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曲子創作背景、作者、社會影響及輿論評價'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協奏曲，而前兩個題材的作品多半會被歷史"遺棄"。孟波之所以明智"選擇"，絕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仁安坊7號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革命歌曲。他本是個音樂事業組織家，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著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覺，當時就識破"浮誇風"，而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鍊鋼鐵這樣一類生活所需要的氣勢雄壯、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佔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佔豪，當說到最後一點時，何佔豪竟來了個自我否定："我肚子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看著這位學生洩氣的神態，劉品有點慌了。他對何佔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學校週末晚會上，何佔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欣喜地跑到何佔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準確地說， 何這次演奏是失敗的。笛子曲一般特點為節奏跳躍，這次演奏未經改編，只是一個從笛孔到絃線的簡單"移位"，琴聲自然很不悅耳。然而，就在這失敗的演奏中，劉品看到了何迸發出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與忠誠。他鼓勵何佔豪為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在院黨委會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絃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系黨支部書記的直接鼓勵，何佔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應該說，何佔豪進一步探索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一位優秀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他從小參加革命，早年入黨，還在學生時期就當黨支部書記。儘管他比何佔豪才年長1歲，卻因長期的實踐及組織工作鍛鍊，顯得十分成熟。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這正是現在不少藝術生產組織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協奏曲，而前兩個題材的作品多半會被歷史"遺棄"。孟波之所以明智"選擇"，絕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仁安坊7號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革命歌曲。他本是個音樂事業組織家，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著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覺，當時就識破"浮誇風"，而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鍊鋼鐵這樣一類生活所需要的氣勢雄壯、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佔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佔豪，當說到最後一點時，何佔豪竟來了個自我否定："我肚子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看著這位學生洩氣的神態，劉品有點慌了。他對何佔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學校週末晚會上，何佔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欣喜地跑到何佔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準確地說， 何這次演奏是失敗的。笛子曲一般特點為節奏跳躍，這次演奏未經改編，只是一個從笛孔到絃線的簡單"移位"，琴聲自然很不悅耳。然而，就在這失敗的演奏中，劉品看到了何迸發出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與忠誠。他鼓勵何佔豪為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在院黨委會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絃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系黨支部書記的直接鼓勵，何佔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應該說，何佔豪進一步探索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一位優秀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他從小參加革命，早年入黨，還在學生時期就當黨支部書記。儘管他比何佔豪才年長1歲，卻因長期的實踐及組織工作鍛鍊，顯得十分成熟。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這正是現在不少藝術生產組織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積極性與實踐創造能力，並不完全等同。那個年代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將兩者劃等號，釀成歷史悲劇。何佔豪畢竟只是小提琴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從未學過作曲。他雖有一肚子越劇音樂，但素材不等於作品，就像從布料到成衣，需要技術一樣。對這一點，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介紹給孟波。他就是有"四隻音樂眼睛"之稱的陳鋼。陳鋼和何佔豪，同院不同系的兩個名字，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
在孟波決定調用陳鋼的時候，措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傳到了院黨委。有人認為，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
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他不僅"識才"、"用才"，還敢"護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當時多麼需要這種政治上的信任與保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週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國慶獻禮。聽了這番話，兩位作者堅定了信念。
