藝謀從不是一個能被“定性”的導演，他在導演生涯的20多部電影涵蓋了各類題材類型，從小製作到大成本，從寫實到寫意，不斷探索著多樣的可能性，延展著自己的創作彈性。
《紅高粱》，是這一切的開端，也是一個時代的經典。就算在今天，我們依舊有重新認識這部作品的機會，而這部作品也依舊以它勇敢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