然而，作為一所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孟波的職權範圍畢竟只在校園之內；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內的"自娛自樂"。《梁祝》協奏曲要走向社會，首先上海這座城市能否接納它？置身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擔憂。
《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那兒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管理部門預領一張"通行證"，確保藝術家的勞動成果得以實現。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協奏曲，而前兩個題材的作品多半會被歷史"遺棄"。孟波之所以明智"選擇"，絕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仁安坊7號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革命歌曲。他本是個音樂事業組織家，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著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覺，當時就識破"浮誇風"，而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鍊鋼鐵這樣一類生活所需要的氣勢雄壯、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佔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佔豪，當說到最後一點時，何佔豪竟來了個自我否定："我肚子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看著這位學生洩氣的神態，劉品有點慌了。他對何佔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學校週末晚會上，何佔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欣喜地跑到何佔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準確地說， 何這次演奏是失敗的。笛子曲一般特點為節奏跳躍，這次演奏未經改編，只是一個從笛孔到絃線的簡單"移位"，琴聲自然很不悅耳。然而，就在這失敗的演奏中，劉品看到了何迸發出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與忠誠。他鼓勵何佔豪為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在院黨委會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絃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系黨支部書記的直接鼓勵，何佔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應該說，何佔豪進一步探索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一位優秀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他從小參加革命，早年入黨，還在學生時期就當黨支部書記。儘管他比何佔豪才年長1歲，卻因長期的實踐及組織工作鍛鍊，顯得十分成熟。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這正是現在不少藝術生產組織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積極性與實踐創造能力，並不完全等同。那個年代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將兩者劃等號，釀成歷史悲劇。何佔豪畢竟只是小提琴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從未學過作曲。他雖有一肚子越劇音樂，但素材不等於作品，就像從布料到成衣，需要技術一樣。對這一點，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介紹給孟波。他就是有"四隻音樂眼睛"之稱的陳鋼。陳鋼和何佔豪，同院不同系的兩個名字，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
在孟波決定調用陳鋼的時候，措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傳到了院黨委。有人認為，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
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他不僅"識才"、"用才"，還敢"護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當時多麼需要這種政治上的信任與保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週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國慶獻禮。聽了這番話，兩位作者堅定了信念。
然而，作為一所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孟波的職權範圍畢竟只在校園之內；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內的"自娛自樂"。《梁祝》協奏曲要走向社會，首先上海這座城市能否接納它？置身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擔憂。
《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那兒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管理部門預領一張"通行證"，確保藝術家的勞動成果得以實現。
誠然，《梁祝》在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時候，不僅順利通過，且獨領風騷，聲譽鵲起。這是多麼地幸運！然而，《梁祝》對於孟波來說，並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認為，孟波組織《梁祝》創作，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告到中央，以致周恩來碰到孟波時，劈頭一句話就是："怎麼？你在排斥西方的東西！"陳毅一次到上海視察經濟工作，突然打電話給孟波，說要馬上到音樂學院看節目，並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後，陳毅表示滿意，在即興發言中，他嚴肅地強調："不能排斥西方優秀的藝術"，接著，他又補充道："當然也不能沒有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來自國家高層領導的責詢，使孟波蒙受難以言喻的委屈。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梁祝》被指為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鍊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一頂"反對三面紅旗" 的帽子，到處挨鬥，差點兒送命。風雨過後，夢醒時分，"彩蝶"又倔強、自由地展翅高飛。這位"總策劃"為扶持一部經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引領攀登藝術峰巔的嚮導，自己要有為藝術犧牲的準備，才可能組織生產出具有創世紀意義的優秀作品。
這是一個火熱得可以使人頭昏腦脹的年代。一陣"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腳步，粗暴地踐踏了科學。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園裡，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畫像，都被打上了"×"。孟波嚴肅地指出："不要這樣做，只要不把他們當作偶像就可以了。"他還指出，要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首先要向優秀的古典作品學習、借鑑。在踐踏科學的年代，給科學以最高的尊重，這就是《梁祝》協奏曲的成功之本。在何佔豪與陳鋼進入創作階段，孟波和劉品分別發動院和管絃系的專家一起給予具體的藝術指導。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協奏曲，而前兩個題材的作品多半會被歷史"遺棄"。孟波之所以明智"選擇"，絕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仁安坊7號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革命歌曲。他本是個音樂事業組織家，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著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覺，當時就識破"浮誇風"，而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鍊鋼鐵這樣一類生活所需要的氣勢雄壯、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佔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佔豪，當說到最後一點時，何佔豪竟來了個自我否定："我肚子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看著這位學生洩氣的神態，劉品有點慌了。他對何佔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學校週末晚會上，何佔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欣喜地跑到何佔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準確地說， 何這次演奏是失敗的。笛子曲一般特點為節奏跳躍，這次演奏未經改編，只是一個從笛孔到絃線的簡單"移位"，琴聲自然很不悅耳。然而，就在這失敗的演奏中，劉品看到了何迸發出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與忠誠。他鼓勵何佔豪為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在院黨委會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絃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系黨支部書記的直接鼓勵，何佔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應該說，何佔豪進一步探索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一位優秀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他從小參加革命，早年入黨，還在學生時期就當黨支部書記。儘管他比何佔豪才年長1歲，卻因長期的實踐及組織工作鍛鍊，顯得十分成熟。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這正是現在不少藝術生產組織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積極性與實踐創造能力，並不完全等同。那個年代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將兩者劃等號，釀成歷史悲劇。何佔豪畢竟只是小提琴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從未學過作曲。他雖有一肚子越劇音樂，但素材不等於作品，就像從布料到成衣，需要技術一樣。對這一點，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介紹給孟波。他就是有"四隻音樂眼睛"之稱的陳鋼。陳鋼和何佔豪，同院不同系的兩個名字，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
在孟波決定調用陳鋼的時候，措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傳到了院黨委。有人認為，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
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他不僅"識才"、"用才"，還敢"護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當時多麼需要這種政治上的信任與保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週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國慶獻禮。聽了這番話，兩位作者堅定了信念。
然而，作為一所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孟波的職權範圍畢竟只在校園之內；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內的"自娛自樂"。《梁祝》協奏曲要走向社會，首先上海這座城市能否接納它？置身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擔憂。
《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那兒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管理部門預領一張"通行證"，確保藝術家的勞動成果得以實現。
誠然，《梁祝》在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時候，不僅順利通過，且獨領風騷，聲譽鵲起。這是多麼地幸運！然而，《梁祝》對於孟波來說，並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認為，孟波組織《梁祝》創作，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告到中央，以致周恩來碰到孟波時，劈頭一句話就是："怎麼？你在排斥西方的東西！"陳毅一次到上海視察經濟工作，突然打電話給孟波，說要馬上到音樂學院看節目，並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後，陳毅表示滿意，在即興發言中，他嚴肅地強調："不能排斥西方優秀的藝術"，接著，他又補充道："當然也不能沒有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來自國家高層領導的責詢，使孟波蒙受難以言喻的委屈。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梁祝》被指為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鍊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一頂"反對三面紅旗" 的帽子，到處挨鬥，差點兒送命。風雨過後，夢醒時分，"彩蝶"又倔強、自由地展翅高飛。這位"總策劃"為扶持一部經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引領攀登藝術峰巔的嚮導，自己要有為藝術犧牲的準備，才可能組織生產出具有創世紀意義的優秀作品。
這是一個火熱得可以使人頭昏腦脹的年代。一陣"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腳步，粗暴地踐踏了科學。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園裡，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畫像，都被打上了"×"。孟波嚴肅地指出："不要這樣做，只要不把他們當作偶像就可以了。"他還指出，要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首先要向優秀的古典作品學習、借鑑。在踐踏科學的年代，給科學以最高的尊重，這就是《梁祝》協奏曲的成功之本。在何佔豪與陳鋼進入創作階段，孟波和劉品分別發動院和管絃系的專家一起給予具體的藝術指導。
在這個關鍵時刻，丁善德教授當起實質上的"藝術總監"。1928年，上海國立音專建校時，丁善德與張曙、冼星海等同是首批學生。後來，他去了巴黎音樂學院深造，曾創作多部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交響樂作品。在接受指導創作《梁祝》的任務後，他對陳鋼"單個教練"，逐一講解各種奏鳴曲的曲式結構，並一次次地審讀兩位學生噴吐出的每一個樂段，提出修改意見。對於其他老師、專家的意見，丁教授幫助兩個學生進行綜合、梳理，取其精華。
民樂系主任、著名國樂家衛仲樂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開設講座，講解民族樂器的各種演奏技巧，幫助學生們實現小提琴演奏的"洋為中用"。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小提琴演奏家趙志華，向何佔豪介紹各種小提琴演奏技法，為他提供各種藝術示範。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小提琴演奏家陳又新教授，為小組同學邊講解邊演奏各種小提琴協奏曲。
當兩位作者決定將二胡的指法寫進協奏曲時，有人以為："用兩條弦演奏不能發揮小提琴功能"，還有人以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壞小提琴的演奏法則"。有些責難來自個別專家，兩位尚幼稚的學生猶豫了。劉品以系黨支部書記的名義，組織全系的專家展開論證，為兩位學生的藝術創造提供實踐與理論依據。
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首演時，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的全體同學都參加了演出。18歲的俞麗拿榮任小提琴獨奏；並由此獲得終身榮譽。樂隊指揮是指揮系學生樊承武。這是一個奇蹟。這部"為中國創造民族化交響樂開拓一片綠野"的《梁祝》協奏曲，作者都是學生。而且，這兩位學生在不到1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一部經典之作從選材到創作，直至走上舞臺的全過程。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過後，"熱火朝天"的日子開始降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口號，在校園裡激起了一陣陣波瀾。
白浪滾滾的長江上，一艘銀灰色的船體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著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等。他們組建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其奮鬥目標為，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
選什麼題材好？同學們爭論不休。最後集中在3個題材：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音調基礎上創作。船一靠碼頭，一封徵求對以上題材意向的信，帶著同學們的期盼，飛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佔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
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佔豪吃了一驚。孟波收到意向信後，毫不猶豫地在3個題材的"3"字打了一個"√"。一個"3"被一筆勾動，橫了過來，變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進入了胚胎髮育期。
然而，何佔豪和他的同學真正的選擇是，搞一個全民皆兵或大鍊鋼鐵的題材，第三者只是湊數。這是我們當時對文藝不適當的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把社會主義文藝的功能視作配合形勢的新聞宣傳。一大批僅滿足於展現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傾向的作品，變成了宣傳品。誠然，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但一切宣傳並非都是藝術。魯迅先生早就作過這樣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當時勾了前兩者，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梁祝》協奏曲，而前兩個題材的作品多半會被歷史"遺棄"。孟波之所以明智"選擇"，絕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晚上常到建國西路仁安坊7號冼星海住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優秀革命歌曲。他本是個音樂事業組織家，以後幾十年，他都在文藝單位當領導，有著領導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覺，當時就識破"浮誇風"，而是認為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鍊鋼鐵這樣一類生活所需要的氣勢雄壯、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佔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劉品把孟波的選材依據一一告訴何佔豪，當說到最後一點時，何佔豪竟來了個自我否定："我肚子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看著這位學生洩氣的神態，劉品有點慌了。他對何佔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學校週末晚會上，何佔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用西洋樂器拉中國樂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劉品卻欣喜地跑到何佔豪宿舍，讚揚他"有志氣"。準確地說， 何這次演奏是失敗的。笛子曲一般特點為節奏跳躍，這次演奏未經改編，只是一個從笛孔到絃線的簡單"移位"，琴聲自然很不悅耳。然而，就在這失敗的演奏中，劉品看到了何迸發出的對民族文化的依戀與忠誠。他鼓勵何佔豪為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大膽探索，這也是孟波在院黨委會提出的奮鬥目標。正是由於這位學院黨委書記的感召，管絃系的初生牛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因為受到了系黨支部書記的直接鼓勵，何佔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當時被稱作"小《梁祝》"的樂曲，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應該說，何佔豪進一步探索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已有良好的實踐基礎。
劉品原是總政歌舞團一位優秀的長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樂學院攻讀本科。他從小參加革命，早年入黨，還在學生時期就當黨支部書記。儘管他比何佔豪才年長1歲，卻因長期的實踐及組織工作鍛鍊，顯得十分成熟。溫州之行，顯示了他與他的直接指揮者孟波所共有的藝術與思想的雙重導能力。這正是現在不少藝術生產組織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積極性與實踐創造能力，並不完全等同。那個年代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將兩者劃等號，釀成歷史悲劇。何佔豪畢竟只是小提琴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從未學過作曲。他雖有一肚子越劇音樂，但素材不等於作品，就像從布料到成衣，需要技術一樣。對這一點，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介紹給孟波。他就是有"四隻音樂眼睛"之稱的陳鋼。陳鋼和何佔豪，同院不同系的兩個名字，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
在孟波決定調用陳鋼的時候，措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傳到了院黨委。有人認為，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
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他不僅"識才"、"用才"，還敢"護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當時多麼需要這種政治上的信任與保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週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國慶獻禮。聽了這番話，兩位作者堅定了信念。
然而，作為一所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孟波的職權範圍畢竟只在校園之內；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內的"自娛自樂"。《梁祝》協奏曲要走向社會，首先上海這座城市能否接納它？置身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擔憂。
《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那兒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管理部門預領一張"通行證"，確保藝術家的勞動成果得以實現。
誠然，《梁祝》在向國慶10週年獻禮的時候，不僅順利通過，且獨領風騷，聲譽鵲起。這是多麼地幸運！然而，《梁祝》對於孟波來說，並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認為，孟波組織《梁祝》創作，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告到中央，以致周恩來碰到孟波時，劈頭一句話就是："怎麼？你在排斥西方的東西！"陳毅一次到上海視察經濟工作，突然打電話給孟波，說要馬上到音樂學院看節目，並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後，陳毅表示滿意，在即興發言中，他嚴肅地強調："不能排斥西方優秀的藝術"，接著，他又補充道："當然也不能沒有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來自國家高層領導的責詢，使孟波蒙受難以言喻的委屈。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梁祝》被指為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鍊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一頂"反對三面紅旗" 的帽子，到處挨鬥，差點兒送命。風雨過後，夢醒時分，"彩蝶"又倔強、自由地展翅高飛。這位"總策劃"為扶持一部經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引領攀登藝術峰巔的嚮導，自己要有為藝術犧牲的準備，才可能組織生產出具有創世紀意義的優秀作品。
這是一個火熱得可以使人頭昏腦脹的年代。一陣"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腳步，粗暴地踐踏了科學。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園裡，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畫像，都被打上了"×"。孟波嚴肅地指出："不要這樣做，只要不把他們當作偶像就可以了。"他還指出，要創造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音樂，首先要向優秀的古典作品學習、借鑑。在踐踏科學的年代，給科學以最高的尊重，這就是《梁祝》協奏曲的成功之本。在何佔豪與陳鋼進入創作階段，孟波和劉品分別發動院和管絃系的專家一起給予具體的藝術指導。
在這個關鍵時刻，丁善德教授當起實質上的"藝術總監"。1928年，上海國立音專建校時，丁善德與張曙、冼星海等同是首批學生。後來，他去了巴黎音樂學院深造，曾創作多部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交響樂作品。在接受指導創作《梁祝》的任務後，他對陳鋼"單個教練"，逐一講解各種奏鳴曲的曲式結構，並一次次地審讀兩位學生噴吐出的每一個樂段，提出修改意見。對於其他老師、專家的意見，丁教授幫助兩個學生進行綜合、梳理，取其精華。
民樂系主任、著名國樂家衛仲樂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開設講座，講解民族樂器的各種演奏技巧，幫助學生們實現小提琴演奏的"洋為中用"。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小提琴演奏家趙志華，向何佔豪介紹各種小提琴演奏技法，為他提供各種藝術示範。從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小提琴演奏家陳又新教授，為小組同學邊講解邊演奏各種小提琴協奏曲。
當兩位作者決定將二胡的指法寫進協奏曲時，有人以為："用兩條弦演奏不能發揮小提琴功能"，還有人以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壞小提琴的演奏法則"。有些責難來自個別專家，兩位尚幼稚的學生猶豫了。劉品以系黨支部書記的名義，組織全系的專家展開論證，為兩位學生的藝術創造提供實踐與理論依據。
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首演時，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的全體同學都參加了演出。18歲的俞麗拿榮任小提琴獨奏；並由此獲得終身榮譽。樂隊指揮是指揮系學生樊承武。這是一個奇蹟。這部"為中國創造民族化交響樂開拓一片綠野"的《梁祝》協奏曲，作者都是學生。而且，這兩位學生在不到1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一部經典之作從選材到創作，直至走上舞臺的全過程。
《梁祝》在國內被譽為“民族的交響音樂”，整部協奏曲呈現出純樸、清逸、幽思並帶著濃郁民族風格的泥土芳香和仙樂般的境界，又運用西洋音樂的體裁和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當代小提琴中國民族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
相關推薦
